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建都前，如今北海公园的南部是高梁河水所聚的一片沼泽。大定十九年（1179年），经过人工疏浚，才成为一处很大的湖泊。挖湖之泥堆成湖中岛屿，并在岛屿和湖滨修建了行宫大宁宫（后改寿宁宫、万宁宫）。那时团城所在是湖泊中另一方小岛。很快，金朝被元朝取代，金中都的离宫别院成为元大都的宫苑，湖泊改称太液池，就是现在的北海和中海。曾经的这方小岛也成为整个城市的中心，改称圆坻，也叫瀛洲，成为连接太液池东西的中心。相传，在选择大内地址时，忽必烈来到圆坻，环视周围景色，然后捻弓向东射了一箭，箭落之地就建造了元朝的大内宫殿。为了使圆坻更加气派，在其上建仪天殿，为圆台圆顶的重檐建筑，殿前水中建有犀山台，东西有木桥沟通太液池东西两岸，北侧以白玉石桥连接万寿山，西侧木桥便是金鳌玉桥前身。到明代，太液池继续拓展，在仪天殿旧址上建承光殿，并围以圆城，“砖砌如城墙，亦有雉堞，以磴道分上之，上有楼阁、古松”。主殿“穹窿如盖，华榱绮牖，旋转回环，俗称‘圆殿’”。承光殿以西的玉河桥明初仍为木桥，弘治三年（1490年）改用大理石重建，并在桥东西两端立金鳌、玉牌坊，故称金鳌玉桥。至清代康熙八年（1669年），明代所建圆殿毁于地震，康熙二十九年重建。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对团城大规模扩建，整修城墙，堆叠假山，增建了玉瓮亭、古籁堂、敬跻堂等，形成了团城现在的格局。后来慈禧太后在承光殿中供奉玉佛，团城又变成了佛堂。
相传团城曾有两个城门，东边是昭景门，西边是衍祥门，明代时，二门全开。但到了清代，却把西门封了。传说原因是风水先生说破了皇帝的禁忌，团城西面的金鳌玉桥像一柄弯弓，而圆形的团城恰如一颗弹丸，摆出一副蓄势待发的架势，正瞄准东北方向的皇宫，皇帝自然感到芒刺在身，于是关闭西门，堵塞弹孔，使弹丸无法发出。这个说法今天看来荒唐，但在当年皇帝的威严之下，谁又敢说个不字呢？
正是在这种威严之下，团城作为皇室御苑维系了700多年。然而进入近代，这些曾经的禁地开始遭受凌辱。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团城衍祥门被击毁，玉佛左臂被击伤，文物珍宝被洗劫一空。辛亥革命后，禁苑被陆续辟为公园，团城也不例外。虽然游客增多，但因政局混乱，财力不足，这些公园基本都疏于管理，日渐荒凉。直到新中国成立，对团城的保护才逐渐得到重视。上个世纪50年代初，疏浚了湖底，清除淤泥11.6万立方米，清除院内垃圾近1万立方米，并护砌驳岸，改铺路面。文物局也随之搬至团城内办公。然而，作为沟通北海东西岸的交通要道，团城南侧的金鳌玉桥已无法应付不断增加的车辆，另外因桥面过窄，坡陡弯急，常常酿成交通事故。于是，有人提议拆掉团城，把路面拉直。消息一经传出，文物界一片哗然。尤其急坏了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他立刻请来梁思成、范文澜、翦伯赞等几位专家进行会商。在会议上，梁思成怒言：干脆填平三海，踏平故宫，修一条马路笔直穿过去得了！会后，大家决议一定要找到既能保留团城又能拓宽桥面的方法。为得到更多的支持，一方面郑振铎亲自给周恩来打报告，并请好友文化部长沈雁冰以“特急件”的形式最快送到总理办公室；一方面梁思成努力说服苏联专家，并直接去见总理，当面恳陈保护团城的意见。为防备不测，郑振铎还组织人对团城进行测绘拍照，尽可能多地搜集文献资料。多方努力终于奏效，1954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来到团城，他时而伫立在城墙边眺望北海的琼岛，时而观察来往车流，并不断向各位专家了解情况，最后决定：团城的一砖、一瓦、一树、一石都不能动！就这样，这处历经五代的文化遗产才得以保留。
团城保住了，那么金鳌玉桥呢？为在保护古迹的基础上寻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等建筑师冥思苦想后提出：保持原金鳌玉桥不动，在其南面再建一座新桥，将交通分为上下两个单行线，把两座牌楼移至两桥之间，南桥正对故宫之角楼。
后来，梁思成又指导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关肇邺做了一个改进方案，特点是：新桥较宽，能容交通上下行，原金鳌玉桥仅作步行之用。
可是，这个方案未获采纳，最后实施的是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即拆掉金鳌玉桥，在原位置重建一座新桥。改建后的桥保持原桥的风格，桥面拓宽至34米，桥身加长至220米，中间的车行道为27米，两边的人行道为3.5米，由原来的7孔改为9孔，中间一孔用于通水，其余封堵作为装饰。为安全起见，把石栏板改成高高的铁栏杆。1972年栏杆再次加高，金鳌、玉牌坊迁至陶然亭公园（“文革”期间，被当做“四旧”销毁了），于是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北海大桥。
五、存拆交锋中的变迁——城市规划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周恩来在城楼上向梁思成提出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使梁思成隐隐感到这个城市即将发生的变化。于是，他立即和英国归来的年轻建筑师陈占祥做了一个城市规划方案，即着名的“梁陈方案”，建议设三个城区各司其职：旧城保存为文化中心，浑然天成的博物馆；西郊另建行政中心，树立新中国形象；其南侧建商务中心，展示现代都市风采。
1949年11月，在聂荣臻市长的主持下，北京市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在会议上，苏联专家反驳了“梁陈方案”，认为这一方案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旧城的做法，并从改造莫斯科的经验出发，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旧城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终，苏联专家的建议被决策者所采纳。这究竟会为古老的北京城带来怎样的新命运呢？
