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学校六九届新生已经入校，师资力量不够，校方安排一些班上学习好的同学进行培训，准备给六九届同学授课。记得老师还发给我两本教科书，让先看看，还未开始培训，我就决定去延安，不能担当此事了。12月底学校组织去中山公园参观什么展览，我和班里的同学参观后，将两本教科书还给李卓侯老师，我说：“我们要去延安了，把书还给您。”老师说：“非要去吗？”
我说：“已经报名了。”
12月底我去派出所迁出户口，忙着准备生活物品。最初通知是1969年元月3日出发，后又推迟到元月9日。当天早上，父亲送我到小西门16路车站，握手告别的那一刻忍含泪水，难受了片刻。到学校后，停着几辆大客车，记得校宣传队的同学还在车前系着红绸子，扭秧歌欢送我们。到了北京站，要走的同学和送行的亲属哭成一片，我车上车下来回跑，倒没觉得悲伤，看我的表现，不像去插队，倒像是送行的。记得当时还有人问我“你走吗？”
当天我姐姐在车站送行。
去延安的路上
在火车上发面包、香肠，吃得不错，据说国家给每个知青200元安家费，但火车上发的食品，最后都统一在安家费中扣除。
元月10日下午，专列到达陕西富平县，县城在一个高坡上，先安排我们吃晚饭（有红烧肉），记得对知青中回民同学还有专门的清真就餐处。晚上安排我们在县邮局住了一夜。第二天安排我们乘解放牌大卡车，共有70多辆浩浩荡荡向北进发，同车的有人大附中的几个同学。路上还有个插曲，有个当地人，想去北边县城，见我们知青车队，谁也不认识谁，就挤上卡车，免费蹭车，后来被司机发现赶了下去。经过一天的颠簸，傍晚到了宜川县城。当年宜川全县共7万人，北京知青就去了3000多人。分到县城附近公社的知青，当晚就由公社干部分配到队、到村。据说有一批分到寿峰公社的知青，因路途较远，当晚住宿在某村窑洞，因安全检查不够，未发现窑洞内存放有黑火药，不知情的知青点火取暖，引爆炸药，两人重伤，急送宜川县城，后逐级反映到北京，中央通知部队派直升机送到西安治疗。有人说当年江青过问过此事。宜川县城多年没有降落过直升机，北京知青刚到宜川就出事故。
落户云岩公社高堡大队
我们学校和人大附中的同学被分到宜川县最西北边的云岩公社，和延安县相临。我们因路远，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乘车西行，中午到了云岩公社（宜川最大的公社，有1万人，北京知青去了400多人）。在公社门前广场由公社干部宣布分到各村知青名单。有位知青还骑了一头毛驴来到会场，引起哄笑。
刘小平和宣传队的同学分到二里半大队，在北塬上，宣传队是当晚就赶回村子的。我们分到高堡大队在公社的最南端，离公社25里路，当天生产队赶了10头毛驴来公社接我们驮行李，因天色已晚，就让社员赶毛驴空回村了。
我们在云岩公社邮局住了一夜，第二天，高堡大队又赶毛驴来公社接我们回村。公社位于云岩河边，我们沿川路向南走10多里地，然后上山，路过雪白大队的刘家桌子村。高堡大队在山上，种地主要在塬上。村口有一棵大槐树，社员还用树枝扎了一个彩门，欢迎我们。
我们村共有11个同学，5个男生一个窑洞，吃水要靠驴去山下驮，驮一次水往返10里路，需一个多小时。刚去时，把粮食磨成面粉由各户社员负责，每天磨好送来，村里派了一个社员帮我们做饭，一段时间后，同学们嫌他不干净，自己也基本上学会生火做饭，就把他辞掉了。
刚到农村时，一路上从宜川县城到生产大队所见所闻，有感而发，写一篇《致全县人民的一封感谢信》，感谢对北京知青的热情接待，感谢宜川人民的一片深情。文章写好后，署上11个同学的名字，我不好意思把名字写在最前面，经过讨论将王伟的名字写在第一，文章写好后送公社，公社送到县里，当时各村都通有线广播，有一天队里有社员从广播里听到高堡大队北京知青的名字，告诉我们文章上广播了。由于文章的缘故，县安置办还派了一个干部到队里了解我们村知青情况，询问有什么困难。
趣事
趣事一。在农村，除了每天劳动，总想干点什么，以王伟为首几个同学经过多次试验，自己动手终于做成了一台简陋幻灯机。一个木匣子，用两块有倍数的镜片调好光聚，用煤油灯的亮度代替光源，从北京买来幻灯片，打在白墙上。还真能放大若干倍，根据不同画面，编好解说词，用这台幻灯机还去云岩公社及附近大队给大家放过幻灯片，效果不错。
