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上海“观战”，周恩来出面请他出山。
蒋介石做事有时是出其不意的，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正是如此。
叶挺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
在延安，毛泽东握住叶挺的手说：欢迎！欢迎！
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召见叶挺和叶剑英。
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只要一提到抗日战争，就会说出两支队伍的名称来——八路军和新四军。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说到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对他们的出现、发展以至后来的变化也就知道的不多了。笔者曾经问过几个大学的在校生，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
“八路军、新四军，也就是打日本的！”
“不是，是打国民党的！”
“反正是共产党的军队。”
“那不一定，国民党也打日本！”
时间就是这样的无情，历史有时候也显得苍白无力。
如果说时间是可以让历史变得模糊的话，那么我们则有责任让昨天变得清晰一些。
叶挺上海“观战”，周恩来出面请他出山
1937年的8月13日，是上海人不能忘记的日子，也是所谓的“国耻日”。
这一天，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震动了这个东方大都市。
在呼啸的飞机声中，人们慌乱地躲藏着，有一个人却登上了他家的屋顶，他抬头张望，看着一架一架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而没有一点惧怕的意思。
这个人就是北伐的名将叶挺。
此时此刻，他正在“观战”。
与其说是在观战，不如说这是在受难，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中国人只有招架之功，并无多少还手之力。是日本人的势不可当。所以当他从楼顶上走下来的时候，他的步履是很沉重的。
回到屋里他很久没有说话。闭上眼睛，他想了很多很多。
他想到了潘汉年。一个穿西装、戴眼镜、很有风度的秘密工作者。
说来话长，叶挺是在1936年见到这位后来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的潘汉年的。那个时候，潘汉年还是一个风华正茂、风度翩翩的青年。他是在长征途中奉命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在苏联逗留了一阵子，经巴黎、香港回国复命的。
他们见面的地点是香港的弥敦饭店。简单的寒暄之后，潘汉年就开始了他的正题。
“叶将军，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们的政策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国难当头啊！”
“好，好！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这是必要的！”叶挺十分赞同这种说法。
潘汉年告诉叶挺，我们政策的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把过去的推翻国民党改变为联合国民党一起抗日。
“你在国民党内是很有影响的，希望你能做一些工作，使国共两党联合抗日。”
“我也是好久没有和那些人联系了，不过也还是可以试试看的。”
不要小看这次会面，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
应该说，这是叶挺离开共产党，从西方世界回到中国以后，第一次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接触。所以事后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那边的人（指共产党）和我联系上了，我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是啊，叶挺自从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愤然出走，就和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他先后在香港、莫斯科、柏林、巴黎、维也纳等地流亡，生过豆芽，卖过豆腐，帮人家收过水果……可以想见，赫赫有名的北伐战将叶挺卖豆腐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自从和潘汉年见面以后，他更加关注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了。他还和妻子一起，到了上海、苏州等地，考察那里的情况，打听消息。再到后来，他索性将全家一块迁到了大上海。
“观战”后的叶挺不能不想到周恩来——在和潘汉年见面后不久，他在上海见到了一个对他的后来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人物——周恩来。
周恩来是到庐山和蒋介石谈判途中经过上海的。
当他从潘汉年那里知道了叶挺在上海时，就说一定要安排个时间和他见个面。
“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周恩来说这话的时候很是感慨。他们是老熟人了。想当年在南昌，在武汉，在广州，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南昌起义后的汤坑失败以后，是叶挺和聂荣臻等护卫身染重病的周恩来转移到陆丰县一个农民家里，也是他们两个人陪同周恩来偷渡到香港……
大革命失败以后，叶挺到了国外，他们有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1928年，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柏林时，还曾经和叶挺见了一面。那时候，周恩来还劝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
潘汉年很快安排他们见了面。
他们有多少的话要说，但他们都很忙，特别是周恩来，他的时间太有限了。
所以当他们坐下来以后，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对叶挺说：“希夷，我正在和蒋介石谈判，主要是谈我们陕北红军部队改编的问题。”
叶挺听着，十分高兴，看来国共两党真的有机会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了。
周恩来说，除了陕北的红军问题，还有南方八省的游击队问题，他们也要改编。这也要看蒋的态度。
叶挺说：“为了抗日，这恐怕没有什么问题吧。”
“如果能谈通，希望你能参加这些部队的改编工作。怎样？”说到这里，周恩来意味深长地问起了叶挺和陈诚、张发奎等人的关系。
这话不用明说，叶挺已经明白，陈诚和蒋介石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如能让他在蒋那里说上一句话，很可能这事就有眉目了。
叶挺再也坐不住了，他是一个军人，军人天生就是要带兵打仗的。此时他要去见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前敌总指挥陈诚。
他们两人应该说也是老关系了。用过去的说法，应该叫做袍泽之谊。他们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叶挺大陈诚两岁，也比陈诚早两年入保定军校，是陈诚的师兄。
北伐战争中，叶挺先后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和第二十四师师长；陈诚也有相似的经历，先后担任第六十三团团长、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他们的地位相当。不过，就对北伐战争的贡献和社会影响来说，陈诚远不能与在“铁军”中指挥作战的叶挺相比。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诚对叶挺还是有几分尊重的。在叶挺流亡香港的时候，陈诚也曾和他有过书信来往。
所以，他们今天见面后首当其冲的话题就是目前的战况。
作为军人，他们对战局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都为中国受到日本人的侵略而义愤。
谈着谈着，很快说到了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是不是可以由我出面组织一个军，经过训练，也是一支不小的力量呢！”
“你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不知道委员长是什么意思。”陈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拿不准。
“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叶挺说着就有些激动，他提议，这支新编的队伍就叫做“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他要重振当年铁军的雄风。
对于有这样一支队伍和他们一同打日本人，陈诚当然是高兴的。他表示愿意向蒋介石说一说。
