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迫害虽只延续了两年的时间，但亦足够破坏佛教的大部势力了。经统计结果，计毁大寺及僧院4600余区，毁招提兰若及禅居40000余区，没收寺庙田产数百万亩，释放男女奴婢15万多人，迫令僧尼26.5万还俗。只许长安和洛阳两个京城各留佛寺一座，每寺留僧30人。在全国228个州中，只有“上州”的州府所在地可以保留佛寺一所，每寺只许留僧10人。所有佛典、佛像，以及与佛教有关的石刻、碑铭，凡是被找到的，都给毁了。于此一灭佛政策实施后，为了表示佛教系番邦夷狄之教起见，皇帝在一道迫害的命令之后特别规定说：“所留之僧，皆隶主客（专门掌理番邦进贡事宜的官职，相当于今日外交部礼宾司之类），不隶祠部。”
此种大迫害，大破坏，尽管残忍而又野蛮，但对禅僧不但危害不大，相反，可能倒加强了他们的势力，因为他们根本无须依靠庞大的财产和堂皇的建筑。实在的，他们甚至对于经典也不必依赖。并且他们在理论上乃至行动上，亦有排斥偶像的倾向，至少他们中部分却是如此。
在这次大迫害之后，一位传记作者在为马祖弟子——沩仰宗初祖之一的沩山灵佑（853［年］卒）——所作的一篇碑铭中，非常直率地告诉我们，在大迫害期间要他还俗时，他即“裹首为民，惟恐出蚩蚩之辈”。而当大迫害过后，准许复兴佛教之时，与宗密等许多大师友好的湖南观察使裴休居士请他出来弘扬佛法，他的弟子建议他把留起的须发剃除，他微笑着说：“你以须发为佛耶？”但当他们再三劝请时，他便又笑着答应了。这是一位大禅师对于大迫害的看法。他似乎并未受到多大扰害。
毫无疑问的，在大迫害之后的数十年间，最伟大的两位禅师，恐怕要数偶像破坏主义者的德山宣鉴（865［年］卒）和临济义玄（866［年］卒）了。
宣鉴是第10世纪兴起的云门和法眼两宗的精神祖师。他遵循马祖之道教人“无事去”，颇有老庄哲学的风味。他说：“诸子，莫向别处求觅，乃至达摩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盘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他最喜欢用最亵渎的话说佛教里最神圣的东西：“这里佛也无，祖（查《指月录》此字为“法”——译者）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盘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自求得了么？”
“仁者，莫要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你且不闻道：老胡（按指佛——译者）经三大阿僧只却修行，即今何在？
八十年后死去，与你何别？”“仁者，莫用身心！一时放却，顿脱羁锁！”
就在宣鉴在湖南西部教禅的同时，与他同代，可能是他门人的义玄，亦在北方（今之河北西部）民间展开了他的临济派。此派在其后的两个世纪，成了中国禅最具影响力的一宗。
义玄的伟大处，似乎在于他把知性的解放视为中国禅的真正使命。他说：“达摩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的人。”“山僧无一法与人，只是治病解缚。”“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始得自在。”“夫真学道人，不取佛，不取菩萨罗汉，不取三界殊胜；迥然独脱，不与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诸佛现前，无一念心喜；三涂地狱顿现，无一念心怖。”
“是你目前用处与祖佛不别。只么不信，便向外求。莫错！向外无法，求亦不得。”“你欲识得佛祖么？只你面前听法的是！”
以上宣鉴和义玄用“白话”所说的一切，就是中国的禅，而这个，且让我再来重说一次：根本算不得是禅。
但那些虔诚的佛教徒偏要告诉我们：所有这些，既非自然论，亦非虚无说，更非打破偶像！他们说：那些伟大禅师所指的东西，并非这些白而粗鄙的言词所示的意思；他们所用的是禅的语言。而禅是“超越人类理解的境域之外的”！
禅宗教学方法的发展
禅，以其在中国思想中所占的时间而言，前后涵盖有400年左右——约当公元700到1100年之间。最初的150年，是中国禅各派大宗师的时代——亦即危险思想、大胆怀疑、和明白直说的时期。
