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平先生的长子钟尧，生于1915年。也承袭了余家的传统，追求进步，忧国忧民。在风华正茂时，曾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中，参加了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游行中，与军警搏斗而负伤。让我们不禁回想钟尧叔父仲斌先生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身影。他1944年在同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毕业后，返回云南从事化学工业。起初任职于昆明化工材料厂当技术员；后任恒通化学工业公司盘溪糖厂厂长，于1945年参加中国化学学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昆明化工厂厂长、昆明香料厂高级工程师。由于在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科研取得显着业绩，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授予他高级工程师。钟尧先生在科研方面有前瞻性，并能结合云南当地资源，研制出当今紧缺的产品。他研制出了乙炔合成乙醛产品并投放市场。他利用云南丰富的苞谷资源提取味精、酱油，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钟尧先生始终没忘怀他是丽江人，是纳西人。他为了丽江父老乡亲早日脱贫致富，由丽江供应野生植物原料，让香料厂生产冬青油。钟尧是个化学专家，是个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科学家，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有《四川李庄松脂、松节油之提高与质量检测》、《香味天竺葵的栽培与加工》、《丽江优势产业天然香料工业》、《丽江发展天然香料桉叶油出口优势产品及其有关综合利用》等着述。从上述着述中，可领悟钟尧先生对故乡丽江的情感何等浓厚。他还撰写出《云南化学工业的昨天与今天》一文。这样的文章只能由亲历、见证了丽江整个发展历程的权威人士才能写得出。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仲斌先生的长子钟麒，民国时期毕业于中央军校，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过着名的滇西战役，为保家卫国冲锋陷阵，贡献了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在昆明酿酒厂工作。次子钟麟，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成都空军部队，转业后在福建一家冶金厂任会计师。如今，伯、仲先生的孙辈们有的在高校、中学当光荣的人民教师；有的在教育部门从事后勤工作；有的在政府部门任职；有的继承祖业从商……大家都秉承了余家的传统，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干一行务一行，干好一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发展发挥着光和热。
守望家园写人生
说到余家，不能不说这两个相依为命，守望着余家花园的母女——伯平先生的夫人杨树春老人，和老人的女儿余佩荣。是这两母女守着余家的根，护着余家的魂，是余家的守护神。从她们的言行中，可窥视出纳西妇女身上特有的那种可为家付出一切的高贵品质。因为她母女的执着守望，才有了今日的丽江古城重点保护民居一号院。
杨老太太已是耄耋之年，总是乐呵呵的，十分谦和，满是福相。饱经风霜的她，腿脚还十分利索，思维敏捷，记忆力好，如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老人虽不识字，但余家的经历，她能一一讲出，余家就是她生命的一切呀。杨老太太嫁到余家，虽说是到了大户人家，可是没有过过清闲的日子。像其他纳西妇女一样，有干不完的家务活，洗洗涮涮，起早贪黑酿酒、熬凉粉……纳西人家是没有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奶奶的。
她刚到余家没多久，就解放了。老人是明事理的人，自作主张主动把家中珍藏的紫檀木桌椅、名人字画上交政府。她和丈夫毫不犹豫地将黄金、银圆捐献给政府，还一同积极地把自家房产和现金入股参加公私合营。划分成分后，余家划为民族资本家，是统战对象，一生处世谨慎的伯平先生，更是小心翼翼。一有风吹草动，杨老太太与伯平先生，佩荣小女就担惊受怕，吃尽苦涩。由于历史原因，知晓“兴学”才可“育才”的夫妻俩也无法让小女佩荣接受良好的教育，佩荣还未成年，就进入社会自食其力了。日子是苦些，但一家三口还是艰难地守望着这个家园。
