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次教训，过河时，我再看到摞着的列石，干脆就高高挽起裤腿，脱掉鞋袜蹚水而过，不再让那些列石为难我。当脚伸进水里的一刹那，刺骨冰凉，不由得倒吸一口气，那也比掉到河里好受啊。可是过河是常有的事，有时一天几个来回，总不能老是脱来穿去，脱了几次鞋袜就嫌麻烦了，回过头来还是踩列石，所以我的鞋经常是湿了干，干了又湿。有时候我也自嘲自讽，抬起落水的脚感叹道：“一失足成千古之恨哪。”
记得又一个雨后的一天，是云岩集，我正要到云岩河对岸的集上去卖菜，因当时在菜园里和孙庭贵老汉种菜，逢集必卖菜。
走到河边，水位涨高了，列石都摞两块以上，我村兰金泉也在河边，正急得跺脚发脾气，嘴里大声呼喊：
“快些儿！快些儿！你别把我娃给扔到河里！”
顺着他的声音看去，原来在脚踩列石过河的人流中，他的婆姨刘玉莲，正双手提着小女子红霞的腋下过列石，小红霞大约两岁，身子就那样吊吊着，脚都快蹭着河水了，吓得哇哇大哭。而刘玉莲的双脚正颤颤巍巍踩在列石上，看样子她是想等站稳了再往前迈。
兰金泉急得双手呈喇叭状放在嘴边又大喊：
“紧过列石慢过桥！你还等什么呀！”
河水哗……哗地响，好像要与他的喊声比高低，不知刘玉莲听到喊声没有，在兰金泉的喊声与河水的二重奏中，只见刘玉莲一失足，母女二人双双落入水中，迅速被后人拉起，兰金泉气得直拍大腿。无奈的刘玉莲拧拧她和红霞裤子上的水，跺跺脚，抱起红霞，提着一双小鞋向集市走去。
看着她的背影，我暗暗替她庆幸：天还不算冷，否则……那天刘玉莲是落水了，可在一旁的我却意外地从兰金泉的喊声中获得了灵感。我思索着：“紧过列石慢过桥”中慢过桥和我没关系，紧过列石是关键，而关键中的关键是“紧”字，紧是抓紧，是快速。
我立即行动，快速抬腿落脚，当足未立稳之际又快速抬起另一只脚，双臂抬起在空中摆动，配合双脚掌握平衡。我成功了，一次又一次我没失足。
我慢慢体味着，过列石时人要学蜻蜓点水，就是在列石上要提气小跑，这是兰金泉送我的诀窍。
我不再怕过列石，后来我和伙伴们过列石，我会一边喊着：“紧过列石慢过桥哟！”还有调皮点儿的会接茬：“掉到河里没人捞哟！”
在那多彩多姿的青春岁月里，云岩河畔留下了我和我的伙伴们多少的怀念啊！
我们在河边石头上洗衣服，海阔天空说天道地；炎热的夏天在云岩河里游泳，戏水打闹；淅淅沥沥的小雨后，在岸边的小路上捡地耳儿，回家包饺子……云岩河还留下了我们无数欢乐的歌声，一条大河波浪宽呀，小河的水清悠悠呀，还有汾河流水哗啦啦，被我篡改成了云河流水哗啦啦。歌词是这样的：
云河流水哗啦啦，
阳春三月开杏花。
待到五月杏儿熟，
大麦小麦又扬花。
九月那个重阳你再来，
黄澄澄的谷穗好像是狼尾巴。
我们在云岩河畔唱起歌来也不亚于电影《红日》里的镜头，那是很优美的画面。
星移斗转，时光如指间的流沙，40多年过去了，那优美的画面仍然在我眼前，我无法释怀，我想念那里的人，想念那里的山，想念那条云岩河……今年5月9日我和我的伙伴们终于踏上飞快地列车奔向延安，去追寻云岩河那粼粼的波光。
云岩到了，我们看见了。
云岩河上两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了，列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和我的伙伴们在大桥上，慢慢地来回散步，我们说着，笑着，赞叹着云岩的变化，欣赏着云岩河两岸的风景，指点着让我们目不暇接的孔孔新窑洞，幢幢新楼房……云岩——我们的故乡，我们自豪啊！
忽的，兰金泉的音容笑貌闪现脑海，我默默地对他说：“金泉子，我们正在慢过桥呢，你在天之灵安息吧，你的婆姨、子女以及云岩河两岸的乡亲们，永远不会失足落水了。”
那件羊毛“斗篷”
