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新银锭桥将在原址开始修建，比原来有所增高。”文字中不时流露出几分眷恋不舍。有人还用“北京哭了！”、“这里还是北京吗？”等文字表达自己对于古桥被拆除的不满情绪。有人后悔在银锭桥未拆之前没来得及再看它一眼，感叹“从儿时到成人走过那么多遍的桥，竟然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有人表示困惑不解，难道具有500年历史的银锭桥就这么给拆了？他们看到银锭桥重建工地上竖起了施工脚手架感到非常难过。许多人担心重修后的银锭桥还能保持原有的古朴风韵与历史遗痕吗？但是也有一些人对于政府此举表示理解，他们的观点认为：“既然银锭桥成了‘危桥’，拆掉重修有何不好，又不是从此消失了。”一时间社会舆论沸沸扬扬，许多人特意赶来拍照留念，向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表达留恋之情。有一篇网文标题《拆不尽的银锭桥，嗅不尽的肉飘香》，旧时人们在银锭桥畔眺望西山、观赏荷花、品尝烤肉，银锭桥与不远处的烤肉季二者脉理相通、惺惺相惜。
有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对记者表示：“银锭桥之拆”之所以备受关注，除去它是历史遗留的珍贵文物外，也因为人们越发不能接受现代文明的侵略性扩张。就像郭沫若曾经说过：“历史是做不出来的，这就像是老人的皱纹一样，有着沧桑的美”。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声音，保留银锭桥的历史原貌，只做一些简单的调整，比如为了减轻古桥的承载力，可以规定桥上只走行人，不允许车辆通过；或者把银锭桥用栅栏围起来，成为“只准看，不准动”的文物，供游人观赏，然后在银锭桥旁再建一座可供行人、车辆通过的新桥。
然而，古建文物专家却认为：对文物的保护就是要使它保持完整，不能动及分毫，是比较片面的。把受损严重的文物拆除，并尊重历史进行原样复建，按照先前的形式、结构、材料、工艺技术等施工，这也是一种保护。针对许多人提出“拆桥是破坏文物”质疑，负责银锭桥拆除修复工程的西城区市政市容委工作人员对媒体说明了拆桥原因：由于银锭桥的桥基常年浸泡在水中，且负载过重，桥体出现裂缝，为防止发生意外，政府才启动修缮工程。此次修缮的重点是重建桥基部分，因此需要拆除整座桥进行施工。施工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对银锭桥主桥实施整体拆除，拆除前先在旧桥旁边打桩做好护栏，拆除时将桥上的每一块石板逐一标上序号，以免后来安装时出现误差；第二步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桥基；第三步铺设桥面时采用原有的汉白玉栏杆和桥面砖，按原样进行复原。此外将桥边破损的石鼓等景观进行修复。2011年1月1日元旦当日工程开始，同年7月重修一新的银锭桥对公众开放。重修的银锭桥使用寿命可延长至100年以上。
通过银锭桥拆与建的讨论，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在城市全速发展的进程中，究竟怎样解决新旧交替的冲突呢？
三、什刹海畔创业者
庆云楼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庆云楼为京城鲁菜第一家，早于号称“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1902年），顾客多为士家人士，菜肴以怀碗汁水勾芡称着，生意曾经红火一时。据记载清末年间，后门桥（现地安门一带）分布四大饭庄，包括隆丰堂（东皇城根）、庆和堂（白米斜街）、德丰堂（方砖厂）、庆云楼（前海北沿）。
相传最初的东家热衷古玩收藏、买卖。有一日他在什刹海附近德胜门鬼市购得两幅名画，一幅出自清宫意大利籍画师郎世宁之手，另一幅为清初大画家石涛的画作。此后他为避免因树大招风引起不测，又为专心经营古玩字画，故而抽身而退，将庆云楼关张大吉，自己在烟袋斜街开了一间经营字画的店铺。原庆云楼的厨子、伙计纷纷流散他出，有的被京城各大饭庄“请走”，成为“八大楼”最早一批技术力量。此后，庆云楼原址用途几经改变，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成为一户朱姓民居，主人从事装裱业多年，在业界口碑很好，享有盛名。
1990年前后，身为皇族后裔和知名学者的启功先生来此裱画，听闻这里是庆云楼旧址，凭窗眺望湖光，感慨不已，遂即建议主人重开庆云楼饭庄，并顺手题写“庆云楼饭庄”字幅。主人连声称是，并将字幅装裱后妥为收藏。这件事留在朱家三儿子朱成祥深深记忆中，从此他产生了恢复庆云楼这一传统老字号的想法。
