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今年7月24日不幸把右腿跌断了，在广西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市委的关怀下，现已基本好了，只是还需要扶拐棍走路，我希望回京检查一次。葛惠敏还需要回京治疗，在我身边的两个小孩，小光（19岁），小旭（18岁）也要回京才好安置他们继续上学或者进工厂做工，或者到国营农场去劳动。
随我一道回京的有一个炊事员陈培金（我的女婿）、女儿和外甥。
请主席批示。
祝：主席健康长寿！
谭震林
1972年12月26日
这两封信，通过有关渠道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读此信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只见到他用粗铅笔作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第二封信所提问题，请纪、汪办。
19+73年1月2日
毛泽东批示不久，谭震林就被中央派去的公务车接回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
自认对“大跃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晚年他有了重新的认识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谭震林是真正的逆境的话，那么，大跃进时期则应该说是他当时的顺境，后来的逆境了。
我们还从后来说起吧！
1981年早春，乍暖还寒。北京街头虽有几株玉兰、迎春点缀，却还不见春姑娘的容颜。
俗称“谭老板”的谭震林对家人说：“北京的春天来得晚，南方早是柳绿花红。”孩子们说，老人心里早是春天了。
这一年，谭老板已经79周岁，按照中国民间的算法，这是80岁了。
过完春节，他就开始准备东西，仿佛是要转移战场、开辟新区。晚辈问他：“您要到哪里去？”
他回答说：“要到农村看看。”
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当学徒工也是紧靠农村的小城镇。是中国农村的水土滋养了他。
南北征战，大部分时间也在农村。他手下的干部、战士，多是穿了军装的农家子弟。他所参与指挥的战斗战役，也多是在农村的土地上。江南的红壤、江北的黄土上都有他的足迹。
他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的依然是农业口的工作。蹲点、调查往农村跑；制定农业规划、农业政策更离不开广大农民兄弟。他常说：我们的血脉里有中国农民的血液。
近几年是怎么了？还是那片国土，还是黄皮肤黑眼珠的人，却把中国的农村弄出了许多令人瞠目的变化。生产承包责任制几乎席卷了全国农村。对此，议论颇多。“好得很”、“糟得很”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像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一样。这对于曾经长期分管过农村工作、参与主持制定过农村工作多项方针政策的谭老板来说，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他没有表态，也没有发议论，而是坚持说，要到农村看看。
此时，北国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而江南却是春意盎然。老人不顾疲劳，东奔西跑，看了一个村，又看一个庄。他在一家种植白木耳的农户面前，详细询问了收入情况，当他得知这家年收入在万元以上时，不禁问了一句：这里没有“浮夸”吧？农民领着他看了自己购买的汽车，他信服了。
江苏农村的巨变，使谭老板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幢幢红砖蓝瓦的小楼的主人，不是高级干部，也不是工人、机关干部的宿舍，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屋里的陈设，都有80年代的特色。他指着刚刚修好的一幢小楼，问它的主人：“是自己出钱修的？”
“攒了3年的钱。”小伙子很诚恳地回答。
“三层楼都用来干什么？”
“一层老人住。二层我们住。三层是库房，放粮食和东西。”
“让老人住楼下可不好！”
小伙子一听急了，说：“可不是我们故意让老人住楼下。是老人嫌上下楼不方便。”
谭老板哦了一声，笑了。
随行的同志都记得，那一晚，谭老板在住地的院里转了好久。他不言不语，只是慢慢地转啊走啊，甚至惊飞了树上的鸟儿。
是什么东西刺激了他？他在思考什么？警卫员不便问，别人也不好问。他转回寝室后落座在沙发上，慨叹一声：“那个时候，中国都在发热，全党都在发热呀！”
那段日子在他记忆中是不会轻易抹掉的。
他清楚地回忆起既充满豪情又脱离实际，既意气风发又充满幻想的日子。
他对警卫人员说：“那时候，大家怎么都相信那些没有影子的事情呢？”
1958年1月3日，汕头先报出了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紧接着，贵州金沙报出了3025斤的纪录。北方不甘落后，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015斤。湖北襄阳、河北魏县、湖北谷城、河北临漳、湖北光化，以及河南商丘、辉县、西平……一个比一个产量高。到了盛夏，高产的温度比大自然的温度还高——湖北麻城亩产36900多斤，安徽繁昌43075斤，四川郫县824525斤。
这是天方夜谭吗？不是。只要翻开那时的报章杂志，“卫星”是随处可见。
我们的党报，以通栏的大标题印着醒目的黑体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些，谭老板不仅相信了，而且还大力鼓吹过。第一次引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口号的工作组，就是他派出去的。