在我60多岁的人生路上，不知穿过多少件衣裳，然而，最终留下记忆的，令人常常眷恋的并不多。插队生活中的那件羊毛“斗篷”，是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件。一遇机会，我就会眉飞色舞地向他人讲起。
1971年的春天，我已由南窑小队调到云岩街小队。清明前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祥子照例给社员派活，张三揭（翻）地，李四拉粪，婆姨育（积）肥。活一派完，社员们就纷纷扛上农具干活去了。我也正准备和妇女们去育肥。祥子喊住我。
“纳衣塬上还有一小块地得种豆子，你跟我去吧，你在前边牵牲口就行。”
我揉着忪惺的眼睛说：“好，走吧。”就随他到牲口棚去牵牛。
我们从牲口棚窑背上沿着蜿蜒崎岖的小道，一步一步向纳衣塬上爬去。
祥子右肩扛着犁耧，左手提着个大大的口袋，里边装着三四斤豆种。
祥子三十刚出头，中等个子，黝黑的椭圆脸颊。他是独子，婆姨偏偏给他生了一群女娃娃。再生一个男娃是祥子全家人的渴望。祥子勤劳善良，是云岩街的种地把式，他性情质朴，开朗，但却不善于和女人交往。那时在地里干活，社员们说说笑笑，逗个情骂个俏是常有的事，祥子却不是这个行里的人，我从没见他和哪个婆姨女子开过玩笑。
我和祥子一路默默地爬着，只听得牛铃儿叮……，叮……，随着牛的脚步有节奏的响着，悦耳的牛铃，清新的空气，让我没睡够的头脑渐渐清醒了。看祥子他扛着犁耧爬山挺沉，还提着那么大一个口袋，我觉着怪尴尬的，想打开这沉闷的局面。
“祥子，我来提口袋。”说着便去他手里拿。
祥子扭着身子躲我，“不用，不用，你走你的。”他仰脸努起嘴巴，意思是你往上爬吧。
我又说：“就那点种子，用个小布袋儿不就行了，掂那么大个口袋，光口袋就得几斤重，你呀，真是杀鸡非用宰牛刀。”
祥子低头笑了笑说：“不沉呀，没啥分量。”
我没成功，那就一心往上爬吧。
爬上了塬，天放亮了。我的身体微微发热，喘着粗气，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云雾袅袅，苍苍茫茫的黄土高原一览无余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激动了，情不自禁地想向天发问：“啊！盘古、女娲你们是用了多少的黄土，多少的石块，才把这宇宙打扮得如此广袤，如此神奇！如此美丽呀！”
我们村的地大部分在川道里，我爱上塬干活，塬上风光好，塬上景色美。
开始干活了，祥子熟练地套牲口安犁耧，掂起口袋哗哗啦啦将豆种倒进犁耧的漏斗，我在前边牵牛走着，祥子在后边摇着犁耧，大声吆喝着：“奢（上）！奢！奢奢！！”“哈（下）！哈！哈啦啦！！”“奢”是当地人对上字的发音，意思是让牛靠上边一点走。“哈”是对下字的发音，意思便是让牛靠下一点走。
牛极聪明伶俐，它能听懂主人的口令。祥子的喊声有力、干脆、嘹亮。
传遍田野，送向远方！
牵牛的不像摇耧的那样出力气，渐渐地，爬山的那点余热散尽了，黄土高原的春天春寒料峭，阵阵的晨风不客气地向我袭来，从后背直穿胸膛，我禁不住地打起寒战来，一只手牵牛，另一只手则缩进袖筒，不时地向东方张望，盼着太阳快快升起。
忽然祥子大声吆喝：“吁！吁！！”牛停下了。
他掉头向地头方向跑去，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喊他：“祥子，祥子，怎么啦？”
祥子回头向我摆摆手，没说话。我心想，大概是找地儿方便去了，跟我一个女的下地干活，自然是不好言传的事情。我松开牛，两手相互顺进袖筒捂着胸膛蹲下来，趁机先暖和暖和再说。这时，我远远看见祥子捡起地上的口袋，掉头向我跑来。
我正在纳闷儿，他已经到了我的身边，气喘吁吁地说：“你们北京娃总爱穿毛袄（毛衣），就你那号子毛袄不挡风，风一吹就毕（透）了。”
