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价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外宾每人次40元，内宾每人次10元。1988年天安门城楼开放时，人民大会堂的票价是3角，颐和园是1元，故宫是5元。天安门地位特殊、场地有限，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参观人数，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这是票价偏高的最主要理由。
事实上，偏高的票价并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因为那个地方数百年来太神秘，那一阶阶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蹬踏的石阶太高贵。开放当天，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共2000多人；当月，38253人次登上城楼，带来超过40万元的收入；开放头一年，天安门接待超过60万人次的游客，全年参观票款收入近780万元。
其实，天安门的开放只是中国开放大局的一枚棋子：就在1988这一年，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继续扩大，全国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市县总数增加到288个，人口增加到1.6亿。
然而有人从另一个层面看待此事，社会历史学家邱静华认为：
在中国明清两朝和近现代史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个城楼是作为权力符号的核心而存在的。它高高在上，就像一扇门，隔开了公众和执政者。大多数公众只能从远处眺望这个权力中心的符号。当然，这种眺望也能产生神圣感，但更多的时候，物理的距离同样会带来心理的距离。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国家的最高执政机关往往不是什么神秘之处。“9·11”之前，美国白宫的部分区域是对所有游客开放的，华盛顿地铁的一条线路在国会山下就有一站，上班族经常和国会议员们一起坐在地铁里。
1988年天安门城楼向中外游客开放，成为新的旅游景点。
图为两个游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远望天安门广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高级政治机关所在地，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开放过。部分幸运的公众得以零距离地感受国家领导人站过的地方、看过的视野。这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的表现形式。
天安门是共和国的象征，是群众性活动的主要观礼台，同时它也是公众的游览胜地。这三者的角色本身不会产生矛盾，且还有相互配合与适应的需要。事实上，民众愿意亲近天安门，正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同。
邱静华的观点得到了众多积极的回应。
登临天安门的人们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心境，但不管是谁都会在人生中留下不褪色的记忆。
——2011年5月8日早晨6点多，的哥魏勇夫妇并没有陪自己的母亲过“母亲节”，而是驱车来到了四季青敬老院，将住在这里的陈碧老人接出来，陪她登上天安门城楼观光留影。上午，“魏勇亲情服务车队”还有19名的哥也参与了本次爱心活动，共义务接送了48位老人来到天安门，为她们过节。
魏勇十多年来，坚持义务接送重病老人前去医院看病，并号召成立了“魏勇亲情服务车队”，为此当选为“中国十大孝子”。今年的母亲节，魏勇和亲情车队的同事们统一开车来到了四季青敬老院，接送这里没有儿女做伴的老人们集体过节。
上午9时30分，19位爱心的哥陪着老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他们还安排摄影师为老人们一一拍下了照片，留作纪念。老人们说：“今天的母亲节会让我们高兴一辈子！”
对于老人们来说，登临天安门除了感受神圣与伟大，更重要的是人间的温暖和真情。
——2012年5月22日，中华慈善总会与武警总院组织在北京接受罹患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43名西藏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儿童，来到天安门武警国旗护卫队参观，并登上天安门城楼。
武警国旗护卫队的战士首先为孩子们及他们的家长讲解了升国旗的来历，随后进行了队列表演。之后，孩子们在武警战士的带领下参观了天安门城楼和广场。
为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家庭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实施免费医疗救治，2011年2月，中华慈善总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为了我们的孩子’千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截至2012年3月底已经治愈了来自新疆、云南、广西、西藏、内蒙古等地的先心病儿童650余名，在社会上尤其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强烈反响。