2002年老庆云楼旧址原为一座木制小楼，经营越南菜，店名nuage（法文，意为“云”），主要顾客大多为在京的外国人或游客。
2010年朱成祥将自家的老宅子腾出，着手在旧址按照原貌重建庆云楼，他特意保留下一间已有190年历史的老瓦房。此前，他在工商部门成功注册“庆云楼饭庄”字号。重建的庆云楼全部采用木料材质与榫卯结构，按照历史旧貌复原，尽量保持木料本色而不用清漆，修旧如旧。店内装潢使用历代画家作品真迹，使人产生古朴、淳厚感觉。
在菜肴特色上，厨师根据历史资料复原几十道传统鲁菜名馔，突出传统手法，用料考究，许多菜品各有一段历史典故，使中外食客无不交口称赞。重建后的庆云楼在经营鲁菜同时，保留经营越南菜特色，中外合璧，相得益彰，与相邻的烤肉季、荷花市场内同和居、小王府等餐饮名店形成前海北沿美食风景带。
1985年首都经贸大学退休数学教授厉善麟与夫人王晓舟医生在自己位于后海南沿大羊房胡同11号院内开办“厉家菜”，号称“只有一张餐桌”。厉教授出身满族八旗之一正白旗，祖父名叫厉顺庆（又名子嘉），曾任清宫内务府都统，官拜二品，负责管理、审批御膳房呈送菜谱，慈禧、皇帝每日进膳前由他先行品尝，事后他将所有御膳佳馔的配料、制作方法逐一记下。厉善麟在少年时代，因为是家中独子，深得父母宠爱，他对厨艺很感兴趣，经常跑到厨房看厨师做菜，有时也去打下手，时间一长他学习到了许多菜肴烹饪技艺，做得一手好菜。他年轻时曾在辅仁大学就读，以后又考取北洋大学航空工程系。新中国成立后在清华大学学习建筑工程。数十年后，厉教授延续这份烹饪厨艺真传，融合宫廷菜、府邸菜、京菜等特点为一体，选料精湛、配料严谨、讲究功夫、原汁原味、讲究营养、自成一体。他还有一个优势，精通英语、日语，可与外国客人交流。
厉家菜招牌挂出之前，1984年国庆，厉善麟的二女儿厉莉报名参加“国庆节宴会邀请赛”，凭着她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厨艺和自己的聪敏、悟性，在两小时之内，她一人做了14道菜肴，获得了这次比赛冠军。据说，厉家菜开张后，第一位外国客人是来京洽谈业务的美国默克石油公司总裁。又有一次英国驻华大使吃过厉家菜以后，赞不绝口，连声说道“太好了，你不用做广告，我只要在使馆区一说，这里就推不开门了。”没过几天，许多外国驻华大使、官员和跨国公司老板纷至沓来，又经许多海外报刊广为报道，“厉家菜”声名在京城的外国人圈子内传扬开了。随着订餐顾客越来越多，以至到了订餐须提前半个月，否则就吃不上的程度。就连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拳王阿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加拿大前总理克拉克、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等名人也都“闻香而至”。
在厉家菜就餐，每天中晚餐各一桌，由厨师配置套餐菜谱，共有十几套，每套包括18至22道冷热菜，包括黄焖鱼翅、原汁鲍鱼、京味龙虾、清汤燕菜等御膳珍肴。每一道菜都经过长时间准备，制作十分精致，价位约为每位数百至上千元不等。在“厉家菜”院门外悬挂一个白底红字小灯箱，上书“羊房11号”，并不十分惹眼。如今，厉家菜落户于米市大街金宝街口原蔡元培故居。
位于后号北沿鸦儿胡同19号，前身为“隆兴盛”，店主人是一位出生于1978年的年轻人，名叫李兵。新中国成立前，他的爷爷就在银锭桥一带出售酱牛羊肉、爆肚、烧饼等清真食品，后来在鸦儿胡同口一幢二层小楼开了一家清真饭馆，取名“隆兴盛”。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李老爷子转入国营职工，担任地安门外清真小吃店经理。“文革”结束后，老爷子退休，受聘担任华天饮食集团公司顾问。
90年代李家父子在鸦儿胡同开办饭馆，经营清真酱肉、烧饼，仍使用“隆兴盛”老字号，一时间买卖红火，声名远播，许多顾客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赶来，报纸电视纷纷报道，网络上好评如潮。
几年后，李家第三代李兵初中毕业后，几个兄弟从事体育，只有他继承了从爷爷那里学来的手艺，花了30元购置一个铁皮大油桶，改造成烧饼炉，开始自己创业。
