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路和景点的使用
从阜成门到景山一线的街道，经历元、明、清几朝的兴建，横亘皇家宫殿及园林，贯穿六海水系，文物景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是早年京城最为繁华，引人光顾的名街之一。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下，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条街和城里各处一样，市面萧条，店铺掩门，垃圾成山，污水横流，呈现一片破败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整治城市。阜景街从东到西，清除了各处垃圾，填平了污水壕沟，组织商户重张开市，合法经营，街容地貌焕然一新。
经济建设的发展，使街头车辆增多，扩展街道势在必行。新中国成立后，阜景街东西几次扩充路面，展宽街道。1954年，西四路口的四座牌楼拆除了。历代帝王庙景德门前东西两侧三座汉白玉石桥被拆除。横跨在阜成门内大街上的两座牌楼也被拆卸，当时对牌楼作了较为细致的整体分解和小心拆除，花板、斗拱等建筑构件得以保存。
在1954年阜景街扩建中，原本主要为宫中通道的北海大桥，好似阜景路上的一个“蜂腰”，很不适应首都交通发展的要求。从团城下擦过的北海大桥要加宽，可桥面又该如何展宽呢？对此，有人主张拆除团城，另建新桥。有人则认为，团城是一组有独特风格的建筑艺术珍品，精巧的殿堂彼此相连，殿后廊庑构成环形，浓荫参差笼罩，布局严谨、典雅，是北京园林中最早期的建筑，贸然拆除了，从历史、文化、园林研究几方面看，都十分可惜。就在两种意见争持不下的时候，1954年盛夏的一天，团城上出现了一个人们熟悉的身影。他两道浓眉，目光炯炯有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的繁忙工作中，周恩来总理拿出几个小时时间，亲自到团城作调查。他冒着酷热，绕团城一周，观看了四周的景物，然后停下脚步，观察北海大桥上的行人、车辆，一面察看，一面倾听随行专家的意见，详细询问一个个改扩桥面的细节，最后决定：保留团城，大桥向团城对面中南海方向扩展。问题就此得到相关方面满意的解决。施工后，北海大桥保持了原来的形状，往南展宽，使桥宽达到34米。原白石栏杆全部利用，又有少量增配。桥上两侧加设步行道，车行道改为沥青路面。南面除中孔按原跨径修通外，其余八孔均为假拱形，两边孔底部各留一道通水涵洞。改建后的北海大桥，宽敞、平直，桥上车辆川流不息，使整条朝阜路的交通行车变得顺畅。
1956年，因改建文津街至景山前街的道路，将大高玄殿前的三座牌楼、两座习礼亭及围墙一并拆除，构件运到月坛公园保存。1960年，中央党校为保存文物和美化校园，将保存的大高玄殿东西两牌楼之部件拼装改建，遂使“弘佑天民”牌楼重新矗立在该校的掠燕湖畔。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城墙、城楼的存废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1953年，为使车辆出阜成门向西能直线通过，将阜成门瓮城拆除。1965年，修建北京地铁，阜成门城楼和两侧城墙一并拆除。城楼和城墙拆了有两个月。不管单位还是个人，要用砖尽可以到城墙边去挖。大块城砖都被拉走盖厂房、民房和砌防空洞了。城墙里的黄土也被煤厂拉去掺入煤灰摇煤球儿。阜成门的消失，使阜景街向西变为通衢大道，而阜成门自此也变得有名无实。
如果说扩建道路给人们乘车出行和运载货物带来了便利，对公园景点的修缮开放则为大众提供了观览游玩之地。
20世纪50年代初，从阜景街东端的故宫博物院里一次便清除出已堆积了上百年的垃圾25万立方米，对一些殿堂进行了修整，所存的大量文物受到清理和研究。故宫博物院除在三大殿、后三宫、养心殿和西六宫进行宫廷史迹陈列外，还设有历代艺术馆、绘画馆、钟表馆、珍宝馆等专题展览馆，迎候中外游人参观。至20世纪70年代末，故宫的门票一直是一角钱。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成为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国务院所在地，许多重要的历史性会议都曾在这里召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此办公和居住。位于中南海西侧的怀仁堂礼堂，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地。以后中共中央还曾在此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勤政殿、居仁堂、紫光阁是召开党政会议和议事的地方，国家领导人也常于此会见外宾。春耦斋是中共中央部分直属机关办公处，此处设有举行演出的礼堂和舞场。居仁堂北面建起一个露天游泳池，毛泽东经常到此游泳。来这里游泳的中办、国办机关干部也很多。丰泽园庭院内的颐年堂，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毛泽东常在此接见外宾。