我们可以从此一时期的可靠文献看出，所有自神会、马祖、到宣鉴和义玄等大师都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说法，并未使用字谜样的文词，姿势或动作。被认为是马祖及其亲传弟子所作的某些谜样的答话，都是很久以后的发明。
但当禅学在士大夫及政治圈中受到敬重，甚至变成一种时髦的玩意时，就有一些和尚和一知半解的俗人，用禅师们所说的言句去交谈和聊天。在这当中，禅宗祖师的伟大观念，实有落入所谓“口头禅”的危险。又，由于禅很快就取代了佛教所有其他的一切形式，住在山上的杰出禅师也就不得不循信众或国家的要求，时常到都市的寺院中去担任或主持佛教的许多礼拜仪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真的相信无佛无菩萨，但要他们向支持他们的有力外护说“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可以吗？那么，有没有别的比较巧妙但同样刺激思想而不至落入“口头禅”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前辈大师所明白说出的东西呢？
所有这些新的情况，以及其他种种可能的原因，使他们不得不想出一套新的教学方法，运用许多奇怪、有时似是疯狂的姿势、言辞或动作去传达一种真理。义玄本身或许就是使用这些技巧的第一个人，因为他是以棒打发问者或对之发出震耳欲聋的大喝着名的宗师。他这一宗——临济宗，在其后100年间所发展出来的一套取代直说的奇特教学方法中，扮演了一个最为突出的角色，说来也许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但此种教学方法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疯狂技巧，并非如一般所常描述的那么不合逻辑或违反理性。将禅宗各派及当时的目击者和批评家所作之相当可靠的记录与证词，做了一番谨慎和同情的检讨之后，我深深地相信：在所有这些看来似是疯狂混乱的表面之下，存在着一种明白而又合理的、可以称作困学的教学方法——亦即让学者透过他自身的努力和逐渐扩大的生活体验去发现事物的实相。
略而言之，此种教学方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是一般所谓的“不说破”原则。禅师对于初学的责任是：
不将事情弄得太易，不把问题说得太直，鼓励学者自行思考，自寻真理。禅宗大师之一的法演（1104［年］卒），曾经吟过两句出处不明的偈语：
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此种教学方法实在太重要了。12世纪最伟大的儒教思想家兼大导师的朱熹（1130-1200），某次感慨地对他的门人说：“吾儒与老庄之所以后继无人，而禅家却易得传承者，乃因彼等能冒不说破的危险，使学者疑惑不决而有所审发也。”一位禅学大师在谈到他的证悟经验与老师的关系时，常说：“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
其次，为了实行“不说破”的教学原则，第9、第10世纪的禅师们想出了多种多样的奇特方法去答复问题。如有初学来问：“什么是真理？”或“什么是佛法？”他们如非当下给以一记耳光，就是给他一顿痛棒，再不然就是默然休歇去。有些比较温和的禅师，则教问话者到厨房去洗钵盂。另外一些禅师，则用似是毫无意义，或似非而是、或全然矛盾可疑的话去作答。
因此，当有人问云门宗的初祖文偃（949［年］卒）“什么是佛”时，他便答道：“乾矢橛。”（这句反偶像的答话听来似乎太亵渎了，使得铃木故意将它译为dried-up dirt cleanter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了这点。自然，这个译语既欠正确，亦无意义。）这样的一种答语，绝非所谓无意味语；他是遵循他的师祖德山宣鉴的反偶像的教法而答的，后者确曾说过：“佛是老胡矢橛！”“圣是空名！”这类的话。
曹洞宗初祖之一的良价禅师（869［年］卒），当有人向他问及同样的问题时，他便悄声答道：“麻三斤。”于此，只要我们记得早期某些大师的自然主义思想。便会明白这句话也不是没有意味的了。