西藏地区因高寒缺氧、医疗条件差等因素，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明显高于低海拔地区。不少患儿由于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失去最佳手术机会，许多贫困家庭因要给孩子治病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为此，中华慈善总会将继续开展“慈善援藏”活动。
或许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天安门和布达拉宫一样都是神话的世界，一切美好的祈愿都能在那里实现。
——“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感觉真好！”2011年7月5日上午，参加“新疆兵团老战士走进北京活动”的31位高龄老战士，在家属的陪同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位位耄耋老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31位新疆兵团老战士平均年龄82岁，为解放新疆、建设新疆贡献了毕生精力。“在新疆都待六十多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头一回登上电视里经常看到的天安门城楼，太高兴了，也特别地自豪。”
84岁农十四师老战士李炳清老人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从登城楼开始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嘴乐得就没合上过。1962年，李炳清和江苏支边青年倪梅芳共同组建了家庭，扎根和田。不仅如此，老人的一对儿女如今也在为和田的发展做着自己的贡献。
这31位老人比常人更应该也更有资格登上天安门，没有他们在新疆的屯垦戍边，也就没有广场上的片片祥云。
——2005年7月25日傍晚，天安门迎来了特殊客人，世界足坛传奇式人物弗格森和他的英格兰曼联足球俱乐部。
在执教曼联的近27年间，弗格森率队获得过大大小小38个冠军，包括13个英超联赛冠军和2个欧洲冠军联赛冠军，执教场次达1500场，在1999年率队获得史无前例的三冠王。因其对英国足球的巨大贡献，1999年被英国王室在白金汉宫授予爵士爵位。因此人们更乐意称他为“爵爷”。
弗格森对于中国历史一直相当有兴趣，来之前甚至还看了中国电影。他把天安门和长城列为重要观光地。登上天安门城楼进入大厅后，费格森情不自禁地说：“Fantastic（如同梦幻般美妙）！”弗格森问导游：“这是中国哪个皇帝手下的建筑呢？”当导游说出“明朝”和“清朝”的名字时，他频频点头，没有露出陌生的迹象，显然在家中他就对中国历史像准备足球比赛一样做足了功课。
然后他又问：“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叫什么来着？他是执政到哪一年？1924年？(1924年是溥仪被迫搬出紫禁城的时间)”导游回答他：“不！到1911年他就下台了，那一年中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他的名字叫作溥仪。”弗格森又喃喃重复了一遍“溥仪”。没过多久，几个俱乐部官员跑到费格森这边来兜售他们刚刚获得的知识：“您知道吗？皇上可以有24个小老婆！”费格森正在表示惊讶，导游又在一旁插嘴：“可不止，可以说有官方正式头衔的妃子24个，但实际上宫女还有更多。”接下来弗格森听说妃子去皇上身边伺寝时必须裸体，由太监裹着毛毯送到皇帝床上时，又笑着蹦了两个单词：“SecurityCheck（安全检查）。”
天安门参观快结束了，弗格森还想单独去故宫参观，可故宫已经关门，他只能悻悻地上了面包车。
在弗格森的眼中，天安门无异于一个大古董，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且不可思议。
——在弗格森拜访天安门两个月后，台湾作家李敖在家人的陪同下也登上了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游客的欢迎，行事谨慎低调的李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挥手致意，但言词保留。自称不爱拍照的李敖，难得在此与妻子、儿女、两位姐姐留下全家福合影。李敖在解说员的带领下，仔细欣赏天安门的雕梁画栋、历史遗迹。临走时，他留下题字：“休戚与共”。
这位精通中国历史、历尽坎坷的学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恐怕有着比常人更复杂的心境。“休戚与共”——似在告诫自己，也似在告诫他人。
四、升国旗仪式，天安门的一道独特风景
1．关于升国旗酸甜苦辣的故事
这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一个为了升国旗而倒下56条生命的悲壮往事。
