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也是他的老毛病了，在教导二旅的时候，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仗，丢了一门炮。本来是他给搞丢的，可他给上面汇报时却说是我丢的。那时我都过了铁路，不在那里。他就是这么个人。
仅仅有这些矛盾都不要紧，关键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林彪拉帮结伙，要搞政治阴谋，要拉一些人，也有那么一些人拼命想往上靠，这就不是一般的矛盾了。
问：你在广州军区当参谋长时，能感觉到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正常吗？
陶：他把林彪当成广州军区的太上皇，极力往林彪身上靠这是人所共知的。
林彪怕风怕光，他命令给林彪住的楼前修了一条五百多米长的走廊。每次林彪从广州回北京，他都要送一火车皮的东西。说来人们都不信，他不光自己这么干，还要我们这些人跟着他干。有一年林彪到了广州，黄永胜对我说，林副主席来了别人可以不去，你这个参谋长一定要去他那里。你们司令部的钱，一定要安排好。我就去了，林彪刚刚睡下，叶群见了我。等我出来后才发现，黄永胜根本没有离开，他在等着我，见我回来忙问：“林副主席有什么说法？”
这就是黄永胜！
问：既然你们之间并没有历史恩怨，黄永胜为什么要整你呢？
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当参谋长，了解一些事情的底细。那个时候，组织上派他去过一次香港，而且是以一个东南亚的资本家的身份去的。
回来后要在我管理的司令部报账，我一看，好家伙，花了八千块，那个时候的八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十万吧？当时我想，干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呢？
我们有一个情报组在香港，他们的人回来后向我这个参谋长汇报，我才知道黄永胜在那边去嫖过妓女，而且那个妓女还是国民党派到香港的重要人物。
情报组的同志还告诉我，黄永胜还在香港存了钱，有30万港币。他是司令员，他叫情报组的人用一个假名存在银行的。至于这30万元是怎么来的，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是战争年代他发的洋财，也有人说是后来抓了走私的东西卖了得来的。他自己曾经对我说，这钱是准备用来给中央首长买药用的。
黄永胜的这些事情，当时就有人反映到了军委，我们都并不知情。后来广州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那个女的又来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黄永胜的那个什么人来了，你要派人监视她，看她都和些什么人联系，搞些什么活动。
这事情也让我很为难，黄永胜是司令员啊。对罗瑞卿的指示我也要执行，就派了一台车和一个参谋，蹲在宾馆里跟踪这个女的。但有一天还是失踪了。
也就是那一天，这个女的进了我们军区大院，还到了黄永胜家里。黄永胜的老婆知道了，还和黄闹了一场。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贴了黄永胜的大字报，把他的这些事揭了出来，大字报的题目是《黄永胜意欲何为！》。他就怀疑是我写的。他也怕我把他的一些丑行给揭出来，所以要往死里整我。
问：能谈谈你被打倒，或者说是受迫害前后的情况吗？
陶：黄永胜从北京回来以后，他有了林彪的支持，腰杆子硬多了。在党委常委会上传达中央指示，他居然说，林副主席是党的接班人，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他黄永胜就是反对林彪，也就是反对毛主席。
他们组织人在司令部开我的斗争会，黄永胜派人去看。说实在的当时司令部的多数还是保我的，斗不起来，黄永胜就发了脾气，说广州军区司令部是一潭死水。
在黄永胜的压力下，有些人就开始揭发我的所谓问题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被发动了起来。
这里我说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我当时的秘书。古人说“试玉当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一点都不假。这个秘书平时对我很好的，大事小事都想得特别周到，有时我想不到的事情他都替我想到了。我的脚是有了名的“香港脚”，他跟我出差，主动给我洗脚，涂药；所以我夫人说，这个秘书真是不错。我也觉得他很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人家要他揭发，他就说我好吃，好玩，经常借工作之机游山玩水，借看地形时打猎；而且说我很懂得吃，到什么地方都要人家的地方特色……他还揭发我，有时在办公室不办公，专门看小说。他的这些材料送给了黄永胜，黄永胜大发脾气，说：这都是些什么鸡毛蒜皮，一点高精尖的东西都没有！
黄永胜又给这个秘书施加压力，要他必须揭发出“高精尖”的问题来，并且把这种揭发提到了路线高度，揭出了“高精尖”的问题就是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个秘书就揭发说，我住的小楼上经常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因此他说我的楼上可能有国民党特务的电台。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对这样的揭发多么敏感。一个惊人的“故事”编造出来了——陶汉章家里有一个电台，直接和台湾联系，给我开车的司机是间谍组组员，我的夫人黎朗是组长，我也是特务。
问：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真的有人相信吗？
陶：怎么没有人相信，人们还确信不疑呢！还有更叫人难以相信的呢，他们为了证实这一消息，找到了我的二女儿，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他们问她，你夜里听到过你爸爸房里有滴滴答答的声音吗？她说，好像听到过。这下好了，陶汉章的女儿都说他们给国民党发电报，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吗！
要说残酷，那可真叫残酷，我的司机被他们活活打死了呀！我的夫人也被折磨死了，这是后话。
问：“文化大革命”中你们这一级的干部，有过什么抗争吗？
陶：大的抗争说不上，但也和他们作了不少的斗争。我们先是被搞到从化去参加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就是在温泉的时候，发生了“主义兵”劫狱的事情。前面说到过的我的那个二儿子，听说我被关在了温泉，一天晚上就带了他们的“队伍”，想把我们给抢出去。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半夜听到枪响。他是一群孩子，怎么能把我们给劫出去呢？
他们的举动不光没有帮上忙，反而把他们的境遇搞得更糟了，几个孩子被赶到了一间小房子里，没有吃的，就出去拉板车，挣一点钱来买饭。有一天，二陶拉着板车在司令部门口过，偏偏被黄永胜看见了。黄永胜说，这不是陶汉章的小儿子吗，他是敢玩命的，说不定还会行刺，把他抓起来。这孩子也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后来又给送到了湖南。
问：在湖南的情况是否要好一点？
陶：不是的，只能说是更差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监视着，就是上个厕所，也要用枪顶着你。吃的饭不能叫饭，住的房子四面透风。这都不要紧，关键是对你的非人的批斗。三四个人不停地围攻，要我交出电台。我反问他们，你们见过电台是什么样子的吗？我能把它藏在什么地方？……他们就说态度不老实，于是不让我睡觉，连斗了三天三夜。我夫人受的罪就更多了，她被踢得肚子出血，顺着裤腿往下流……后来，她得了癌症，也不给治疗。我说，“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折磨和法西斯集中营差不多。
一直到了1971年，林彪摔死以后，我们的情况才好了一些。唉，“文革”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