1969年夏天，到了麦收季节，我们去地里收麦子，休息时到附近有杏树的地方摘杏吃，都是野杏，吃起来酸甜，能解馋，也很难忘。那时没有水浇地，种庄稼都是靠天吃饭，靠老天下雨水，主要是没有肥料，一块地里，肥料多一点的地方，庄稼就明显长得好，一亩地能打几十斤麦子，真正是广种薄收，但因为人少地多，一人可以合几十亩地，粮食一般也够吃。我们队当年麦收，一个学生能分300斤麦子，但如果你挣的工分不够，队里是按人口分粮食，到年底你欠队里的钱，必须补上，有的家壮劳力少，孩子多等原因，不能按时补上欠款，惩罚措施之一就是不给他家分配毛驴驮水，人一天不喝水是不行的，这些社员就只好收工后自己下山背水。
趣事二。我在队里的一年多，队里的黄牛和毛驴死过好几头，多数是摔死的，每次牲畜死后，队长就指派一个人，去现场屠杀后分割，每户一份肉，一切物品都是平均分配。生产队的权力机构，就是全体社员大会，村里有什么事，晚上就到队部的窑洞开会，一开就是半夜，最后举手表决，主持人拿着煤油灯一个个数。我们所在的高堡村，多年来没有一间房子，社员祖祖辈辈都住窑洞，大概在1969年冬，队里决定在场上盖一间房子，每人去山下沟里砍一棵树，扛上来，做房的梁子，没多久就盖起来一间房。
趣事三。生产队的毛驴是主要运输工具，随着队里稍有点钱，就想办法去买驴，远的去榆林地区买几头，近的到周边集市上买一头，驴的名字一般都是根据买的价钱确定。比如“680”“570”。还买过一两头骡子，还是毛驴最实用。
北京知青按国家政策，前10个月，按月配给粮食。每月去公社粮站驮一次粮食，粗粮、细粮各半。有时候队里农活忙，派不出毛驴，我们就自己去公社，把粮背回来，来回50里，一天走个来回，也不觉得特别辛苦，但背上粮食就很累了。
1969年，“文革”中，当时掀起一股抓叛徒的运动，查历史，查是否被捕，我们村有个老党员，1935年入党，有人说敌伪档案中，发现有一个名字和我们村这个老党员同名，公社安排我和一个社员去寿峰公社找档案中提到的人进行核实，还去了英旺公社外调一次。为了调查清楚，我们还到延安县南泥湾劳改农场找一个在押敌特人员核实情况。在南泥湾看见种水稻，在农场吃了一顿大米饭，那种米香至今都很留恋。
趣事四。1969年11月，有一次队里派我和一个社员去二里半大队附近一个村子调查什么事情，过了云岩公社，向东走了很久，基本上在山沟里走。
还买了点伊拉克蜜枣，边走边吃。傍晚才到那个村子，晚上狗叫得很厉害，还差点咬我。村子在塬上，队长安排我们在社员家吃派饭，要交点钱和粮票，事情办得很顺利，第二天有时间，离二里半又很近，相隔二三里路，我就抓机会去二里半看望同学。和刘小平乘同一列火车到宜川后，再没机会见面。
听说二里半的知青搞文艺宣传，比较知名，影响较大。那天中午，小平正好负责在家做饭，有缘相见。其他同学都下地干活了，基本上都没见到。和小平在窑洞里聊天，问问知青点情况，印象中窑洞外面的院子还很大，都说什么了，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话，坐了一个多小时，就离开了。插队期间和班里王素芬、王香芝等从来没有碰过面。
故事
故事一。1969年元月27日，马甸中学六六届分在云岩公社红旗大队的金振生同学，因挖窑洞，出现塌方和土块一起滚落到山下，抬到公社，已停止了呼吸。去世时刚满18岁，到公社正好18天，家住花园路。校方派高正平老师来云岩处理后事，就埋在云岩河边。开追悼会那天，红旗大队的北京知青男生都剃成光头。金振生就这么年轻，这么突然地离开了我们，永远留在了延安的黄土地。
故事二。冬天农闲，又快过年了，没干什么活，大家轮流驮水，磨面，做饭，主要时间都去山里打柴，要打够一年做饭所需的柴火，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作为户长对每天每人打多少柴，都用秤称，有的女同学体弱力小，打的数量少，面子上很挂不住。
一场大雪，白茫茫的一片，山里的野鸽子找不到东西吃，我们按老乡教的，在场院上扫一块雪地，放上铁夹子，用玉米粒做诱饵，一天下来还真夹住了5只野鸽子，好好吃了一顿。有位男生没事来点恶作剧，把鸽子头和爪包起来，趁人不注意时放在女同学的被褥里（都在女生窑洞做饭，吃饭），晚上女生打开被褥时，可想而知。