1952年10月1日，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俘营里，被俘的志愿军战士们为了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升起了一面国旗。他们都很年轻，甚至连枪杆子都没拿过，为了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也为了援助朝鲜兄弟，毅然跨过了鸭绿江，投入残酷的战争。身边许多战友都死去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还活着，只是想念亲人和祖国。
做国旗的布是战士们用去了胶的雨衣布，用疗伤的红药水染成的，黄色的五角星是用黄色的奎宁丸药涂成。当国旗升起来的15分钟后，恼羞成怒的敌人把装甲车开进了营房，150多名战士在机枪的扫射中倒了下来，56人为了国旗的升起献出自己的生命。
国旗是一个国家尊严的象征，为了维护这份尊严，年轻人付出了生命。这是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不可想象的。
下面这个关于升国旗的故事，要轻松许多，但同样让人动容：1956年世界青年友好运动会在莫斯科举行，我国一位举重选手在最轻量级比赛中，两次试举均未成功。这时他看到苏联工作人员，已经将一面苏联国旗拴上了旗杆，准备宣布比赛结束后升旗。这一场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决心为五星红旗再搏一次，这次杠铃被加大到了133公斤，而他竟一举成功，苏联国旗被取下了，五星红旗在赛场的上空冉冉升起……
听了这样的故事，你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那么关注升旗，特别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
中国的第一面国旗诞生于清朝末年。1888年10月3日，慈禧太后批准《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大清国国旗为长方形黄龙旗。与世界第一面国旗——1219年诞生的丹麦王国国旗相比，中国整整晚了669年。
中国的第二面国旗为中华民国国旗。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法律形式颁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于1949年10月1日，并在国庆大典上升起第一面国旗。此后33年在天安门广场上，都没有特别制定升旗仪式，人们只是远远地仰望着这面意义非常的旗帜。
2．升旗仪式与护卫战士共同走向完美受到公众关注的天安门升旗仪式，起始于1982年12月28日。
这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的日子，守护天安门国旗的任务由北京卫戍区移交给武警部队。
“国旗班”的第一任班长是董立敢，他的名字就给人以力量，一个敢干敢当的男子汉。
那是个开放的年代，一个鼓励冲破一切束缚和牢笼的年代。
在董立敢的带领下，国旗班首先确定了升旗时间。北京天文台天体力学专家林亨经过专门精算，得出了最佳升降旗时间：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的地平线相切时，为升旗时间；傍晚，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保持水平时，为降旗时间。
它寓意着共和国与日月同辉。季节不同，国旗的升降时间也有差异。
其实，董立敢的思维比时间还要精确，他发现从太阳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的时间是2分零7秒。能不能把国旗从杆的底部升至顶端，控制在这个时间完成呢？这需要改变电动装置和配乐的节奏——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批准。
国旗班接手护卫国旗任务正值隆冬，那时升旗还是两个人的仪式。像所有武警战士一样，他们都穿着棉衣、棉裤，戴棉帽。“这不威武，动作不舒展，不能激励人！”董立敢决意一律改成单装。这可是个滴水成冰的季节啊！很多战士提出了异议。
第二天，董立敢首先与他的助手袁岳升旗。当他们穿着一身单衣，迈着“咔咔”的正步走过金水桥时，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用惊奇和敬佩的目光注视着。
接着，受国家迎宾仪式的启发，他们又把两个人的升旗仪式改成为三个人。
……
升旗仪式的每一步改革都是苦思冥想、夜不能寐的产物，都是武警战士对“忠诚”二字的诠释。
第一套《国旗升降仪式》在天安门使用了近8年时间。
1991年5月1日，新的国旗升降仪式正式实施。它更雄壮、更威武，也更美丽，成为魅力独具的一道风景。
这是一个由36人组成的方阵，包括一名擎旗手、两名护旗手，一名带刀指挥官，以及32名护卫队员。一切都规定得极为严格而细致。
譬如，擎旗手肩托着国旗与左右两名护旗手保持30厘米肩距，与身后的国旗护卫队保持150厘米的行距。从天安门的金水桥到广场的旗杆下是103.50米。正步每步步幅是75厘米，正步行进138步。
每次升降旗回来，仍然要重复这一切，丝毫不能差。
国旗护卫队的成员都是帅哥，可以说是万里挑一。如果个头不在1.75米至1.85米之间，就别想进国旗护卫队。此外，还必须身材匀称俊朗，思想品质优秀，政治可靠，军事技术过硬……所有这些标准缺一不可。难怪国旗护卫队拥有大量的女粉丝，她们千里迢迢赶到这里，目不转睛盯着的就是这些帅哥。其实，这些女性“暗恋”的不是哪一位具体的帅哥，而是热恋着那种阳刚之美，即使女性生命中也不可或缺的阳刚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