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后来讲经于庐山，踞狮子座而逝，很光荣。刘宋太祖文帝对于顿悟说，也很赞叹提倡，从此顿宗渐盛。可见禅宗之顿悟说，实始于4世纪后的生公。
现在要讲到菩提达摩的故事了。
在5世纪（470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479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520年始到，不确。按：520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尝说“达摩到永宁寺（510年造，520年毁），自称百五十岁”。他来中国是470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520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自称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达摩教义有两条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别无多，只须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做“壁观”。所谓“壁观”，并非专门打坐，乃面壁之后，悟出一种道理来。至于“行入”，就是从实行入的，内中又分四项：
第一，报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说，一切苦痛，都是过去积聚的，必须要“忍”，才算苦修。
第二，随缘行——就是“苦乐随缘，得失随缘”。
第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第四，称法行——即性净之理。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定。
达摩一派，主张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带两针一钵，修种种苦行，传种种苦行的教义。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见《续高僧传》中的“法冲传”）；因为楞伽就是锡兰岛，《楞伽经》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参见唐僧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民国二十年北平校刻敦煌写本。）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为什么后来竟成为一大禅宗呢？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讲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是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3世纪到4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5世纪前半，出了道生这个革命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个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出来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本《涅盘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具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当宋齐之际，从南印度来了一个和尚菩提达摩，先到广州，后又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讲过：他受空宗的影响很大，所以抛弃一切经典，只用一部南印度的小经典《楞伽经》四卷来教人。这是一个苦修的宗派，主张别人打我骂我，我都不要怨恨，所谓“逆来顺受”，认为自己前生造下了冤孽。他的禅法也很简单，谓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等一”，便是得道。故他们在行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传来的叫化子教他们过着极刻苦的生活，如达摩弟子慧可所传的满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食”。再传的满禅师，“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覆，常行乞食”。
在贞观十六年（西元642年），满禅师于洛州南会善寺倒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曰：“天下无人，方受尔请。”这个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风头，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里对这派曾这样说过：“人非世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为痛矣！”但当7世纪时，此宗风气渐变，刻苦独行的人不多，渐趋于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又说他们“诵话难穷，励精盖少”。他们为一部《楞伽经》作疏或钞（钞即疏的注解）。共有十二家，七十卷之多（也见道宣的“法冲传”）。可见这时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头陀的风味了。
到8世纪初，正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的时候，湖北荆州府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声誉甚隆。武后派人请他到长安（约701年），既来之后，便往来于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备受朝野尊崇，号称“两京法王，三帝（按：谓则天帝，中宗，睿宗）国师。”他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纪元706年（武后死的次年），谥大通禅师，当代人手笔张燕公（说）为之作碑。今日我们知道他的传法世系是：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第一次便发现于这个碑文里。但与道宣在“法冲传”内所记的不同，不过因为神秀地位极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确的了。神秀的二大弟子义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为国师，气焰熏天。义福死于736年（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谥大智禅师；普寂死于739年（开元二十七年），谥大照禅师。严挺之作《大智禅师碑》，李邕作《大照禅师碑》，都用了上列的传法世系。所以从701［年］到739［年］，这四十年中可以说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势力全盛时代。