但初学的人很可能不会懂得这句话的意义，因此，他只好回到厨房去洗碗碟。他感到了疑惑，因为不能了解老师的答话而感到惭愧。他疑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师便叫他到别处去碰碰机缘。于是，他踏上了学习的第三个阶段——整个教学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环，这叫做“行脚”。
那些说禅的方法是非理性的，是神秘的，因此也是“绝对超越人类理解境域”的批评者，对于此一行脚阶段——从这一山到那一山、从这一派到那一派、从这一师到那一师，到处访师参学的重大教育价值，都未能够得到适当的了解。许多着名的禅师，都曾花过10年、20年、及至30年的时光，行脚到许多大师的会下参学请益过。
且让我再拿朱熹所说关于赏识禅家“行脚”的话为例。这位新儒运动的伟大领导者，病倒在床，快要死了。他的得意门生之一的陈淳前去看他，并在他的书院中度了几天。某日晚上，躺在床上的朱熹对他说道：“……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天下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闭门猛坐便了、便可以为圣为贤。自古无不晓事的圣贤，亦无不通变的圣贤，亦无关门独坐的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
现在且让我们回到行脚僧的话题。所谓行脚僧，只带一根拄杖，一只钵盂，一双草鞋，总是步行。他沿途乞食求宿，有时得在路旁的破庙、洞窟或被弃的破屋中歇脚，他忍受风霜雨雪的肆虐，有时还得忍受俗人的冷酷。
他见到了世面，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他在当代许多伟人门下参叩，学习发问，发生大疑。他与同学讨论问题，交换意见。就这样，他的经验日见广阔，理解日见加深。然后，某天，当他偶然听到一个女工的闲聊，或听到一个舞女的艳歌，或闻到一朵无名小花的幽香时——这时，他便恍然大悟了！多么真实！“佛真像一个矢橛！”“佛就是麻三斤！”现在一切了如指掌了。“桶底已经脱落”，奇迹终于发生了！
于是，他复再度长途跋涉，回到他的本师面前，带着真挚的眼泪与欢欣，拜倒在从未让他轻易的良师脚下，磕头答谢。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中国禅的教学方法。这就是朱熹在吟味下面的诗句时所领略的风光：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样的禅，是不合逻辑、违反理性、超越人类知性理解的吗？
我且让11世纪的伟大禅师法演来答复这个问题。某日，他向听众问道：“我这里禅似个什么？”接着，他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忽滑谷快天和铃木二人前已译过，现在我再将它另译如下：
有两个贼；一个老贼，一个小贼。老贼年老了，有一天，他的儿子问他：“爸爸：您老了，告诉我找饭吃的法子吧！”老贼不好推却，便答应了。一到晚上老贼就把小贼带到一富人家，挖了一个洞，进到屋里。用百宝囊里的钥匙，将一个大柜子的锁开开，打开柜门，让他儿子进到里边。等他儿子进去之后，他又把柜子锁了，并且大喊：“有贼！有贼！”他便走了。富人家听说有贼，赶急起来搜查，搜查结果，东西没丢，贼也没有看见，仍然睡去。这时锁在柜子里的小贼，不晓得他父亲什么用意，只想怎样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里边太太听到，就叫丫环掌灯来看衣服。刚一开开柜子，这小贼一跃而出，一掌把丫环打倒，把灯吹灭，竟逃走了。富人家发觉后，又派人直追。追到河边，这小贼情急智生，把一块大石头抛到河里，自己绕着道儿回去了。到得家里，看见他父亲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亲为什么把他锁在柜子里。他父亲只问他怎样出来的。他把经过说了之后，老贼便捻髯微笑道：“你以后不愁没有饭吃了！”
“这个，”法演大师接着说：“就是我所说的禅。”
这个，就是11世纪末期的中国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