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不知鬼不觉中，毛泽东到达武汉。当天，谢富治和王力也赶到这个江城火炉。
毛泽东明确说：“我们为陈再道保驾！”
情况突变，武汉三镇吼声如雷，毛泽东所在的东湖，冲进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一封江青亲笔签署的信件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
毛泽东一句话，使得许世友这个硬汉子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毛泽东说，我哪里也不去，就去武汉
毛泽东一生中有过许多次南巡。
1953年的沿长江考察；1956年的“到中流击水”、“万里长江横渡”；1958年“大跃进”中，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几乎每一次南巡都会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几乎每一次南巡都要给人们留下许多不解之谜。
几乎每一次南巡都给那些研究历史和研究毛泽东的人留下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有幸和1967年陪同毛泽东主席南巡的杨成武将军结识，并且有机会长谈，于是就有了如下的文字。
毛泽东说：我要到武汉去游水。众人劝他不要去，他根本不听……
这是1967年7月初的一个下午。酷热的北京忽然刮起一阵风，吹来几团云。
此时，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这是中央政治局的大碰头会，照例由周恩来主持。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给“文化大革命”定下部署——“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叫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这个话在一定的范围内做过传达，所以有“三年文化大革命”之说。至于后来“文化大革命”到他老人家逝世都没能结束，那是另一回事。
等讲完一些重大问题之后，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说：“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一走，到武汉游泳，那里的水好。”
毛泽东讲完以后，会场上沉默了一下。
毛泽东说他去游泳，只是说了表面现象，他到武汉，恐怕还有潜台词。
紧接着大家都劝他不要去，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外面很乱，各地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许多次的争斗，这种情况下去武汉，怕不安全。
有人说，主席要游泳不一定非要去武汉，北京的十三陵、密云水库也可以嘛。
毛泽东说，我要去武汉，那里的水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去武汉。
毛泽东有个特点，就是他认定了的事情，谁也不可能改变，大到党和国家的决策，小到他的衣食住行。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也是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让杨成武当联络员，负责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联络。
“就这么定了，３小时以后出发。”
毛泽东挥了挥手。
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毛泽东到达武汉。
当天，谢富治和王力也赶到这个江城火炉毛泽东的专列，奔驰在京广线上。
一上了火车，毛泽东就开始工作。他先是把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郑维山找来，让他汇报有关北京地区的情况。
车窗外，只要是过一个城镇，就可以看到大标语。车到郑州，他看到了这样两条根本对立的大标语：
“大局已定，二七公社必胜！”
“二七公社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
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
他对杨成武说，你可以把我的这句话告诉他们。
毛泽东这次到武汉，还是住他住过的老地方——东湖甲所，也就是人们说的梅岭一号。
周恩来总理是个办事十分缜密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毛泽东决定了要去武汉之后他立即给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打了电话，要他马上到武汉。谢富治是公安部部长，要公安部长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个时候，正和谢富治在重庆的王力，也立即赶到了武汉。
他们一到武汉，就冒着酷暑来到了“群众运动”中——到街上去看大字报。
他们还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带领下来到了武汉大学。在群众中，他们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和当地的造反派交谈起来。殊不知这为后来发生“七二0”事件，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笔。关于王力和谢富治到武汉的情况，当事人之一的王力是这样回忆的：
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李作鹏用吉普车去机场接的。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随后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李作鹏、余立金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会议精神。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
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查一下，果然过去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总理去武汉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忠心耿耿。那时如果主席真出了问题，可是不得了的。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了另一派。同时不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由中央定的方针。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主席当天晚上到达武汉。当天谢富治就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与重庆来的人一起去了（没有武汉军区的人做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本来我们没有任何任务解决任何问题。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写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正好说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决定由总理正式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总理不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车站去接主席，而是自己亲自去接。14日晚，陪主席一起来武汉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
要是依了毛泽东本人，他到武汉的当天就要游长江。人们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先去试水。杨成武自然是要去的。
他们来到江边，有几个战士先下了水。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这不是杨代总长吗？”
“对，就是杨成武！”
不好！有人认出了他。
他赶忙说：“不是，我不是杨成武。你们认错人了。”他知道，一旦暴露了身份，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猜测。
“就是，就是，我们在电影上见过你。”
不管杨成武怎么解释，人们还是认定他是杨成武。那些日子，全国都在放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杨成武在上面出现过多次。
