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革”浩劫使袁崇焕祠遭到破坏，石碑被推倒，院内搬入十几户居民成为大杂院。不久，附近又建起北京市第五十九中学，学校操场与袁祠仅有一墙之隔，时常有球类误入院内，砸坏墓碑和树木。为了能重修袁崇焕祠，佘幼芝老人四处奔走，按老人的说法：“凡是有管文物的地方，我认为起点作用的吧，我都跑到了。”就这样，北京市政协、中国政协、文化部、文化局、北京市政府、区政府都留下了老人的足迹。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佘幼芝争取到了袁崇焕祠的修缮。
1984年，袁崇焕祠和墓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几年，袁崇焕祠的保护问题进一步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案要求保护并对外开放，发挥袁祠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作用。1990年7月18日，北京市崇文区古建修缮公司对袁崇焕墓进行修缮，重新立起了“有明袁大将军墓”碑。两年后，市政府又投入5万元经费，修缮了袁崇焕墓园。
2000年，北京市文物局启动“3.3亿工程”，袁崇焕祠和墓的腾退与修缮位列其间，并作为2002年北京市政府为群众做的60件实事之一。修缮工程得到了市、区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注，区政府投资350余万元资金用于袁崇焕祠腾退搬迁，市文物局拨专款45万余元对袁崇焕祠进行了彻底整修。在腾退过程中，包括佘幼芝一家在内，里面的19户居民都要搬出，重新安置。
起初，佘幼芝并不太愿意搬出去，因为搬出去不知道还能否回来，她多次强调不希望守墓事业在自己这一代终结。对此，佘幼芝与文物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最终老人还是迁出了袁祠。
2004年，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播出了《佘家故事》。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做出了“可考虑在墓地为老人留一间房子”的重要批示。遵照批示，崇文区政府立即着手制定解决措施，并致函市文物局。是年4月，市文物局作出《关于同意崇文区政府妥善解决佘幼芝同志守墓及居住问题的复函》（京文物［2004］380号），同意了区政府的意见，对袁祠内为佘幼芝安排的专用办公室进行彻底改造，供其本人居住、接待来访及办公使用。
现今修缮一新的袁崇焕祠作为纪念馆对社会开放，佘家人的守墓传奇也再延续。2006年5月25日，袁崇焕祠和墓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袁崇焕祠的修缮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文物保护中人性化的一面，佘家的守墓是袁崇焕祠不可割裂部分，两者融为一体，在保护文物建筑的前提下，注重与文物本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保护逐渐成为日后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点。
“永留毅魄壮山河”，英雄的尊严与伟烈，至今仍为后人所崇敬。
他们的浩然正气、高尚人格、清白节操，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将传之后世，万古流芳。
6．阅微草堂露真容——纪晓岚故居
前些年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播映，让纪晓岚这个原本陌生的名字顿时家喻户晓，而坐落于宣武区（现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241号的纪晓岚故居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这座现存三进院落的宅院规模不大，门前紫藤及正厅“阅微草堂”常被人提起，只不过这里的阅微草堂并不是真正的“草”堂，而是故居内书房的名字，由纪晓岚亲自题写匾额。至于奠定故居名望的纪晓岚所着《阅微草堂笔记》也并非在此写成，而是在圆明园附近的“槐西老屋”写成，以“阅微草堂”的斋号流传于世。
历史上的纪晓岚（1724-1805）本名纪昀，字晓岚，清乾隆时期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领衔编纂了《四库全书》及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着有《阅微草堂笔记》等着作，清嘉庆十年（1805年）卒。嘉庆皇帝在御赐碑文中评价他是“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而纪晓岚故居除纪晓岚一位名人外，许多文人名士也在此留下过足迹。早在清雍正时期此地即为当时的权臣、岳飞第21代孙岳钟琪所有。此后，纪昀的父亲在刑部任职时购得此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前后纪昀迁入此宅居住，直至去世。
纪昀逝后，子孙将宅院“割半赁”给黄安涛，并屡易其主。民国时期，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余叔岩等在此设立北京国剧学会，一时名人荟萃。后宅院归京剧表演艺术家萧长华所有，租赁给富连成作为京剧科班社，许多着名的京剧艺术家都曾在此居住、学习和生活。
