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文有感：
一代英杰，人民精粹。
深入虎穴，无私无畏。
长期蒙冤，惜人弗味！
今得昭雪，忠魂有归。
万众欢腾，三中全会。
如果有人说，这首诗太白了一点，韵味不够，我想萧克会同意的。
这也难怪他，写这首诗的时候真是有感而发，而且感情相当充沛。
他曾对笔者说过，当时读了夏衍怀念潘汉年的文章，心情特别激动。顾不上推敲，忍不住就写了这首诗。他和潘汉年也是老熟人了。那年他们在延安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住在很近的窑洞里。吃过饭，有时就聊聊天。一个在前方打仗，一个在敌人心脏里搞地下工作，你说的我觉得很新鲜，我说的你也觉得很新鲜，真是越说越近乎。
……
从此他们就有一种同志加朋友的关系。
对潘汉年的历史功过，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一生，这恐怕谁都不得不承认。
但潘汉年至死也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他是被当作特务而被迫害致死的。
当党给潘汉年平反的时候，萧克就不能不想起和潘汉年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他对夫人蹇先佛说：“好久没见到潘汉年了，去看看他吧。”
两人坐上了车，很快到了潘汉年家里。
虽说都在北京，平时也很少有机会见面。他们聊了半天的家常话，也谈了一些国际国内形势。
等出了门，蹇先佛对萧克将军说：“我怎么觉得小开（潘汉年的外号）的情绪有些不对头啊？”
萧克说：“没有啊，他平时也就是这个样子。”
“我总觉得他心里好像有什么事。”
萧克将军说：“你不要多心。”
谁知过了不到24小时，潘汉年就被抓了起来。
萧克在中南海听到传达的时候，真是目瞪口呆，他说什么也不能相信潘汉年是叛徒特务。但他也不能站出来说什么。
对这样一个长期在敌人心脏工作的老同志，用了那种残酷的手段来把他迫害致死。萧克将军心中总是很不能原谅，他为潘汉年就那样离开了我们而感到愤愤不平。
于是当夏衍写了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以后，他忍不住拿起了笔，写下了上面的那首诗，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
尽管这首诗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在诗中表达的那种感情，是真实可信的。我想读者是会理解的。
“万众欢腾，三中全会！”萧克将军看到了潘汉年的平反，也看到了许多像潘汉年一样的冤案的平反。所以他用了类似口号一样的语言。
“铁根之根终不绝”
怀蔡铁根
铁根之根真如铁，志在抗日入军牒。
晋冀察绥策战马，战后金陵习兵决。
上书我军现代化，论事说理殊剀切。
谁知淫雨漫纷纷，无限上纲玉石裂。
是非颠倒出京华，削职远徙贬东越。
日服劳役暇读书，夜抚雏儿度岁月。
十年浩劫益凄凄，大灾小灾如滚雪。
坚持真理不报诬，宁为玉碎不折节。
神州重振马列风，铁根之根终不绝。
这里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故事。
如今知道蔡铁根的人恐怕不多了。
1970年3月11日上午9时40分，江苏常州西门外的公墓围了很多的人。
这里要枪毙“现行反革命”，不少人来看热闹。
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被押了出来。他在痛苦地挣扎着要说话，但一条麻绳勒住了他的脖子。
这就是当年总参谋部的条令处长，后来的南京军事学院教授会的主任蔡铁根。枪声响了，这位南征北战的老红军倒下了。
他为什么能得到萧克将军的如此称赞呢？
原来，这位蔡铁根是当年和萧克将军一起挨整的，而后来的结果，是他比张志新还惨。
真是“铁根之根真如铁”，当年在批斗他的会议上，他的骨头是最硬的。当有的人批判他，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说：“你们搞错了，你们批的那些恰恰是毛主席批准的。”
有人跳上台去，揪下了他的领章和大校军衔，当即就赶出会场，关了起来。
别人能写检讨就写了，他就是不肯写。他认为他没有错，而是批他的那些人错了。
后来他被赶出了军队，到了江苏常州的工业局工作。对于给他的那些“帽子”，他从来就不承认。他说历史会是公正的。
他一次次地给中央领导人上书，七次上书都没有消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又被揪了出来，成了“反党集团”的首脑人物。
蔡铁根和朋友的正常来往，被说成是搞反革命组织活动。
有一次蔡铁根和人说起了打游击，被人汇报后，就成了他要组织反革命游击队，要推翻红色政权。
他好不容易到“善卷洞”去玩了一次，就被人说成是他去看地形，要上山打游击了……
他被逮捕法办，关进了监狱。
第一次审问，他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你们凭什么把我关起来？”
“十六条上有没有这一条？”
审问他的人火了，大声吼道：“你这个现行反革命怎么这样嚣张！好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革命，我是一个革命战士！”
……
他抗议过，绝食过，还试图越狱过，但都没成功。他受到了更加非人的对待。
被判处死刑的那一天，他也没有低头。
当大会宣布，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他大声高呼：“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
为了不再让这位老红军说话，行刑的人用麻绳勒住了他那耿直的脖子。
……
萧克将军听到这些，当然是我们的党为蔡铁根平反以后。
当年自己的老部下，结局如此惨烈，萧克不能不喟然长叹，也不能不为之骄傲。
他写下了这首诗，为的是想让蔡铁根的精神永存。
坦荡胸怀老天真
酬耀邦同志
花甲履新益自珍，清风两袖勖同仁。
为求实事勤咨访，不惮求知书贴身。
小着何堪登大雅，尊诗恳切励斯人。
平生耿介言行一，坦荡胸怀老天真。
这首诗里涉及了一部长篇小说，即萧克将军写的那部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
这是一部命运多舛的书，还没有出版，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批判了两次，说这部书是反党作品，宣扬战争恐怖等。经过了5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这部书终于在萧克将军退居二线后出版了。
萧克买了很多书，准备送给老战友和老同志。在他列出的名单中，就有已不再当政的胡耀邦。
几十年来，萧克将军为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你地位显赫的时候，我不一定去看你，也不和你套近乎；你若是不怎么顺利的时候，我倒是可能和你来往。