这就不好办了，要是一旦走露了消息，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他们一行人赶忙打道回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明确说：“我们为陈再道保驾！”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似乎也不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而且有的地方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如果说他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就预料到会发生全面“内战”的话，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做了。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各个造反派组织应该实行大联合，不应该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要周恩来做“大联合”的工作。
就我们看到的材料来看，周恩来对“大联合”也是很有兴趣的。他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都为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做了不少的工作。
7月17日上午９时，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等人开会，听取处理西南地区和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情况汇报。
虽然那时老百姓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神化的地步，但这时的毛泽东在直接接触他的人中留下的印象还是很随便的一个人。
他说话时也好像没有想到他的讲话都是最高指示，所以当谢富治、王力汇报时，他有时插话还说上一两句笑话。
他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湖北。
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比湖南、江西要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
毛泽东讲起话来往往是滔滔不绝的，而且很有点海阔天空，挥洒自如。
他说：
“三新”、“三司”（当时湖北的两个群众组织）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最好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说到军队支左时抓了一些造反派头头，他是不满意的。毛泽东是不同意把那些人抓起来的。
这时就谈到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对这个军区司令满怀同情地说：
“陈再道不高明，不动脑子。”他认为陈在处理和造反派的关系上，是用脑子少了一点，他还说：“不管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但在当时汇报会上，还是有人讲了陈再道很多的问题。毛泽东用征询的口气说：“要陈再道检讨，能转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也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为他保驾！”
听了他的讲话，在场的人可能各有想法，但就不好在他面前说了。
他又说：“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当时武汉的形势是，军队支持了多数派，怎么样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呢？
毛泽东给他们出了主意：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工支农。军训怎么样？
这时有人回答：“军训反过去了。”
毛泽东抬起头，说：“反过去还是反过来？”
说话的人认为是反过去了。
毛泽东又问：“‘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
工作组的人认为他们是保守组织，并且说他们要全线反击。
毛泽东说：“啊，这是中央苏区的口号，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
在谈这些问题的同时，毛泽东态度明确地指出：“百万雄师”，可以继续保持名称。要做工作，要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现在群众对陈再道的意见太大，要坚决打倒他。
毛泽东说：“不要太看重。”
毛泽东的这些话，显然是和王力等人对陈再道的态度不同。王力等人反映的“群众意见”是打倒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军区司令员。
但是，毛泽东也讲了他对武汉的两派的印象。他说，武汉各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也没有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司”“三新”的报纸抢着看，广播了，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
这看似矛盾的两句话，的确说明了毛泽东的态度。一方面，他是支持所谓造反派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把陈再道等老同志打倒——这与他的最新指示很吻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嘛！
毛泽东的谈话还是海阔天空，他说：去年（指1966年）1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指今年到武汉来）来以前，许多同志说这里很乱劝我不要来。走了一路，一个鬼也没有扒车！
他笑了笑说：无论哪一派，都要打我的招牌。
这与他说过的“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成了20世纪的钟馗了”是一致的。
当着毛泽东的面，陈再道和谢富治、王力等人争了起来7月18日，晚8时，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会议。这次会议在“七二〇”事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参加会议的人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杨成武、李作鹏、郑维山和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
会议的中心议题很明确，就是要研究如何解决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斗争问题。
当陈再道和钟汉华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指着他身边的座位，让他们坐。
陈再道刚刚落座，毛泽东就问他：“你们怎么样啊？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陈再道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但又不知从哪里说起。
毛泽东还是开门见山，他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我1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
焦点就集中到军队身上来了。”
毛泽东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说：“你们没有那么厉害，成都的错误严重，湖北与河南、江西并没有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1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造反派又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你们这里是中等程度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筹委会的小报，他们下了命令，不要乱开枪，河南还在打。”
毛泽东问谢富治：“你到过湖北的哪个组织？”
谢富治说：“到了‘三新’‘工总’……”
毛泽东插话说：“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谢富治说：“我们注意了平衡。”
王力也说，我们都平衡了。
毛泽东问陈再道：“武汉形势不错，你们打算怎么解决呀？”
陈再道是个直率人，他对主席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