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替傅先生添一些证据。鲁僖公死在他的三十三年十一月乙巳（十二日），次年（文公元年）夏四月葬僖公，又次年（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为文公聘妇。《左传》说，“礼也”。《公羊传》说，“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昏。”此可证鲁侯不行三年丧。此一事，《左传》认为“礼也”，杜预解说道：“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则纳币在十二月也。”然而文公死于十八年二月，次年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杜预注云：“不讥丧娶者，不待贬责而自明也！”此更是鲁侯不行三年丧的铁证了。《左传》昭公十五年：
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荀跞）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杜注：
“天子绝期，唯服三年，故后虽期，通谓之三年。”）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
……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
这可证周王朝也不行三年丧制。《孟子》所记滕国父兄百官的话可算是已证实了。
周王朝不行此礼，鲁、滕诸国也不行此礼，而孔子偏大胆的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记子张问：“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直对他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檀弓》有这样一段：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孔子、子张都是殷人，在他们的眼里嘴里，“天下”只是那大多数的殷商民众，“古之人”也只是殷商的先王。这是他们的民族心理的自然表现，其中自然也不免带一点殷人自尊其宗教礼法的宣传意味。
到了孟子，他竟说三年丧是“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的了。
到《礼记·三年问》的作者，他竟说三年丧“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果然，越到了后来，越“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直到傅斯年先生方才揭破了这一个历史的谜！
三年之丧是“儒”的丧礼，但不是他们的创制，只是殷民族的丧礼，——正如儒衣儒冠不是他们的创制，只是殷民族的乡服。《孟子》记滕国的父兄百官反对三年之丧时，他们说：
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这句话当然是古政治家息事宁人的绝好原则，最可以解释当时殷、周民族各自有其丧祭制度的政治背景。统治阶级自有其周社，一般“国人”自有其亳社；前者自行其“既葬除服”的丧制，后者自行其“天下之通丧”。
三
我们现在要看看“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孔子以前，儒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道了。但我疑心《周易》的“需”卦，似乎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儒字从需，我疑心最初只有一个“需”字，后来始有从人的“儒”字。需卦之象为云上于天，为密云不雨之象，故有“需待”之意。（《彖传》：需，须也。）《象传》说此卦象为“君子以饮食宴乐”。《序卦传》说：“需者，饮食之道也。”《彖传》说：
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程颐《易传》说此节云：
以险在于前，未可遽进，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刚健，而能需待不轻动，故不陷于险，其义不至于困穷也。
这个卦好像是说一个受压迫的人，不能前进，只能待时而动，以免陷于危险；当他需待之时，别的事不能做，最好是自糊其口，故需为饮食之道。这就很像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儒”了。这一卦的六爻是这样的：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象》曰：“需于沙”，衍（愆）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这里的“需”，都可作一种人解；此种人的地位是很困难的，是有“险在前”的，是必须“刚健而不陷”的。儒在郊，完全是在野的失势之人，必须忍耐自守，可以无咎。儒在沙，是自己站不稳的，所以说“衍（愆）在中也”。儒在泥，是陷在危险困难里了，有了外侮，只有敬慎，可以不败。儒在血，是冲突之象，他无力和人争，只好柔顺的出穴让人，故《象传》说为“顺以听也”。儒在酒食，是有饭吃了，是他最适宜的地位。他回到穴里去，也还有麻烦，他还得用敬慎的态度去应付。——“需”是“须待”之象，他必须能忍耐待时；时候到了，人家“须待”他了，彼此相“需”了，他就有饭吃了。
《周易》制作的时代，已不可考了。《系辞传》有两处试提出作《易》年代的推测：一处说：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又一处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不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
《易》卦爻辞已有“箕子之明夷”（《明夷》五爻），“王用享于岐山”（《升》四爻）的话，似乎不会是“文王与纣”的时代的作品。“文王囚居羑里而作《易》”的说法，也是更后起之说。《系辞》还是猜度的口气，可见得《系辞》以前尚没有文王作《易》的说法。《系辞》的推测作《易》年代，完全是根据于《易》的内容的一种很明显的人生观，就是“其辞危”，“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从第一卦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到第六十四卦的“有孚于饮酒，无咎”，全书处处表现一种忧危的人生观，教人戒惧修德，教人谦卑巽顺，其要归在于求“无咎”，在于“履虎尾不咥人”。《系辞》的作者认清了这一点，所以推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个观察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测《易》的卦爻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殷民族受周民族的压迫最甚的一二百年中。书中称“帝乙归妹”（《泰》五爻），“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更可见作者是殷人。所谓“周易”，原来是殷民族的卜筮书的一种。经过了一个不短的时期，方才成为一部比较最通用的筮书。《易》的六十四卦，每卦取自然界或人事界的一个现象为题，其中无甚深奥的哲理，而有一些生活常识的观察。“需”卦所说似是指一个受压迫的智识阶级，处在忧患险难的环境，待时而动，谋一个饮食之道。这就是“儒”。