在颐年堂东面清幽典雅的小庭院，即是毛泽东的故居，门上悬挂着一块刻有“菊香书屋”的镏金匾额。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庭院中的五间北房呈一明两暗的形式。当中一间挂有“紫云轩”的匾名，为此有人将毛泽东称之为“紫云轩主人”。北房东侧两间是通间，为毛泽东的起居室。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室。中南海大院西北角处的西花厅，是周恩来的住处。前厅是他开展国务活动的接待大厅，后厅是他和邓颖超的办公室、活动室、卧室。西花厅前院有一个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恩来接待与宴请外宾的地方。平台下为椭圆形花坛，四周有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间栽种着芍药花和月季花。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在这里散步赏花。
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南海已有50多年未经疏浚，致使水底污泥淤塞，水质变黑发臭。1950年春，由公安中央纵队为中南海疏浚清淤。这是一项艰苦的强体力劳动，施工机械少，施工人员只能使用铁锹、扁担和土篮。但施工中7000多名干部、战士劳动热情高涨，每日挖排污泥超过定额，施工进度不断加快。施工中从中南海水底污泥中挖出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刀剑及金器、银器、玉器、瓷器、陶器和不少古币，还挖出了泥鳅、黄鳝、甲鱼和莲藕等，都如数上缴。中央首长对疏浚部队十分关心，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到工地看望施工人员，给工地的人员很大的鼓舞。原定两个月的施工任务，提前30多天完成。半个多世纪沉积于湖底的16万立方米淤泥被清挖出来，运到郊外。中南海的湖水自此变得水色澄清，碧波荡漾。
中南海北面的北海公园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对湖底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清挖，筑堤护岸，修缮亭台楼阁，使公园成为城内最具皇家御苑风范的美丽园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逢重大节日，北海公园都会举行大型的群众文化活动，包括花灯焰火游园会、冰上联欢游园会、划船比赛等。1960年的春节花灯焰火游园会规模庞大，湖中设置了四座大型焰火台，北岸天王殿、东岸蚕坛前设火判，园内多处古建围墙、长廊等处悬挂各种花灯。燃放的焰火有连珠花、砖花盆子、转花、火轮礼花弹等多达800个品种。
北海公园成了成年人游逛的佳处，更是少年儿童游玩的乐园。那时北京许多中小学少先队员的“队日”活动都爱安排在北海公园举行。1955年上映的电影《祖国的花朵》，所描写的就是北海公园的队日活动。电影中的经典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词曲优美抒情，至今仍在传唱。在公园五龙亭以北的阐福寺庭院内，建有一所少年科技馆，是综合性的少年科技活动场所。当时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可以免费入园学习，所办的班有无线电班、遥控班、测向班、水力发电班、农业班、气象班、天文班、摄影班、航模班、舰模班、机修班、钳工班等。在这里学习过的少年儿童后来有一些人成了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科学技术骨干。科技馆里还有电影放映室、小天文馆和科技图书阅览室。馆内还经常举办一些科技展览和讲座，着名科学家、英模如钱学森、周培源、吴运铎、王进喜等，都给来馆的孩子们讲过课。在公园东岸画舫斋西侧建有一座少年水电站，当年是由苏联政府援建的。大厅内10千瓦反击式水轮发电机组完全按照大型水轮发电机制造，以公园水闸上游而下的水流落差发电。每天都有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到这里观摩学习水电知识，还可到地下厂房透过玻璃窗观看水轮机的工作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北海公园的水面除穿行着双桨木船、一艘摆渡画舫，还行驶着一艘“少年先锋号”喷水式小火轮汽艇。汽艇的后舱可乘坐30人，乘客多为少年儿童，驾驶员也是穿海军服、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船行路线是由五龙亭码头出发，经过琼华岛，到北海大桥前掉头，再回到五龙亭。购票上汽艇后，艇员在票上打孔，这一艇票可做书签用，也是游北海坐汽艇的纪念品。如今70岁上下，当年常去北海公园的人，对小火轮汽艇都会留有印象。
