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竟也变得聪明了！他装着很难受，又是鼻涕又是眼泪地低着头，弯着腰突出了驼背，跟医生走向了医务室。
在和皇帝溥仪一道劳动时，溥仪最不爱听有人说：“咱们是难友……”这类话，他总爱听“新”字，遇见“新”字就喜欢。他说：“你新凤霞就是最好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杜聿明、杜建时就最喜欢说：‘咱们难友们在一起要原谅……’”可是溥仪干什么事都要出点儿差错，拿东忘西，记性太坏，有时刚放下的东西就找不到了。可是又有些事，他会记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
记得杜聿明对我说：“溥仪虽是岁数不小，社会上的人情世故、生活劳动经验太少了。”
沈醉为人厚道，说：“一个人生下来从刚刚会说话了，就被做了木偶傀儡，他的一行一动就在别人指使下干事，也够可怜的呀！我常常替他做点儿事，就是同情他的处境，难友嘛，就是要帮助……”
我们在说溥仪，杜聿明认为溥仪不会注意，也不会多心说他，反正溥仪很简单，不怕人说……可是这次皇帝溥仪他真的听见了，他生气地小声嘟嘟囔囔地说：“谁可怜谁呀！还不都是犯过罪的人呀，大家都是各有不幸的道路，不同的遭难。要知道那是在人民面前犯罪就不会干了，我喜欢人家同情帮助，可不喜欢人家可怜我，叫我难友，我是改造好的新人。再说谁可怜谁呀？都是又可怜、又可恨！”
杜聿明看出了溥仪心里有点儿不大满意了，沈醉用话有意岔开说：“人生道路弯弯曲曲，谁也难以预料自己，从记事就选择一条永远平安享福的道路，可是你溥仪得到新生道路，是被宣布特赦的第一人，难道这不是最新生最庆幸的事吗？要想想这些……”
沈醉这段话，我听了很新鲜，可是溥仪皇帝又一下子惊喜了，他本来情绪有点儿低沉，这段话让他激动了，忽地站起来，用双手掸掸坐在台阶上沾的土。这么多人都是坐在地上、台阶上，他这一站起掸灰，个子这么高，大家对他旁若无人大掸灰，都吃了他掸的灰而对他提意见：“唉……老溥、溥仪……别拍灰了！我们脸上都是灰了，你呀，心中就是没有别人……快别掸了。”溥仪这才感觉掸了大伙一身灰，又点头行礼说：“又做了坏事。”
溥仪又重新坐在台阶上，四平八稳，不紧不慢带有节奏的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句句实在，字字清楚。他说：“那是1959年……”
杜聿明说：“又是那段，成了祥林嫂诉苦了。”
沈醉说：“你快讲讲你那幸福事。”
溥仪接着说：那是1959年9月17日后，1959年12月4日，特赦令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54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皇帝像背戏词一样熟练地一字一句念出来，大伙都笑了。
我是头一次听，心里还真有些感动！溥仪又哆嗦地从口袋里拿出那随身带的小本子，又对我仔细地介绍说：“新凤霞，你看看，这是我记下的，一字不错，人不能忘了好呀。特赦那天释放我们的是辽宁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上宣布的。当天被特赦的还有9人，他们是：伪满战犯郭文林、国民党战犯孟昭楹、赵金鹏、周震东、杜聚政、业杰强、唐曦、白玉昆、贺敏。他们也都获得了新生，这个日子是我一生也不能忘的呀！也是我的新生，我把这天当做我的生日了……”
杜聿明说：“看看，这下子又叫老沈把你的话题勾出来了。”
溥仪的眼里又有泪水了。我听溥仪说出他特赦这个日子，心里轰的一下子！因为我虽不是战犯，但也是1959年12月，我也是同样的感受！看见溥仪沉重的情绪，我也难过得两眼潮湿了！杜聿明问：“新凤霞，你怎么了？也哭了，替老溥兴奋感动的是吗？为了溥仪的事也伤心了？”
我双手摆着解释说：“不……不，我有亲身体会……”
皇帝说：“怎么，新凤霞也是战犯？也是难友？我怎么不知道哇？你怎么是……”
沈醉说：“老溥，你听着，别乱说。”
大家情绪都集中在我身上，我慢慢冷静下来对大家小声说起我的一段经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西北风吹着树唰唰地响着，看管人也找地方休息去了，我们这伙劳改队的人很轻松地借休息谈心，这是当时很难得的机会，我说：“自1957年我被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就成罪人了。”
皇帝问：“怎么划？什么颜色的？向哪儿划？”