1958年10月1日，晋阳饭庄开业，宅院遂改为饭庄经营之所。
一直以来，有关保护纪晓岚故居的呼声从未消逝。2000年春，北京市政府决定打通两广大街的举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为这条路沿线有众多的文物单位和遗迹，特别是若道路取直，则纪晓岚故居前的标志——紫藤将被砍伐，这对文物本身的完整性造成了破坏。为此，同年1月18日，时任宣武区政协委员的任兆敏在政协宣武区十届二次会议上向区政府提交了关于市政改造需注意文物保护的议案。
同时在随后召开的北京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时任市政协委员、宣武区政协主席的郑文奇又提交了关于在两广路扩建中注意保护纪晓岚故居的建议。建议中提到，紫藤是不可移植的，希望在两广路改造过程中，决策部门能将道路南移，使紫藤保留下来。两位政协委员的提案受到了政协的高度重视。3月26日，原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主席、秘书长的率领下，对纪晓岚故居进行了现场视察，并提出一定要保护好纪晓岚故居，有关材料须进一步整理上报，以便将此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可将故居的保护同即将开发的琉璃厂文化城连成一体，使之成为文化城的一部分。
2000年5月21日，朝阳区政协委员、纪晓岚第六世孙、北京画院的纪清远给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刘淇写了一封信，建议在整体规划中考虑保留此故居。此信得到了社会上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刘淇批示：此处文物需要妥善保护，道路不必求直，能让则让。此后，根据刘淇市长的批示，区政府、市规委、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多次开会协商，最终决定故居前道路南移十余米。
逃过劫难的纪晓岚故居虽得以保留，但因年久失修，近400平方米的建筑已面临坍塌危险。针对这一情况，市文物局决定将其列入“3.3亿工程”，投入资金300余万元，于2001年10月9日正式启动纪晓岚故居的修缮工程。修缮过程中，市文物局与宣武区政府首先将在此经营多年的晋阳饭庄从故居内迁至东侧的小楼，之后依据现存建筑的信息与文献资料，尽量保持原有建筑风貌，重点恢复阅微草堂的原貌。2002年11月30日，经过一年的修缮和布展工作，纪晓岚故居以全新的面貌作为纪念馆对社会开放。
修缮后的纪晓岚故居精致典雅，书房建筑古韵犹存，门前的紫藤历经了故居变迁。此时，这座修葺一新的故居已不再是老舍笔下那座“驼峰熊掌岂堪夸，猫耳拨鱼实且华，四座风香春几许，庭前十丈紫藤花”的晋阳饭庄，而是后人追忆一代名家的场所。
7．明城墙遗址公园
1996年12月，北京晚报刊载《爱北京城，捐城墙砖》的倡议书，在倡议书的宣传下，不少单位和个人纷纷将收存的城墙砖无偿捐献出来。几年间，古建公司共收到群众捐献的城砖约40万块。2001年12月，崇文区又在全区开展了“为建设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捐献城砖”
活动，其间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成为活动的主旋律贯穿始终。比如原崇文区领导得知在亦庄三台山村有一道用数万块老城砖砌的仓库围墙时，积极与相关人员沟通，并亲自带头将城砖搬运回来；一位家住海淀区五道口的年轻人，顶着大风将偶然间在德胜门发现的一块城砖骑车送到东南角楼；家住城墙附近的居民将用城砖盖的房屋拆除捐献出来。如此激起社会各方强烈相应的活动，最终目的都是为修缮北京标志性的明城墙，再现老北京记忆。
在老北京人的脑海中，高高的城墙与城门曾是北京旧城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它与北京城市同时营建和发展，并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北京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京的城墙以元大都城墙为基础修建，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攻克大都后，因大都城池大，不利于防守，遂决定将北城墙向南移2.5公里，放弃城北的城市建设预留用地，同时用城砖将城墙外侧包砌起来，以提高其防守能力。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重新修筑东、西、南三面城墙，并将南城墙南移。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因北方的蒙古多次南侵，明世宗朱厚熜决定增筑外城，至此形成了以城墙分隔城市功能区，并以城墙构成城市框架的格局。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需要，北京原有的城墙和城门大部分拆毁，仅留存西便门一小段、东便门角楼以西及以北各一段。其中东便门角楼附近城墙的留存还有一个小插曲。