想想也难怪。新中国刚成立，面对一穷二白的华夏大地，毛泽东不是说过嘛：“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亿万人民需要的，不正是过上好日子吗？
人民的需要和领袖们的愿望重合在一起，而怎样走向富裕又没有现成的模式，所以就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跃进”。
那时的口号多么鼓舞人心啊！“超英赶美”，15年超过英国，20年赶上美国。
至今，人们也不会怀疑这些口号的动机是否正确。而人们看到的，是这个口号是多么地不自量，多么地盲目和可笑。
事实是，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工农业不仅没有追上英国，赶上美国，反而同他们差距更大了。
毛泽东是喜欢跃进的。要不，他怎么能在《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上批示“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呢！
谭老板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无比兴奋。在这一点上，他们合拍了！
毛泽东冒着酷暑，到农村视察。他要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徐水、安国、定县、新乡……处处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再加上老天作美，庄稼长得确实好。这不能不促使毛泽东热上加热。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主持作出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致使原来是局部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向全国蔓延。
那段时间里，谭老板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形势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分管农业口工作，哪能有片刻的歇息。他下河南、跑山东、走安徽、去浙江……
谭老板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丰收在望的庄稼和人们的冲天干劲。到处是猎猎的红旗，到处是“大战丰产田”的人群。他情绪受到鼓舞，他觉得自己在八届五中全会后定下的指标是“右倾”保守了，毛泽东提出的“插红旗、拔白旗”是有道理的。各地形成的“高产竞赛”、“高指标竞赛”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
不知不觉中，他的头脑也越来越发热。在安徽，他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我来安徽，主要看形势，不是要大跃进吗？究竟怎么个跃法？怎么个进法？干劲究竟有多大？干劲表现在什么地方？一看就得出一个概念：劲头很大，各种作物生长都很好，我就看到了大跃进的形势。亳县的谷子长得很整齐，可以来个亩产千斤。临泉的棉花可以来个亩产250斤皮棉。桐城的水稻搞得不错，你和大家比赛，不要压淮北，要压湖北，压湖南的醴陵，压广东的汕头。汕头、醴陵和湖北的几个县，是搞亩产1500斤的，你们来个全县平均2000斤，盖过它。这不是自满，这是打擂台……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就出来了。现在河南正同湖北争，第一个卫星叫2000斤，第二个叫3000斤，第三个叫4000斤。大概过几天还能出现5000斤。我看麦子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万斤亩？我看有可能。
谭老板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极其真诚的。下面的三级干部听这些话的时候，也是真诚的。
谭老板虽然有些异想天开，但他毕竟是接触到一些实际的。因而即使他的讲话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有一些空想的成分，但还不像小知识分子的那种不切实际。山西省洪洞县给中央的报告中称：“……使小麦和谷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8寸到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如果每亩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粒像石榴籽那样大，产量就无法计量……”对此，谭老板是将信将疑的，曾专门找有关科学家问过。得到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
他的头脑发热，也还是有些现实的。如果借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这句话，倒还比较合适。请看他在陕西西安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就是我刚讲的：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是光吃饱。每顿都有荤，或者吃鸡肉，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当然，有些珍贵的食品，猴头、燕窝、银耳，能作为“各取所需”？
还不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