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替傅先生添一些证据。鲁僖公死在他的三十三年十一月乙巳（十二日），次年（文公元年）夏四月葬僖公，又次年（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为文公聘妇。《左传》说，“礼也”。《公羊传》说，“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昏。”此可证鲁侯不行三年丧。此一事，《左传》认为“礼也”，杜预解说道：“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则纳币在十二月也。”然而文公死于十八年二月，次年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杜预注云：“不讥丧娶者，不待贬责而自明也！”此更是鲁侯不行三年丧的铁证了。《左传》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荀跞）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杜注：“天子绝期，唯服三年，故后虽期，通谓之三年。”）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
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
这可证周王朝也不行三年丧制。《孟子》所记滕国父兄百官的话可算是已证实了。
周王朝不行此礼，鲁、滕诸国也不行此礼，而孔子偏大胆的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记子张问：“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直对他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檀弓》有这样一段：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孔子、子张都是殷人，在他们的眼里嘴里，“天下”只是那大多数的殷商民众，“古之人”也只是殷商的先王。这是他们的民族心理的自然表现，其中自然也不免带一点殷人自尊其宗教礼法的宣传意味。
到了孟子，他竟说三年丧是“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的了。
到《礼记·三年问》的作者，他竟说三年丧“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果然，越到了后来，越“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直到傅斯年先生方才揭破了这一个历史的谜！
三年之丧是“儒”的丧礼，但不是他们的创制，只是殷民族的丧礼，——正如儒衣儒冠不是他们的创制，只是殷民族的乡服。《孟子》记滕国的父兄百官反对三年之丧时，他们说：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这句话当然是古政治家息事宁人的绝好原则，最可以解释当时殷、周民族各自有其丧祭制度的政治背景。统治阶级自有其周社，一般“国人”自有其亳社；前者自行其“既葬除服”的丧制，后者自行其“天下之通丧”。
三
我们现在要看看“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孔子以前，儒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道了。但我疑心《周易》的“需”卦，似乎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儒字从需，我疑心最初只有一个“需”字，后来始有从人的“儒”字。需卦之象为云上于天，为密云不雨之象，故有“需待”之意。（《彖传》：需，须也。）《象传》说此卦象为“君子以饮食宴乐”。《序卦传》说：“需者，饮食之道也。”
《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程颐《易传》说此节云：以险在于前，未可遽进，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刚健，而能需待不轻动，故不陷于险，其义不至于困穷也。
这个卦好像是说一个受压迫的人，不能前进，只能待时而动，以免陷于危险；当他需待之时，别的事不能做，最好是自糊其口，故需为饮食之道。这就很像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儒”了。这一卦的六爻是这样的：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象》曰：“需于沙”，衍（愆）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这里的“需”，都可作一种人解；此种人的地位是很困难的，是有“险在前”的，是必须“刚健而不陷”的。儒在郊，完全是在野的失势之人，必须忍耐自守，可以无咎。儒在沙，是自己站不稳的，所以说“衍（愆）在中也”。儒在泥，是陷在危险困难里了，有了外侮，只有敬慎，可以不败。儒在血，是冲突之象，他无力和人争，只好柔顺的出穴让人，故《象传》说为“顺以听也”。儒在酒食，是有饭吃了，是他最适宜的地位。他回到穴里去，也还有麻烦，他还得用敬慎的态度去应付。——“需”是“须待”之象，他必须能忍耐待时；时候到了，人家“须待”他了，彼此相“需”了，他就有饭吃了。
《周易》制作的时代，已不可考了。《系辞传》有两处试提出作《易》年代的推测：一处说。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又一处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不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
《易》卦爻辞已有“箕子之明夷”（《明夷》五爻），“王用享于岐山”（《升》四爻）的话，似乎不会是“文王与纣”的时代的作品。“文王囚居羑里而作《易》”的说法，也是更后起之说。《系辞》还是猜度的口气，可见得《系辞》以前尚没有文王作《易》的说法。《系辞》的推测作《易》年代，完全是根据于《易》的内容的一种很明显的人生观，就是“其辞危”，“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从第一卦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到第六十四卦的“有孚于饮酒，无咎”，全书处处表现一种忧危的人生观，教人戒惧修德，教人谦卑巽顺，其要归在于求“无咎”，在于“履虎尾不咥人”。《系辞》的作者认清了这一点，所以推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个观察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测《易》的卦爻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殷民族受周民族的压迫最甚的一二百年中。书中称“帝乙归妹”（《泰》五爻），“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更可见作者是殷人。