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其主要任务一方面是负责保护故宫的建筑物和藏品，另一方面则是要宣传和展示故宫的建筑和藏品。在故宫开放当天就迎来了大批参观者，人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要一睹皇宫的庐山真面目。故宫博物院当时最主要的精力是在故宫旧藏的一百多万件文物藏品上，对故宫古建筑的保护仅处于起步阶段。直到1929年，故宫接受美国陆佛先生捐款美金5000元，才开始修缮慈宁宫花园。随着这个工程的启动，相继有英国大维德爵士捐款银元626440元，修缮景阳宫瓷器陈列室。美国柯洛齐将军捐款美金6500元和中山公园董事会、银行团捐款，修缮紫禁城东南、西南两角楼及东、南、西三面城台。至1930年，一个保护故宫古建筑群的宏伟计划——《完整故宫保管计划》在第一任院长易培基的主持下产生了。这个计划以理事蒋中正（介石）领衔，呈送国民政府。
10月25日，国民政府批准了这一提案。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将先于故宫博物院位于乾清门以外三大殿的古物陈列所和乾清门以内的故宫博物院合并，将中华门（即大明门，今已拆除）以北各宫殿，直至景山，以及太庙、大高玄殿、皇史宬、堂子一并归入故宫博物院。这是一个对保护和统一管理故宫有重大意义的计划。按照计划所列各处都相继归入了故宫博物院，从而使故宫的内容从单一的禁城内廷区扩展到了大故宫的概念，它包括整个皇宫以及皇宫的宗庙建筑（太庙）、皇宫的宗教建筑（大高玄殿）、皇宫的图书档案建筑（皇史宬）和皇室的宗教建筑（堂子，满族供奉萨满神的地方）。这个计划的影响直至今日。2010年6月11日，占用大高玄殿的单位与故宫博物院签订协议，将大高玄殿文物建筑交还给故宫博物院管理，而故宫博物院随即对大高玄殿展开大修工作，使这座皇城道观重现昔日辉煌。
2008年的五一节，故宫太和殿广场人潮涌动，来自中外的数万名游客摩肩接踵。这时的故宫三大殿已经完成了其百年之内的最大一次修缮。而这个工程是故宫2002年启动的一项“故宫百年大修计划”的第一期。该工程是自辛亥革命之后百年内最大规模的修缮计划。工程计划至2020年结束，预计总投资19亿元以上。工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即2002-2008年为近期，2009-2014年为中期，2015-2020年为远期。据故宫负责人透露，完成修缮后的故宫博物院开放面积将增加40%。
目前，工程已经进入第二期阶段，按照“修旧如旧”原则修缮完毕的故宫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正一如既往地以其雄伟的形象展示着中国古建筑之美。
三、中国营造学社对北京古建筑的保护与研究
这个话题可以从一封家书谈起：一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建筑学的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的一封家书，而且随书信还附带了一本宋代官方的建筑术书《营造法式》。梁启超在信中叮嘱希望梁思成能够研究一下祖国的古代建筑。之前，早已深感祖国建筑没能得到深入研究而遗憾的梁思成在得到此书之后如获至宝，但是打开书之后却“在一阵惊喜之后，又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原来这部精美的巨着竟如天书一般，无法看懂。”虽然无法释读，但是这本书却给了梁思成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信心。“我想既然在北宋就有这样系统完整的建筑技术方面的巨着，可见我国建筑发展到宋代已经很成熟了，因此也就更加强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研究这本巨着的决心。”
自此，梁思成怀着对祖国文化的巨大热情走上了研究中国古建筑的道路。
1925年的中国大地，另一位有志于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生，也就是梁思成收到的那本“天书”的发现者——朱启钤私人出资成立了旨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营造学会。1930年“营造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亲任社长，社址选在了天安门内的西庑旧朝房。学社成立之后，为了增强营造学社的研究能力，朱启钤特请清华大学校长周贻春专程赴沈阳聘请1928年回国后受张学良之聘任教于东北大学的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加入学社。梁思成得知后非常高兴，但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立即加入。1931年秋，梁思成夫妇回到北平任教于清华大学，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正式加入营造学社。梁思成加入朱启钤创办的营造学社可以说是一位睿智、执着的学者和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士的结合，这意味着一番大事业的开创，即由朱启钤、梁思成及其同道成立的营造学社开启的中国古建筑研究和保护的宏伟篇章。
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后任法式部主任，建筑学家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此外，建筑学家杨廷宝、童寯，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一批学界精英也先后加入学社。自1931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以梁思成和刘敦桢为首的营造学社对北平及其周边省份开展了大规模的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他们采用现代建筑学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测绘和研究工作。从研究距离最近的北京地区古建筑开始，他们先后对北京故宫、太庙、社稷坛、北海、十三陵、护国寺、智化寺、卧佛寺、天宁寺塔、恭王府等近百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并对北京古建筑的做法、建筑时代和建筑类型都做了较为深入研究，尤其是对清代官式建筑的研究取得了尤为显着的成绩。但是研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展研究的初期，由于不懂古建筑的术语和结构，他们甚至都看不懂时间距离最近的清代建筑书籍《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更何况那本宋代的“天书”《营造法式》。于是，他们决定先研究清代的建筑，一方面当时留存有类型齐全的大量清代建筑，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清朝覆亡不久，所以还留有很多清代的工匠师傅可以请教。于是，他们虚心向清宫遗留下来的匠作师傅们请教，有时甚至跑到施工的现场和师傅们一起干活，顺便请教。据刘敦桢先生回忆，他们有时候会买烟、买酒送给师傅们，而师傅们则你一言我一语帮忙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弄清楚了清代的建筑做法，撰写出版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营造算例》等一批清代建筑术书，并印制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辑录古建筑的研究成果。由于营造学社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古建筑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因此北京地区古建筑的保护工作越来越得到政府和市民的重视。
在研究大量明清建筑的基础上，营造学社会员们开始对周边省份的早期建筑进行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终于基本释读了宋代建筑术书《营造法式》。这些辉煌的成绩，令早于中国数十年就开始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赞羡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