（“蒙”1卦的初爻说：“发蒙，利用刑人，用说（脱）桎梏以往，吝。”
这里说的也很像希腊的俘虏在罗马贵族家里替他的主人教儿子的情形。）
孔子的时候，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我们先说“小人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墨子·非儒》篇有一段描写当时的儒：
夫（夫即彼）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毕沅据《孔子世家》，解浩居为傲倨），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避）之。是若人气，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贲即奔字）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
夫（彼）□□□□（孙诒让校，此处疑脱“春乞□□”四字），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
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财）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这虽然是一个反儒的宗派说的话，却也有儒家自己的旁证。《荀子·儒效篇》说：
逢衣浅（《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杨倞注引《说苑》淳于髡述“邻圃之祠田，祝曰，蠏螺者宜禾，污邪者百车。”“蠏螺盖高地也，今冠盖亦比之。”）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
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王念孙云：举读为相与之与）
其上客，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用战国晚期荀卿的话来比较墨子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在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之间，已有这种俗儒，大概就是孔子说的“小人儒”。
从这种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几个要点：第一，他们是很贫穷的，往往“陷于饥寒，危于冻馁”；这是因为他们不务农，不作务，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第二，他们颇受人轻视与嘲笑，因为他们的衣食须靠别人供给；然而他们自己倒还有一种倨傲的遗风，“立命，缓贫，而高浩居”，虽然贫穷，还不肯抛弃他们的寄食——甚至于乞食——的生活。第三，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因为人们必须请他们治丧相礼，所以他们虽然贫穷，却有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骂他们的可以说他们“因人之野以为尊”；他们自己却可以说是靠他们的知识做“衣食之端”。第四，他们自己是实行“久丧”之制的，而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技能是替人家“治丧”。他们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这是儒的本业。
从这种“小人儒”的生活里，我们更可以明白“儒”的古义：
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
其实一切儒，无论君子儒与小人儒，品格尽管有高低，生活的路子是一样的。他们都靠他们的礼教的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在那殷、周民族杂居已六七百年，文化的隔离已渐渐泯灭的时期，他们不仅仅是殷民族的教士，竟渐渐成了殷、周民族共同需要的教师了。
《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自恨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左传》又说，孟僖子将死时，遗命要他的两个儿子何忌与说去跟着孔子“学礼焉以定其位”。孔子的职业是一个教师，他说：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束修是十艇脯，是一种最薄的礼物。《檀弓》有“古之大夫，束修之问不出竟”的话，可证束修是赠礼。孔子有“博学”、“知礼”的名誉，又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故相传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
这就是他的职业了。
孔子也很注重丧祭之礼，他作中都宰时，曾定制用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见《檀弓》有若的话）他承认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又建立三年之丧的理论，说这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十七）这都可表示他是殷民族的宗教的辩护者，正是“儒”的本色。《檀弓》记他临死之前七日，对他的弟子子贡说：
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看他的口气，他不但自己临死还自认是殷人，并且还有“天下宗予”的教主思想。（看下章）
他和他的大弟子的生活，都是靠授徒与相礼两种职业。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檀弓》说：
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君子以为沽也。（《七经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有“君子”二字，他本皆无。）
“沽”是寒贱之意。当时周民族已与殷民族杂居了六百年，同化的程度已很深了，所以鲁国的大夫士族也传染到了注重丧礼的风气。有大丧的人家，孝子是应该“昏迷不复自知礼”了，所以必须有专家相导。这正是儒的“衣食之端”。杜桥之母之丧，竟不用“相”，就被当时的“君子”讥为寒伧了。
孔子为人相丧礼，见于《檀弓》：（参看下文第六章引《曾子问》记孔子“从老聃助葬”）
国昭子之母死，问于子张曰：“葬及墓，男子妇人安位？”
子张曰：“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
据《檀弓》，司徒敬子是卫国大夫。孔子在卫国，还为人相丧礼，我们可以推想他在鲁国也常有为人家相丧礼的事。《檀弓》说：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
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