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黄克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知道一旦发生了逼供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对华中局的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中央下来的指示，不敢不执行，他们也很难啊。
对中央的指示，黄克诚也不能不执行，但他有自己的办法：在他所领导的三师七旅搞一个小小的试点，他亲自坐镇，实地考察。
“抢救”一展开，问题就出来了。被抓起来的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一经审问，就开始乱供一气，咬出了许多人，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
黄克诚来听汇报，听着听着，他坐不住了，说：“好了，这样下去，七旅很快就能‘抢救’出一半人来。”
当时被派去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说：“那怎么办啊，怎么向中央交代？”
“马上停下来，有问题我负责。”他说这话的时候斩钉截铁。
“马上把抓起来的人都放出来，把他们的善后工作做好。绝不能再这么搞了。”
这话如今听来很简单，但当时是有很大压力的呀！
回到三师，他下令，所有部队停止“抢救”，发现有问题的人，按照正常的手续处理。
一些好心人劝他说：“这样和上面对着干，怕会有麻烦吧！”
黄克诚说：“我一个人有点麻烦，没有关系，我也不怕麻烦。要是那么多的人都有麻烦，可就真麻烦了。”
不久，华中局召开整风汇报会，黄克诚又遇上了新情况。他和七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个房间。平时两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怎么讲话。
晚上熄了灯，黄克诚说：“希圣，你有点不对头啊，出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你骗不了我，有什么事尽管说，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
曾希圣还是不说。看来情况复杂。
夜晚，曾希圣睡不着，黄克诚也没睡着。曾希圣披上衣服下了地，他也跟着下了地。
在有些春寒的夜晚，两个战友又谈了很久，曾希圣才说出了真实情况。原来曾希圣的爱人余叔被人揭发，说她可能是个特务，现正在受审查。
“余叔会是特务？”黄克诚不信。
曾希圣不说话，只抽闷烟。
“你信不信？”
“人证、供词都在，我不信又有什么办法？”
“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二师政治部的。”
“她怎么知道？”
“她们在上海的时候是同学，在上海的时候就……”
黄克诚摇摇头，说：“别人不了解你的老婆，你还不了解她吗？这样吧，我把这个人找来问问。”
会议休息时间，黄克诚找到谭震林，请他通知二师政治部把那个女干部叫来。
那个女同志来了，黄克诚说：“你谈谈你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同学的聚会……”
她讲得有声有色，还说了一大套怎样进行特务活动，她说得越是形象，黄克诚越是怀疑，等她说完，黄克诚问：“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我从不对组织说假话。”
“这就好，我问你，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说的？”
“不是……”
黄克诚已经看出她说话的态度和前几句都不一样了，于是又耐心细致地给她做工作，告诉她，要是说了假话，对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就是有压力也不能说假话。
听着听着，这个女同志忽然大哭起来。
黄克诚又安慰她，不要哭，只要说真话还是来得及的。
她哭着说：“我的那些话都是假话……”
“你为什么讲那些假话？”
“刚刚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人们不相信。开一次会，又开一次会，我被他们整得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我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我越是瞎编，越是受表扬……”
黄克诚找到谭震林，对他说：“谭老板，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
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
谭震林也觉得很是吃惊，说：“真是这样子吗？”
黄克诚又问：“你们那里一共‘抢救’出了多少特务？”
“一个团大概有百十人的样子。”
“哎呀，这怎么得了哇！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离敌人那么近，你们又把他们反复审查，那部队还不乱了套，人还不跑了？”
谭震林说：“一个也没有跑。”
黄克诚有些激动了，说：“老兄，我们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也没有跑，哪有这样的特务！赶快给人家平反吧！”
谭震林说：“是这个道理。”
黄克诚又找到当时主持工作的饶漱石，也把这个道理说了。饶漱石也觉得这么搞有点问题。
黄克诚说：“别的地区我们不清楚，我们这里应该对被‘抢救’的干部甄别平反。”
饶漱石同意了。
打曹甸，他和刘少奇、陈毅的意见有很大分歧
这是1940年的事情，当时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以后，韩德勤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如何解决这股顽军，是新四军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指挥部的意图是，借黄桥决战的东风，攻占曹甸，一举消灭韩德勤。
作为五纵司令员的黄克诚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我们主动去打韩德勤，是不合时宜的。当时还在搞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的队伍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和土匪、特务和反动地主武装到处捣乱破坏，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而敌人的情况就很不同了，那里是他们的老窝，要想一下子吃掉他们是很难的。
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华中指挥部作了陈述，但没有被认同，中央批准了攻打曹甸的计划。
军令如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克诚虽然不同意这样打曹甸，但他必须执行命令。
战斗是11月29日打响的。在隆隆的炮声中，黄克诚又给华中总指挥部发了电报，对曹甸战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电报中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直至会理、甘泉等战役，均如此证明），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
……我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其战法：
一、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
二、肃清4个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的敌人，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
三、逐步筑垒掘进。
四、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劳。
五、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
六、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定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意见又一次被认为是保守而不予理睬。
结果，此战没有完成预定目的，敌人虽有较大伤亡，而我们有2000多名将士血洒苏北……战后，自然要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的华中局领导认为，这完全是因为黄克诚的“右”倾保守造成的，因而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委员的职务。而实际上，由陈毅兼任的司令员，并没有到任，五纵司令部的事情还是要黄克诚来管。
后来，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专门批评黄克诚。黄克诚当然不服气，他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意见。
会场上的气氛十分的严肃，刘少奇、陈毅都在场，他们都对黄克诚的态度不满。
黄克诚说：“我没有必要检讨，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的失误。”
“黄克诚，你这是什么态度？”
“这是推卸责任！”
“就是因为你‘右’倾，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没有认真执行军部的决定！”
……
会上吵，会后黄克诚找到陈毅，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你就是我的领导，你说，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陈毅说：“这次的事情，你是提出过意见，但后来没有打好，你是有责任的。”
黄克诚说：“我事先提出了意见，打起来后也提出了办法，你们就是不听，五纵主力全部出动，由上级统一指挥，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
……
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在会上作了一个检讨，对有些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事情，是要沉淀一下才能解决的。如果双方都在气头上，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说到胸怀坦荡的陈老总。到了1942年，他在总结曹甸战役时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