“那我们又可以一起打日本了。”分手时，叶挺这样对陈诚说。
蒋介石做事有时是出其不意的，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正是如此当时，蒋介石正在为红军改编的事头痛。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同意红军改编抗日，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同意他们改编，又怕他们借此机会发展。
说来话也长，共产党和蒋介石的谈判从西安事变以后就开始了。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正式宣布合作抗日。蒋介石又是谈话又是宣言，声称要一致抗日云云。
其实，蒋介石的内心还是要保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还是要当大中国的领袖。而共产党又决心利用战争环境冲破其统治政策，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
1937年9月16日，蒋介石派了所谓高级参谋到黄土高原上的八路军所在地，试图介入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这一举动必然遭到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
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两个方面的交涉，即陕甘宁边区问题和南方各边区游击队改编问题。博古、叶剑英和康泽谈了好几次，都难谈得拢。南方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尤为复杂。由于中共中央与南方各游击队领导人联络不便，甚至可以说根本联络不上，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一、当时留在南方打游击的陈毅和项英等人，是在看了香港的一份刊物上发表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精神以后，才了解了一些当时中央的情况，并且向大庾县县长发了一个代邮快电，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陈毅又主动到了大庾县池江镇和国民党县长进行谈判……
二、项英是在9月下旬赶到南昌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这时他们才和中共中央联系上了。由于对中央的精神不是很了解，项英在谈判中有些地方过于迁就了国民党，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三、闽粤边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被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以改编为名缴了械。
四、湘粤赣根据地的游击队代表认为国共合作了，就同意国民党派遣副司令和高级军政人员。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的谈判代表叶剑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用几个月的时间由中共中央派人去传达方针；
二、各游击队调动之前或同时，邻近200里以内的中央军、保安队及民团亦须调动，并不得再派部队前去；
三、按照附近驻军民团保留数目，保留同等数目之游击队，以保护原有游击区及其家属；
四、游击区内实行民选制度；
五、游击区内土地关系不得变更；
六、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和部队侵入及破坏苏区。
国民党的代表当然不接受这些条件，它就是要对共产党的游击队实行收编。
为此，在红都延安的洛甫、毛泽东火速致电博古和叶剑英，要求他们告诉南方游击队：（甲）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反对全部集中；（乙）改为保安队者须加整理，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丙）集中五分之三为一个军，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自9月下旬到11月下旬两个多月时间里，国共双方断断续续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接触，但在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大进展。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声称三个月占领全中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诚等人向蒋介石进言，说叶挺有意出任改编红军游击队的新四军军长。蒋介石一开始并不同意，也征求了几个人的意见。别人都说叶挺是合适的人选，他才改变了想法，觉得这倒是不妨可以接受的。
因为叶挺现在既不是共产党又不是国民党。与其让共产党的人当这个头，还不如让叶挺这样的人出任。
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日本人的进攻的势头正旺，国内一片要求抗日的呼声。老蒋不能不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当然他也希望能有一支队伍帮他牵制一些日本军队……
他很快核准了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任命。
1937年9月28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经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此时延安对这个任命还一无所知。10月5日，化名小开的潘汉年给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发电报，通报了这一消息。
电报是这样写的：
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亟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
这个电报对延安来说是个好消息。译电员把它放到毛泽东案头上以后，引起了他的进一步思考。
叶挺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
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叶挺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叶挺的态度到底如何，不能不是中共中央决策者考虑的问题之一。
所以，接到潘汉年的电报以后，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了审慎的研究，用电报的形式告诉潘汉年中共中央的态度。
毛泽东签署的电报说：我们完全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须在叶挺及国民党同意下列条件下：
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
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
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往他处。
其他地区游击队，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给项英等人发电报，同意南方所有的游击队集中改编。
那几天，国民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接连和中共中央联系，商谈所有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为了了解国民党的真实态度，毛泽东要求博古和叶剑英搞清如下的问题：
一、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
二、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取得何应钦同意）。
如上项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我们正准备一批得力干部，经过叶挺派往闽浙赣三省整理各游击队。
事情紧迫，刻不容缓，博古和叶剑英很快找到了叶挺，婉转地向他说明了毛泽东等人的意见。
叶挺很是痛快，他的想法和毛泽东是不谋而合的。
“何应钦已经同意我去延安了，很快就可以动身。”
“那好，我们也很快给延安通报一下消息。”
“至于说接受党的领导的事情，我是无条件的。”
武汉方面进展顺利，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立即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发了这样一封电报：
一、叶挺愿前来面陈，已得何（应钦）同意，约一两日即启程。
二、叶（挺）已领官防及开办费5万元，尚未呈报就职，待有结果再呈报。
三、各部伙食钱，暂由叶商地方政府维持。
四、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