1958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北京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工程。由于这项计划大体上包括十个大型项目，故又称“十大建筑”。在十大建筑中，北京火车站的选址即位于城墙附近，原计划拆除东南角楼，但周恩来得知后，亲自登上角楼视察，发现角楼的独特价值，便对随行人员说：“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是车站重要，还是祖宗留下的东西重要？”
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相关部门马上更改设计方案，铁道拐了个弯，向北推移。这一改变不仅保存了角楼，也保存了与角楼衔接的城墙。
此后，铁道兵在城墙下修建工棚，1976年又盖了一排抗震棚，并逐步演变为铁道兵家属宿舍。往后的几年，此地聚集了2600多户人家，俨然成为一处小型居住区。“文革”期间，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拆毁者的铁锹面对如此坚固的城墙无计可施，只得作罢。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墙下的居住区也愈发壮大，不仅有铁路家属，也有外来租户。而在此形成的79个单位中，有20余个单位在城墙或基础上建设厂房、车间，建筑面积达3万平方米，其中楼房19栋，500余户职工的住房建在城墙上，对城墙造成了极大破坏。遗址区内的居住环境更是存在重大隐患，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形象，北京旧城标志性的建筑也就此淹没在棚户区中。
2001年，为保护北京古都风貌，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北京市政府决定拨8亿元专款修复城墙，彻底综合整治城墙遗址的周边环境，建设明城墙遗址公园，并将其列为2002年为群众办的60件实事之一。同时，北京市文物局也将其纳入“3.3亿工程”项目。同年9月24日，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房改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整治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腾退用地范围房屋妥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通知》。11月下旬，明城墙遗修复工程正式启动。
明城墙遗址修复工程启动后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居民和单位的腾退问题。由于遗址范围内占用单位多、居民住户多且分属不同单位，产权性质复杂，腾退工作很难有效实施。为此，北京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认真研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提出了文物保护与妥善解决居民住户问题紧密结合、文物保护与旧城改造相结合、文物保护与房改政策合理衔接的原则。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文物腾退”政策，即原产权单位腾退住户，谁搞的建设谁的房，就由谁负责腾退住户。
澄清历史遗留问题，明确责任单位，调动责任单位的主观能动性。自2001年10月开始，经过各部门的努力，共迁出居民2600余户，拆除各类建筑6000余间，腾退资金总计5.08亿元，为城墙的修缮和遗址公园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2002年春，明城墙的正式修缮开工。与其他的建设工地不同，修缮过程中没有水泥、混凝土等现代工业原料，而是遵循最大限度的保留原历史风貌的原则，以保留现状、恢复原貌、维修险情、加固残状为指导方针，一方面对清理过程中发现的城墙遗迹不采取复建方式，仅按原状保护好其历史真实性。另一方面，对险情严重地段或局部墙体，技术上采取修补和加固的方式，使用老材料、老工艺，重新填补修复。对于老材料的使用，市民捐献的城砖成为主角，在1994年捐献的40万块城砖中，一半用于修缮东南角楼至北京站东街的城墙，另一半则用于崇文门至东南角楼段城墙的修缮。国庆期间，明城墙遗址修缮完毕，作为遗址公园对社会公众开放。
修缮后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内，古树掩映、绿草茵茵，古朴的故都城墙虽有残缺，但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油然而生，默默地向人们诉说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如今这里更是成为市民休闲纳凉及举办大型活动的场所。
8．东皇城根遗址公园
2000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二期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北京明清时期东皇城墙的多处遗址，自民国以来逐渐消失的古都皇城墙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北京的皇城墙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永乐十八年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