十年“文革”是场噩梦。对杨老太太的一家来说，提及都心惊胆战，心有余悸。
“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年老的夫妻俩扔下古城的家，被遣送到雪山脚下玉湖村，接受改造。一辈子经商手无缚鸡之力且已七旬的老人，哪里会放羊、喂猪，更莫说盘田种地，上山砍柴了。伯平又惊又吓，到玉湖村不满两个月就撒手人寰，丢下相濡以沫的妻子西去了。茕茕孑立的杨老太太是坚强的，在古城家中也未曾袖手休闲过的她，凭着从小就是盘田种地的巧手，经过反复摸索试验，在雪山下的玉湖村，种出了村里从未见过的嫩绿鲜活的蔬菜，农家啧啧称赞不已，也赢得了村上农民的尊重。由于勤劳，农民们也接纳了老太太，她溶入了玉湖村农民之中。农民们也不歧视她，都把老太太看成是村子里的人。可是，老人心思谁人能知晓？夜深人静，只有皑皑的雪山，冷清清的月色相伴，望着灯火通明的古城，想着近在咫尺的古城老房，却是那样遥不可及。哎！空无一人的余家深深大院不知怎样？她牵挂着小女的冷暖，思念那些远在天涯海角的余家亲人们的安危。背着人们，她独自流过多少寒酸的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后来连泪都枯了，尽了，没了。这寄人篱下的日子哪里是尽头呀？含辛茹苦的生活如此过了近十年，真是苦命的老人呀。
斗转星移，“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迎来了艳阳天。杨老太太返回了自己的家，小女也从外地调回丽江，母女俩又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不久，佩荣也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尝过悲欢离合，背井离乡的人们，才懂得家的温馨。每天清晨杨老太太就提着扫帚，从院落口子到院子每个角落，都要干干净净地打扫一遍，她要把“淡慢冷落”尘封十年的“珍宝”重新让世人欣赏和羡慕。
天天月月的清洁卫生，佩荣也承袭了妈妈“癖癔”，小孙女也被奶奶“传染”了，休息天，一家子拿着扫帚，扫啊扫，倾注着对余家宅第的多少情愫，只有余家女人们才能说得清了。安逸平静的日子，过得飞快。
1996年余家也和丽江人民一道，经受一场大天灾：“2·3”大地震。余家宅院破坏严重，墙体被震裂，围墙倒塌，花草树木被瓦砾压得狼藉不堪。她没有半点抱怨，更没有绝望，而是默默地领着一家子，拾掇起断垣残壁，重新修葺余家大花园。年已77岁的杨老太太卷着裤脚和子孙们一道，脱土坯，重建围墙。说来也是缘分，刚巧云南建筑学院的朱良文教授（20世纪80年代朱教授曾为保护丽江古城，写信给和志强省长，请求制止当时准备打通丽江古城的蛮干行为，是对保护丽江古城的有贡献的专家）来丽江考察他牵肠挂肚的古城地震震情，路过余家，看见七旬老者在汗流浃背地重建家园。他拍了不少老人劳作照片后，握着老人沾满泥土的手，深有感触地说：“您老人家保护的不仅仅是自家的房子，而是在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呀，在您老身上我看到了纳西妇女的优良传统，难得，真是太难得了。”这就是在天灾面前刚强的纳西妇女，也不愧是余家的守望者。在这段日子里，余家又经过了一次严峻考验，让杨老太太难以释然。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的她，彰显出了纳西妇女的智慧和坚韧。事情又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1994年以后，丽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申报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由于余家花园完整地保留了古代江南民居的建筑风格，单体建筑面积在整个丽江古城民居中占前列，布局合理，装饰精巧，承载着丰富的重要历史信息，让来考察丽江古城的专家学者惊叹不已，因此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将余家花园列为第一号重点民居。可是，在恢复重建木府的规划中，将余家后园列入拆迁范围内，并通知了余家。把余家宅院视为命根子的杨老太太，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几夜未眠，辗转思想，四处奔走。后来她让在昆明的亲人们向朱教授求助，经朱教授向相关部门汇报协商，才终于保留了今天完整的丽江古城重点保护民居一号院——余家花园。如果说木府的恢复重建，再现了木氏土司往日的辉煌，展现了纳西族的博大胸怀，呈现出一个“大”字；而余家花园则彰显的是丽江古城文化的多元性，古城民居的精巧、曲径、幽雅。两者相得益彰，表现出古城“和”的主题。