所谓“周易”，原来是殷民族的卜筮书的一种。经过了一个不短的时期，方才成为一部比较最通用的筮书。《易》的六十四卦，每卦取自然界或人事界的一个现象为题，其中无甚深奥的哲理，而有一些生活常识的观察。“需”卦所说似是指一个受压迫的智识阶级，处在忧患险难的环境，待时而动，谋一个饮食之道。这就是“儒”。孔子的时候，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我们先说“小人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墨子·非儒》篇有一段描写当时的儒：夫（夫即彼）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毕沅据《孔子世家》，解浩居为傲倨），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避）之。是若人气，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贲即奔字）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
夫（彼）（孙诒让校，此处疑脱“春乞”四字），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
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财）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这虽然是一个反儒的宗派说的话，却也有儒家自己的旁证。《荀子·儒效篇》说：逢衣浅（《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杨倞注引《说苑》淳于髡述“邻圃之祠田，祝曰，蠏螺者宜禾，污邪者百车。”“蠏螺盖高地也，今冠盖亦比之。”）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
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王念孙云：举读为相与之与）
其上客，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用战国晚期荀卿的话来比较墨子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在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之间，已有这种俗儒，大概就是孔子说的“小人儒”。
从这种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几个要点：第一，他们是很贫穷的，往往“陷于饥寒，危于冻馁”；这是因为他们不务农，不作务，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第二，他们颇受人轻视与嘲笑，因为他们的衣食须靠别人供给；然而他们自己倒还有一种倨傲的遗风，“立命，缓贫，而高浩居”，虽然贫穷，还不肯抛弃他们的寄食——甚至于乞食——的生活。第三，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因为人们必须请他们治丧相礼，所以他们虽然贫穷，却有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骂他们的可以说他们“因人之野以为尊”；他们自己却可以说是靠他们的知识做“衣食之端”。第四，他们自己是实行“久丧”之制的，而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技能是替人家“治丧”。他们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这是儒的本业。
从这种“小人儒”的生活里，我们更可以明白“儒”的古义：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
其实一切儒，无论君子儒与小人儒，品格尽管有高低，生活的路子是一样的。他们都靠他们的礼教的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在那殷、周民族杂居已六七百年，文化的隔离已渐渐泯灭的时期，他们不仅仅是殷民族的教士，竟渐渐成了殷、周民族共同需要的教师了。
《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自恨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左传》又说，孟僖子将死时，遗命要他的两个儿子何忌与说去跟着孔子“学礼焉以定其位”。孔子的职业是一个教师，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束修是十艇脯，是一种最薄的礼物。《檀弓》有“古之大夫，束修之问不出竟”的话，可证束修是赠礼。孔子有“博学”、“知礼”的名誉，又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故相传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
这就是他的职业了。
孔子也很注重丧祭之礼，他作中都宰时，曾定制用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见《檀弓》有若的话）他承认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又建立三年之丧的理论，说这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十七）这都可表示他是殷民族的宗教的辩护者，正是“儒”的本色。《檀弓》记他临死之前七日，对他的弟子子贡说：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看他的口气，他不但自己临死还自认是殷人，并且还有“天下宗予”的教主思想。（看下章）
他和他的大弟子的生活，都是靠授徒与相礼两种职业。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檀弓》说：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君子以为沽也。“沽”是寒贱之意。当时周民族已与殷民族杂居了六百年，同化的程度已很深了，所以鲁国的大夫士族也传染到了注重丧礼的风气。有大丧的人家，孝子是应该“昏迷不复自知礼”了，所以必须有专家相导。这正是儒的“衣食之端”。杜桥之母之丧，竟不用“相”，就被当时的“君子”讥为寒伧了。
孔子为人相丧礼，见于《檀弓》：（参看下文第六章引《曾子问》记孔子“从老聃助葬”）
国昭子之母死，问于子张曰：“葬及墓，男子妇人安位？”
子张曰：“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
据《檀弓》，司徒敬子是卫国大夫。孔子在卫国，还为人相丧礼，我们可以推想他在鲁国也常有为人家相丧礼的事。《檀弓》说：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
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
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