据最可靠的材料，神秀并未着书；现在伦敦及巴黎所藏敦煌发现的写本中，有“五方便”一种；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义仍接近印度禅的渐修。如玄颐《楞伽人法志》上说：“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神秀临死时的遗嘱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张说所作碑文上说：“其开法大略，则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入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递为心要。”这可证明他的禅法仍是近于印度禅。普寂的禅法，据《神会语录》及《坛经》上说：“凝神入定（止），往往心净（观）；起心外照，摄心内证。”
也可证明神秀教义之一部。
当普寂、义福的气焰方张的时候，开元二十二年（734）河南滑台（即今滑县）的大云寺来了一个神会和尚，他居然大声疾呼要打倒伪法统，大会上宣言，弘忍并不曾传法与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师是他的老师岭南慧能。
原来在7世纪末8世纪初，中国另发生一个浪漫的大运动，使中国佛教又起一个大革命，革命的首领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广东佬，神会口中所说的慧能和尚。自从7世纪晚年，弘忍死后，他的两大弟子，神秀就称为北宗的大师，慧能也成为南宗的大师。慧能是广东新州人（现在新兴县，在高要的西南），他住过广州，后来住在韶州的曹溪山，故后人皆称为“曹溪派”，又因为他在最南方，就称为“南宗”。他所提倡的一种革命的教义也就是“顿悟”，他是个不识字的人，靠着砍柴过日子，他的成功全靠自己大胆的努力。他死于713年（开元元年），留传下来的只有《坛经》一书。这书也经过了许多变迁：民国十五年（1926）我在伦敦看见的敦煌唐写本，约一万二千字，可说是最早的一个本子；去年（1933）在日本看见的北宋初（970年，宋太祖开宝间）的《坛经》，分两卷，已加多了二千字；明本又加多了九千字，共计约二万四千字。但这部法宝《六祖坛经》，除“忏悔品”外，其余的恐就是神会所造的赝鼎（按：可参看《神会和尚遗集》卷首的“神会传”）。慧能的教义可分几点说：
一、自性三身佛
他说：向来劝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劝你归依自性三宝。三宝都在你心里：归依觉（佛），归依正（法），归依净（僧）。这是自性的三宝。他又说：向来人说三身佛；我今告诉你，三身佛都在你自己色身中：见自性净，即是清净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万法，即是自性千万亿化身佛；念念善，即是自性圆满报身佛。他又说：我本性元来清涉，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慧能教人，大旨如此。后人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是此义。此义还是源于“凡圣等一”，故人人都可以顿悟成佛的。
二、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自性自度；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法门无边誓愿学——自心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自悟即佛道成。
三、无相忏悔
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四、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摩诃”之意即是大，所谓“性含万法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般若”之意即智慧，所谓“一切时中，念念不忘，常行智慧”；“波罗蜜”之意是到彼岸，所谓“离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即名到彼岸”。
五、反对坐禅
他说：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他说“一行三昧”，就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名一行三昧”。“若坐不动是禅，维摩诘不合诃舍利弗宴坐林中”。（这是《维摩诘经》的影响。）神会，襄阳人，约710年（睿宗景云元年）到曹溪见慧能。在慧能死后二十一年，即734年（开元二十二年），他才到河南滑台传道；到现在1934年我们来讲他，恰好是他整整的一千二百年纪念。那时他在大云寺大会上当众宣述南宗的宗旨，说当时公认的传法正统是假的，大胆指斥普寂“妄竖神秀为第六代”；他说当初菩提达摩，以一领袈裟为传代法信，授给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所以我们才是正统，有传法袈裟在韶州为证。他自己称说这次在河南“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是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现在普寂妄称自己为第七代，把神秀称为第六代，他要誓死反对！或曰：普寂禅师名望盖世，天下知闻，如此排斥，恐与身命有关。他说：“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岂惜身命？”他更进一步说，神秀在世时，因袈裟在韶州慧能处，所以不敢自认是第六代；乃普寂竟让同学广济于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当时普寂尚在，但也没有人出来否认，可是神会也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人问他：菩提达摩以前，西国又经几代？他可没有预备，信口答出“八代”，并且还把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误作一人（见前讲）。至天宝四年（745），神会到了东京（洛阳），在荷泽寺继续“定南宗宗旨”，继续攻击神秀、普寂一派的“北宗”为伪法统，定慧能一派的“南宗”为菩提达摩的正统。他提倡顿悟，立“如来禅”，破北宗渐教的“清净禅”。其实，平心而论，真正的顿悟是不通的。如姜太公钓鱼，被文王任为宰相；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按：此两事，神会语录中常举作“顿悟不思议”的比喻）。乃至李白之斗酒诗百篇，莫不是积了数十年许多零碎的经验，蕴蓄既久，一旦发挥出来，所以“顿悟”云云，往往也须经过“渐修”；不过因他是年过八十的老头儿，状貌奇特，侃侃而谈，就轰动了不少的听众。其时义福、普寂都已死了，在生时似乎是不理他，死后他们的徒子徒孙，眼见他声名日大，而且绘出图像来宣传他所造作的楞伽宗法统史，公开地攻击北宗法统，说来动听感人，于是普寂一派人只好利用政治势力来压迫神会。天宝十二年（753），遂有御史卢奕上奏，弹劾神会，说他“聚徒，疑萌不利”；朝廷就把他赶出东京，黜居弋阳（在今江西），又徙武当（在今湖北均县），又移襄州（在今襄阳），又移荆州开元寺，苦煞了这个八十五六岁的老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