故事三。春节快到了，为了活跃村里文化生活，排点小节目，我写了一段三句半，《批判刘少奇》，由四个男生演出，女生排了一个表演唱《看看拉萨新面貌》，演出那天，村里大部分社员都来了，看到北京知青的演出，老乡们喜笑颜开的表情，给山村带来的欢乐，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春节期间，我们还给全村每户贫下中农家里门扇贴上一个写有“忠”字的红字符，表示喜庆。后来发现，我们没贴的几户社员，自己也找红纸弄了一个，不贴忠字好像被歧视。
农村没有电，每天晚上点一盏煤油灯。天气又冷，晚上没事，也就早早躺下了，在被窝里听马俊峰念小说，念一会儿，就点名问问，看有没有睡着的，几次点名，都是王伟同学先睡着。
1969年4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为了迎九大，表忠心，我们在小山村还精心安排了一期板报，展出不到一天，就被村里的小孩儿弄坏了，我们觉得板报宣传是政治大事，娃娃们认为花花绿绿真好玩，找谁说理啊？
故事四。那年冬季，针对珍宝岛事件后，苏军屯兵百万的形势，战备工作紧张，为做好战备，考虑到延安往北是榆林地区，再往北是内蒙古，并和蒙古国交界，为防备蒙古军队来犯，不知那级领导决定，在延安各县搞一次培训，宜川县通知各公社让各大队选派一人到县城集中，办一期培训班，时间三四天，主要是学习蒙古语和俄语，共七句话，如“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我按要求到县里报到，在县中学的教室里打地铺，管吃。来的多数是年轻农民，冬天知青多数都回北京了。记得我学得很认真，老师教后，一天时间自己都反复说这几句话，死记硬背，不仅当时记住了，过了五六年都没忘，现在早忘光了。让农民背单词说外语，大多数根本就记不住，更别提回去教别人了。但有机会到县里吃点好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去培训时，我还带了把理发推子，给同屋不少人理发，还到县医院开了点药，反正药费培训班报销，享受一次公费医疗。
故事五。记得有一次在地里劳动，不知因为什么俩人动手打起来了，正是秋天收豆子的季节，手里都拿着镰刀，一个年轻一点的动手把另一位年长的头砍破了，血冒出来，旁边社员都看热闹，没有劝架的。据说，不敢劝，因姓氏不同，怕别人说拉偏架，见此情况，我冲上去，把砍人的社员拉开了，劝阻殴斗。伤者头上不停地流血，也没有药，印象中有社员就用黄土往头上抓一把。盖上伤口，不是大血管出血，后来也就慢慢好了。由于当地生活条件差，一般人的寿命也就50多岁，插队期间没有看见年龄太大的。
故事六。1970年元月左右，公社抽各大队劳力去修公路，自带行李、干粮，每次两三人，每10天一轮换。派到我，我就去了。离我们村有七八十里路，是修洛龙公路（洛指洛川，龙就不知了）。用铁锨、镐头把山坡的土挖下来，上百人一起劳动，一天下来可看出明显功效，住在掌里村，劳动期间，还见到住在村里的一个北京女知青和当地农民（是个会计）结婚，用唢呐，吹吹打打办了婚礼。嫁给当地农民的，后来知青返城就比较困难……劳动了几天，公社干部看我还有点文化，就让我出板报，写点报道，不用干体力活，一样记工分。本期劳动最后，还买了一头猪，吃了一回肉，改善生活。
故事七。1969年9月，我从北京返回宜川时，妈妈把一块旧手表给我，好掌握时间。那个年代虽说是旧表，也是件奢侈品，不敢公开戴在手上，就放在衣服兜里。秋收劳动，那天是到庙沟里将地里分散的玉米秆抱在一起集中，可能是弯腰不注意，不小心把手表丢了，当时还不敢和社员说丢了手表，只说是丢了一支钢笔。手表没用上几天就丢了，很心疼，也不甘心，用了三天时间，把所有抱过的玉米秆又倒腾一遍，也没找到。5年后，黄星同学去高堡大队（我们队知青基本都走了），有社员告诉他，后来还真有人在庙沟地里捡过一块手表。估计是当时被土埋上，就很难再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