他和胡耀邦不能说不熟悉，他在晋察冀当副司令的时候，胡耀邦在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四纵队当政委。他们是上下级关系。那时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作战，也在一起谈天说地。但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除非是开会，他没有去和胡耀邦叙什么旧。倒是胡耀邦没了职务，他还想着去看看这位当年的老同志，后来的总书记。
《浴血罗霄》送到了胡耀邦的案头。
对这种情谊，胡耀邦当然也很是珍惜。
那段时间，胡耀邦正在闭门读书。他很快读完了这部很特殊的书，并且用宣纸写了一首诗送给萧克。诗是这样写的：
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应留李广名。
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
萧克将军读了胡耀邦的诗，心情也很激动，随即写下上面那首诗。
他和胡耀邦是同一个时代的革命家，他们的身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因而他们的心是能相通的。“平生耿介言行一，坦荡胸怀老天真。”这难道不是这两位老革命家的共同写照吗？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安葬胡耀邦的共青团农场的那座小山请谁写个山名的时候，胡耀邦的夫人说：“那就请萧克将军！”
军人学者
萧克也没想到，他退居二线后，会出任这样一个职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兵，将军做学问总是有一定的局限的。
说这事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
最初的想法是从1989年秋天才有的。那时，曾是河南郑州市委书记的李宝光找到萧老，说是河南的不少同志想搞炎黄二帝塑像，想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能不能请萧克出面……
这些同志找到萧克，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萧克素以“军人学者”着称。战争年代，他曾经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1948年5月，他又出任过华北军政大学的副校长，协助叶剑英为华北、为全国培养训练干部。全国解放后，又长期从事军队的教育工作，出任军事学院院长。
他是我们党内老同志文化教育工作较有经验的一个。
恰在此时，萧克收到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如果能出一部《中华文化通志》，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有意义的。如果萧克能出来主持，此举，还是有可能的。
两个事情合在一起，萧克同志倒有了一些兴趣。
萧克把这封信批给了有关的老同志，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因此，有人再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搞个炎黄文化研究会还是可以的。”
“那就请你出任会长喽！”
“我不行，一个当兵的。”
“你是军人学者嘛！”
“我有自知之明。”
说来说去，最后，萧老说：“你们要搞研究会，我可以请周谷老来出任会长。”
后来，萧克去找了周谷老。周谷老长萧克同志十来岁，萧克一直视他为长者，他把来访的意思一说，周谷老就说：“还是你干。”
萧克说：“你的学识、你的资历都合适，还是你出山吧！”
两个老人推来推去，最后，周谷老说：“要不，咱俩一块干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1991年5月10日，人民大会堂湖南厅里，全国各界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炎黄文化研究会在这里宣告成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特意赶来祝贺，他热情洋溢地说：“今天我非常兴奋，这么多的老同志关心我们的文化事业，热衷祖国的传统文化，我要给你们当好后勤，给你们做保障……”
萧克在这次会上宣布，炎黄文化研究会将在近阶段办三件事——编一部《中华文化通志》，整修黄帝陵，编好《炎黄春秋》杂志。
要做一件事，谈何容易，何况又是这样一件大工程。在1992年3月召开的一次研究《中华文化通志》的会上，萧克问大家：
“我们要做的事情该不该干？”
“当然应该干！”
“既然大家都说该干，我就要点将了。”
他接着点了三个人的名字，谁都不敢接这个任务，都说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萧老急了，说：“这像打仗一样，既然决心定了，就要确定指挥官！”
但这毕竟不是打仗，这次会上还是没有确定谁来搞这个工程。
萧老有个特点，要干个什么事，就要搞出个名堂，他无论是到外地开会，还是在京参加学习，他都记着这件事，都过问这件事。
1993年5月，他决定把姜义华请到北京，要他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组成一个编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多方联系，多方进行工作，终于在7月组成了这个编委会。
这时大家都要萧克出任这套书的主编。
“这不行，我一个出身行伍的人，是不能当这个主编的。”
大家还是一致要求他担任主编。
他还是坚持不当。
最后，双方妥协，他答应出任编委会主任。
既然当了这个主任，就要干主任的事，他又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亲自过问有关这本书的宣传材料，动手修改有关文字；亲自过问有关这本书的经费问题。
当他得知香港三立公司的副总经理吴茜小姐表示愿意赞助这一活动时，他又对有关人士说：“一定要人家出于自愿，如果是看老同志的面子，那就不好了。”
他要求，一定要一流的作者，写出一流的书来。因而就有了一个独特的组稿办法——招标，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社。
他的这些决策，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当《人民日报》的广告登出以后，马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二十几家新闻单位争相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学术界，这消息更是不胫而走，不少年轻有为的人前来联系有关事宜……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华文化通志》于1993年早春开笔，100名作者汇集北京，从萧老和别的老同志手上接过了沉甸甸的聘书和3000元的资料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