沈醉同情我说：“过去的事别太伤心，慢慢说，心里痛快……那时我们在押，不知道反右。”又用手势对皇帝摆着说：“老溥别搅闹乱问，听着好不好？”
我看大伙都不能理解，得仔细向他们说：“右派分子什么颜色也没有，只是因为我丈夫吴祖光，他提意见，照说是好心，动员他说是帮助党，多说更好。他真的说了，就成了反革命向党进攻了，给他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右派分子帽子……”
皇帝又不解地问：“是铁帽子还是钢帽子？反正是沉重的。监狱罪犯，戴的手铐、脚镣？是刑法呀？……”杜聿明说：“别乱说了。”沈醉说：“是个名称，战犯不也是名称吗？”我说：“就是个运动中时兴的罪名。”
皇帝仍是不解地问：“你干了什么犯罪的事？”我说：“我是从的，也没有读过书，从来一步两个脚印，不敢做错事，连话都不敢多说，哪敢做错事，哪敢犯罪呀？我看见警察就鞠躬，面前有个电线杆子，我都行礼。”
沈醉、杜聿明等都笑了，唯有皇帝不笑，还在认真地问：“那你怎么也在1959年12月又得到新生的体会？我更不明白了……”
我就进一步回答说：“我丈夫在1957年因提意见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定了反党的罪，逼我和丈夫离婚，我想我们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他在文化上、艺术上都帮助我，生活上照顾我，是夫妻也是师徒。他在好的时候是专家，是爱国的名人，我跟他结了婚，现在我也受了冤屈被划成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了，我要跟他离婚，以后怎么做人？会应了那句旧话：‘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了，我把心一横说：‘我是唱戏的，演的尽是贞烈节妇，要是跟祖光这时候离了婚，人家会骂我杨花水性，我不能这样。他改造好了，我们还是一家人！’对方说：‘我们把他送走！’我说：‘送他走，我等他回来！’‘你……你等他多少年？’‘王宝钏等丈夫18年，我等28年！’对方大怒，拍了桌子，我也胆大了，豁出去了，心里坚定了。
“由于这次对话不顺对方的心，因此我也被判了罪，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帽子。从那天起，我的罪可受多了，一家人骨肉分离，深夜冰天雪地，丈夫被送到远离北京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因为需要我唱戏，台上唱戏，台下劳动改造，观众看戏还没有全部离开剧场时，我这个台上唱主角儿的已经脱了戏装去扫厕所了……从1957年后戴着右派帽子的我，盼啊！盼啊！盼来了1959年，这年12月的一天，我也被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说我改造得好，那一时刻，我从心里感到轻松，也认为是得到了新生啊！和溥仪当时有共同的感受。”
听得出神的皇帝溥仪两眼泪汪汪，他说：“原来是这样，要不咱们怎么成了难友了，难友有共受难的感受，难友真好。”我说：“没有几年，这不是又来了个‘文化大革命’吗？我又是个名牌摘帽右派死老虎，痛打！也好，能和你们这些有名的人物一起劳动改造，在我的生活上又丰富了一页呀！”
这时，巡诊的医生过来了，因为医务人员也是属于旧军、警、宪、特、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臭老九之列的人，也大都是批斗对象，他们对我们也有同情，也有挨批斗的感受，大都对我们不错。皇帝听到我的这段苦难经过，两眼哭红了，他本来有点儿牙朝外，这时下意识地张开了一点儿嘴，流出了口水。听直了眼正发呆，看管人大声说：“干活！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干什么？开什么反党会议？”
大伙都听着没有动，只有溥仪紧张地站起来了，个子又瘦又高，很突出，医生这时走近皇帝，用手摸摸他的头对看管人说：“溥仪他发烧了。”说着用手指着溥仪说：“你跟我来，到医务室拿点儿药！”
沈醉看皇帝发愣不敢走，说：“你去吧，这些活我替你完成好了，快去吧。”
皇帝竟也变得聪明了！他装着很难受，又是鼻涕又是眼泪地低着头，弯着腰突出了驼背，跟医生走向了医务室。沈醉、杜聿明跟了几步对我说：“溥仪他也学聪明了。”
我说：“这叫随机应变，连皇帝也学会做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