又过了一段时间，李兵觉得，街坊邻居对爷爷、父亲经营的隆兴盛已经十分熟悉，不如再创一块新的招牌，使这份买卖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于是他挂出了“李记”牌号，起初专门经营清真酱肉、爆肚、羊杂碎、烧饼，厨师伙计一水儿都是回民，后来又扩大了店面，增添了老北京灸子烤肉、烤串、松肉、炒疙瘩、羊头肉、面茶，以及炒菜、锅仔、羊蝎子等品种，尤其是烧饼夹酱牛肉，又酥又香；爆肚十真价实、味美扑鼻，一经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美食节目报道，引来四方食客纷至沓来。如今，每日傍晚，小店门前的街道上露天摆了许多餐桌，人们聚在一起谈天论地、大快朵颐，不时也有一些“老外”尝试北京人生活方式。伙计们头戴清真小帽，见到顾客就问一句：“吃什么，爷们儿？”店主人李兵在烤肉架子旁忙着为客人烤羊肉串。
四、野鸭岛
2004年4月20日《北京青年报》编辑部接到一位自称高先生的读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反映前一天晚上7点多他在遛弯经过什刹海后海时，发现原来漂浮在水面上的野鸭岛沉入水中，水面上仅留下几块太湖石。接到电话后，记者很快赶了过去，发现情况果然很严重，野鸭岛已经被水淹没，只有一些太湖石和岛上原来种植的几株小槐树露出水面。
记者写道：“岛上原有的二层鸭舍有一层被完全没在水里，六七只野鸭围着沉没的野鸭岛游来游去，不愿离去想重新找回它们的家”。同一天，《京华时报》也刊登报道：“付大爷和住在附近的老街坊一样，几乎每天都会到湖边来看野鸭。昨天中午，他惊讶地发现那‘盆景’似的新野鸭岛，除了几块假山石外，只剩下木桩围成的栅栏和专为野鸭搭建的三层小木屋的顶层还露在水面上。顶层中，孤零零地放着几枚等待孵化的野鸭蛋，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曾是美丽的野鸭岛。”B此时，有一个人站在岸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枚野鸭蛋，他始终表情凝重，沉默不语，有人认出他是后海游船码头的负责人，也是这座人工岛的主人，名叫曲喜圣。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曲喜圣曾是一家国营企业的电气工程师，1997年借钱自己开公司，没过多久便因不堪市场竞争激烈而“撤退”。
2000年春天，他在由父亲承包的后海游船码头当起了一名管理员，因为租船的人不多，他常常一个人望着湖水发呆。有一次他看见了几只野鸭在湖面上觅食，“倏”一下飞起的时候，翅膀掠过水面情形深深地映印在他的记忆中。这一年6月的一个早晨，工人在清理工作船时发现了两枚绿壳鸟蛋，曲喜圣寻思，如果这是野鸭下的蛋，说不定野鸭还会飞回来。于是他用纸巾将两枚蛋的蛋壳擦干净，恐怕将人的气味留在蛋壳表面，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野鸭蛋重新放回船舱。他一连等了几天仍未见野鸭再次飞来，然而每天早晨放置野鸭蛋的船舱里都会多一枚同样的蛋，一直到了第12枚的时候，曲喜圣终于等到了一对野鸭从远处飞来，落在放蛋的船舱里，连续三四小时一直卧在蛋上没有飞走，看起来它们在孵化后代。一连数日，这对野鸭都会飞来履行职责，曲喜圣生怕小野鸭生出后会掉入水中淹死，从市场上买了几根竹子扎了一个大约2平方米大小的竹排。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每日都有许多记者和摄影爱好者蜂拥至后海南岸，长枪短炮一齐上阵，照相机的闪光灯和快门声打扰了野鸭的孵化环境，人们期待中的小野鸭终于未能破壳，野鸭夫妇只好抱憾飞走。为此，曲喜圣感到十分自责。不久后，他找来一块小竹排放置在距岸边不远的水面上，作为野鸭可以栖息、繁衍后代的“家”。这一年冬天，陆续有数十只飞临后海水面的野鸭在这处“家”落脚，小竹排几乎支撑不住了。
2001年2月下旬后海的结冰开始融化，时任什刹海景区管理处主任杨跃找到曲喜圣，建议他建一个稍大面积的“人工岛”，吸引更多野鸭飞来什刹海，保护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野鸭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生性胆小，喜欢群居，大多生活在人烟罕至的天然水域、湿地。此后，曲喜圣专门来到北郊木材市场，花了几千元钱拉回15车木料，自己设计、施工，大约用了一个半月，终于在水上搭建一个大约40平方米的木制“人工岛”，岛上插上写有“野鸭有家”木牌，据说他曾表示，这是他自己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开春以后，飞来后海的野鸭数量由五六十只增加为一百五六十只。时间一长，他发现有人偷捕野鸭，自己索性住在岸边搭建的简易工房内，日夜看护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