北海公园东边的景山公园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修葺，公园变得整洁幽静，树木葱茏，成为游人喜爱涉足之地。人们来到景山游览，都爱走到观妙亭东侧山坡观看那棵吊死崇祯皇帝的槐树。相传明末时李自成率领40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思宗崇祯逃到此处山麓旁，跑向这棵碗口粗的歪脖树，抛上束带，自缢而亡。清朝统治者从巩固皇权出发，吹捧崇祯，把这棵槐树定为“罪槐”，给树锁上一副铁链，后又在树前立一石碑，刻有“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国代表团到景山公园游览，当总理一行人行至槐树前，看到槐树周围被封建统治者所妄加的标志，总理马上指示取掉铁链，挖去石碑，并指着槐树赞扬它是“功勋树”。1966年，这棵老槐树自行枯死。后来人们观赏到的槐树只是补栽的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景山公园交还故宫使用。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得知有关部门正为筹建少年儿童活动场地选址，建议在景山公园办一个少年宫。团市委写报告得到市委书记彭真批示同意。气势宏大的寿皇殿一组建筑就此成为北京市少年宫的馆址。经向苏联都市少年宫、上海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学习经验和紧张筹备，北京市少年宫于1956年元旦开幕。少年宫占地面积达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建有一排排活动室和标准足球场、篮球场，还有一个大型儿童游戏场，设置秋千、荡木、转绳伞等健身器械。这里有一架当时北京最高的滑梯，高十多米，登级上到顶部，可从天梯上滑下；梯架中心还立有一粗钢管，胆大者可手脚攀住钢管，一溜而下。少年宫开幕当年的六一儿童节，笔者上小学三年级，从学校领到一张票，去景山少年宫参加联欢活动。在大操场上观赏了解放军体工大队运动员的表演，节目有爬竿、叠罗汉、伏虎（滚铁轮环），还有三轮摩托车行进中翘起一轮换轮胎、穿越火网等。接着又观看了一场足球赛。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少年宫开幕后，几乎天天都有活动，吸引少年儿童前来参加。故事大王孙敬修每星期都会出现在故事会讲台上讲故事，让四面八方而来的孩子们听得尽兴而归。一年后，少年宫的艺术、科技、体育方面的学习兴趣小组增加到37种，82个，每周有2100多名少年儿童在这里参加活动。第一年到少年宫参加各种教育、娱乐活动的少年儿童多达120万人次。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曾先后走进景山少年宫看望孩子们。在少年宫建立后的几十年间，培育出了一大批儿童教育专家、电影、歌舞、曲艺表演艺术家、体坛国手和着名教练等。景山少年宫成了几代人梦开始的地方。
阜景街上寺庙殿宇被挪作他用的并非景山寿皇殿一处。其西侧的大高玄殿在1954年由部队单位借用，筹办兵器展览。后展览结束撤出，殿址即由单位占用。白塔寺东侧的历代帝王庙，于民国初年废弃，也被用作展览场馆。1931年，文化学者、慈善家陶行知、熊希龄在历代帝王庙内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学校，专门收养、教育社会孤儿和贫困人家子弟。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更名为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学校一直以廊房、配殿为教室，师生整日穿行在庙堂之间。将大殿两侧的碑亭三面以砖泥封住，一面留门，就是教研室了。老师的办公桌围住大石龟，排成一圈，备课改文，更形成难得一见的庙宇景观。景德崇圣殿被用作学校的大会礼堂。下雨时学生还在大殿里上体育课，可练习50米短跑。历代帝王庙内绵延70多年的“校史”直至2003年才宣告结束。
二、新建文化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阜景街上增建了新的文化场馆和景观，其中最为着名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博物馆是以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为基础扩建的。自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与家人在此居住了两年多时间。这处鲁迅故居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四合院，有正房3间，东屋为鲁迅母亲住室，西屋为鲁迅妻子朱安住室，中间1间是家人进餐闲坐的聚处，后墙处又接1间，俗称“老虎尾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