百年老宅，见证和演绎了多少得失兴替。不管是顺风顺水，还是寒流逆境，历代余家人扎根丽江，以纳西人为荣，情系纳西人民，秉承兢兢业业，拼搏进取，崇善积德，感恩图报之家风，是丽江古城人家品质的一个缩影；而余家自觉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行为，折射出丽江古城纳西族人民千百年承袭保护传统美德，和谐发展的典型范例。
保护守望余家的人们，沐浴着和煦阳光，尽情地享受着和谐生活。我们也期望流芳百年的余家花园常绿常青。
注：本文承蒙杨树春老人、余佩荣女士大力帮助；并且参考了《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与木丽春《徐悲鸿和纳西人》、朱良文、木庚锡《丽江纳西民居》、和平生《梦想家园》、和士溪《1890年的岁月花荫》诸先生的着文，谨此深表诚挚谢意！
和即鸿传略
杨尔鼎
和即鸿是纳西族妇女中第一位进学校学西医的医生，一生从事医疗事业，在极为不利的逆境中，克服困难，钻研医术，坚守医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位丽江人民永远怀念的人。
和即鸿（1914-1985年），女，纳西族，丽江县大研镇崇仁巷人（现属七一街），父亲和建林，母亲和保定。和家在几代人的勤劳治家下，于民国年间家境稍康。和建林膝下无子，只有四女，和即鸿是最小的老四。父母特别宠爱，从小送她读书，15岁高小毕业，16岁进省立丽江中学女子简易师范班，毕业后分她当小学教员，但她有志求学，去昆明（当时丽江中学不招女生）考进昆华女子中学读高中，1934年高中毕业，适逢东陆大学招考一班高级护士、助产士班，她考入该班学医，决定了她一生的前途。她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就业于唯一官办的昆华医院，任妇产科助产士。
1939年和即鸿与杨超然在昆明自由结婚，和即鸿崇敬杨超然的正直不阿的骨气，对事业热心的精神。杨超然则深爱和即鸿的贤淑温柔，是具有新学识的现代女子。他们的婚姻是人人称羡的美满良缘。一个是“仁和昌”商号在昆号房的管账先生，一个是新学校毕业出来正崭露头角的女士，夫妻恩爱，具有远大理想，进取心很强，比能力，比学识，互帮互学。
1942年和即鸿生父去世，夫妻回家奔丧，出殡后，和即鸿决心在家守孝两年（民国年间还有守孝的传统风气），应丽江县卫生院之聘，在丽江推广新法接生，培训新法接生人员，纠正旧产婆在接生中不科学的陈规陋习。她是丽江新法接生的开创者。
1944年昆华医院多次电催她回院，于是她回昆华医院供职。
杨超然深刻认识到人才要从幼儿培养，他决心在家乡开办一所幼儿园，为我们丽江多出人才做贡献。和即鸿想，丈夫既有为家乡做点好事的心愿，她必须大力支持，何必守在昆明的这点职务，夫妻异地分居。况且家乡正缺医少药，正需要医务工作者。于是她1946年毅然向昆华医院辞职，丢弃了良好的条件，优厚的待遇，抱着建设家乡的热忱，回到了丽江。
1948年和即鸿在丽江筹办了“萃康药房”，供应西药，是丽江人开办的第一家西药商店。有许多西药，丽江市面不易找到，一些外地医师居奇抬价。有了萃康药房，多少缓解了这种局面，人们逐步得以认识西药，使用西药。和即鸿一边零售西药，一边兼营门诊。她看病认真，诊断正确，慎重用药，而且为病人经济条件着想，既要治好病，又花钱不多。很受贫苦大众的欢迎。她对不会说病情的婴儿，有很好的观察经验，麻疹、疹子等病儿，一看就知，农民将和即鸿办的药店称为“杨超然”家。其实当时杨超然正忙于黄山幼儿园的兴建，没在萃康药房中。来和即鸿药店看病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于是，药店变成了医院。和即鸿不嫌劳累，夜以继日地给人治病，从诊断、开方、抓药、注射一系列治疗，都是她独自一人完成，整天忙得够呛。和即鸿很讲究医德，她不赚病人的钱，除实价的药费外，只收很少的一点治疗费，碰到有困难的病人，免了治疗费往往还要倒贴药钱，得到农民们的颂扬。
1949年丽江解放后，和即鸿把萃康药房交给其侄杨润生管理，她进入丽江的新政权，在政务会下举办丽江县护士训练班、接生员培训班、农村卫训班等。她还下乡巡逻治疗，与年轻人一道，背上行李、药箱，踏遍了很多边远的山区，进村闯寨，免费治疗。她劳累一天，晚上还要坚持写医疗日记。她到过的村寨，人们都称赞她是农民的贴心人。
1952年土地改革中，和即鸿和杨超然因家庭成分，都失去公职，只好回到萃康药房谋生。她们为病人兢兢业业，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看病购药的人又多起来了，曾一度冷落的药房又逐步热闹。和即鸿不仅在药房看病，只要有人来请，不管月黑夜深，天雨路滑，都不辞辛劳，为病人上门治病。那时她的长子才十来岁，常提着马灯，作母亲的伴，为救护病人而奔波。儿子在这种锻炼中学会了看病。
1956年和即鸿的萃康药房改为公私合营，由百货公司管，和即鸿仍在药房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