随着旧城确定了城市中心的地位，城市改造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不但内城人口密度提高，每日出入内城的人次也随之增加，这使得交通成为制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解决交通问题，陆续在内城墙上开辟豁口23个，豁口总长度达00米。尽管如此，仍有人不断提议拆除城墙以改善交通，于是城墙的存废成了城市规划者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1914年，上海拆除城墙筑路的行为被视为给城市经济的繁荣扫除一大障碍。1928年，留学归国的哲学博士张武提出《整理北京计划书》，建议拆毁城墙，以利交通。解放战争中，更多的城墙被平毁。然而北京作为都城，城墙具有极大的建筑和历史价值，若直接推倒，不但存在难度，也为许多学者所反对。作为反对者代表的梁思成便反驳道：
城墙的体量非常庞大，若拆除不但需要使用炸药，拆除下来的废物粗略估算也有1100万吨，假使用一辆20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也要用83年才能运完。不若把它改作公园，供民众散步、纳凉。城下也可作为绿地，改善居民环境。为解决交通，可多开几个门洞，拆除少数房屋拓宽马路。一时间，城墙存废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观点各异使北京市对城墙的态度比较谨慎。然而在中央的指示下，拆除的城墙行动还是开始了。1953年12月，北京开始拆除外城城墙。几年时间，左安门、广渠门城楼、箭楼、广安门城楼及瓮城、西便门城楼都已拆尽。永定门东、广渠门南两大段城墙也已完全拆除。1957年，因为多方考虑，国务院采纳了文化部的意见，暂停了城墙拆除的行动。但很快，“大跃进”开始，毛泽东接连做出拆除城墙的指示。1958年9月，北京做出《关于拆除城墙的决定》，提出除正阳门城楼、箭楼之外，其余城墙、城楼统统拆掉。
拆除东直门的工作是由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实施的。当时的大队长孔庆普回忆：东直门城楼上面两层梁都是用楠木做的，外围用的是红松木。开工后，八根完好的楠木柱子被卸下来。城楼上的琉璃瓦给了故宫博物院。大队留下四根楠木柱子，孔庆普他们把楠木打成镜框，嵌了毛主席像，大队每人发一个摆在家中，成为对北京城门的回忆。因为土方量大，劳动力和运输非常紧张，除了专业的施工队伍和普通市民，拆除工作甚至动用了军队的力量。
1965年，北京地铁工程展开，线路选在城墙所在位置，因此拆除工作也继续进行着。至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全市群众参与备战，拆城墙、取城砖修建防空工事。这样过了若干年，城墙的身影便从北京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除城墙外，经历了类似遭遇的还有矗立在北京街巷的牌坊。1952年，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首先提出拆除牌楼，理由是牌楼导致大量交通事故，如女三中门前的帝王庙牌楼，戗柱与夹杆石多次被撞；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为事故多发地点。同年，国家批准拆掉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并由当时的副市长吴晗承担拆除的解释工作。同每次拆除工作一样，梁思成仍充当了挺身而出的斗士与决策者辩驳。他认为，城门和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把单调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和标志物，应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进行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这类交锋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对牌楼做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在公园、坛庙内的可以保留；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四座，全部迁移或拆除。其中也包括景德坊历代帝王庙牌坊。然而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做工作。为了说服周总理，梁思成描画了一幅夕阳映照西山的诗意场景，却得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答复。保留无望，文化部门只好在拆卸前对牌楼进行多角度的拍摄、测量构件、绘制图样等，以期最大限度保存历史资料。拆卸时构件榫卯不得用大锯锯断，以保持构件及榫卯的完整性。
拆卸后的构件存放于市建设局阜外的后库中，此后曾辗转收存于大慧寺等地。在这个过程中，大木构架遗失殆尽，斗栱、花板等遗构散乱一堆。1991年位于先农坛内的北京市古代建筑博物馆建立之后，这批遗构移交该馆收存。2004年，因首都博物馆新馆需要，将景德街牌楼构件修复组装，复原陈列在首都博物馆新馆大厅。至此，这个曾让梁思成为之痛哭的牌坊才得以再次重见天日，而此中沧桑已是一言难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