说话间，祥子将口袋下面的两个角对折成三角帽子状，往我头上一扣，说：“这个比你那个毛袄实在，它没那么多洞洞（眼儿）。”
这样长长的口袋披在我背后，活像一件羊毛“斗篷”。
我恍然大悟，原来祥子是看到我那个狼狈相，在想法让我暖和暖和呀！
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句当地话：“好太特儿的（好极了）！”
真的，披上这件羊毛“斗篷”暖和多了。为了稳固，我又满地踅摸了一根草绳拦腰系上。这件“斗篷”是山羊毛织的，密极无隙，为我挡住了风寒，暖了我的身，更暖了我的心。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存。想到上塬时说的话，真有点不好意思。
东方红了，多情的朝霞，把天边染得一片斑斓。祥子、犁耧、牛儿和披着“斗篷”的我构成了一组剪影，在黄土高原展开的土地上缓缓移动，天似苍穹，红光普照，空气中散发出温暖。
40多年逝去了，那情景仍然在我眼前，仍然鲜活，仍然生动，今天回想，如果把那天的景象画成一幅油画，或者，用相机拍下一幅照片，难道不会成为一件经典作品吗？……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高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云岩大队南窑村插队，退休前在河北省香河县法院任法官。）
旧诗散忆
李子猷
得知知青朋友们要编着《云岩河的歌》，心中很高兴。
4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群当年在宜川云岩插队的知青朋友们，都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回顾回顾那几年的生活与情感，聊以自慰之余，也可给后辈们留下点“遗产”，自然是件很不错的事。那是我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偶然和年轻人说起自己那几年的事，心情总是很兴奋。然而，毕竟已经过去40多年了，不少真正值得留下印迹的事，具体情节却已在头脑中变得模糊。从哪里写起呢？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日记本。擦去封皮的岁月尘埃，品味着充满血气方刚气息的文字，从中找出了几首难以说得上是诗词的诗词。好了，多少加点背景说明，就将它们献给我的知青朋友和我们的后辈们吧！
《菩萨蛮·喜讯》
《菩萨蛮·喜讯》写于1969年元月4日。词的附注中写道：“是日，接李淑勤电话，得知去延安插队已获批准，顿时异常欣喜，当晚吟成。末句‘大风’一词，引自汉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
一心期盼闻喜讯，两眼迷茫泪欲流。
热血涌春潮，壮志比天高。
听令中南海，乡村做新农。
阔步向延安，高歌唱大风。
也许，现在的青年朋友会有疑问：得知去延安插队已获批准，这也算“喜讯”吗？可我要告诉现在的青年朋友，这首词，不仅是我那时的真实感受，也是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的真实感受，甚至可以说是那时的一批北京中学生的共同感受。当然，这种感受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自身思想激烈冲突后的情感果实。
和我一起在原云岩公社云岩大队插队的九位同学，分别来自两所学校。
黄凤喜、曹景山、秦亚平和我，是北京建筑机械学校的中专生，李淑勤、林夕、杜昕、李向罡和赵晓静，是人大附中的高中生。因为我的初中母校是人大附中，和李淑勤、林夕初中同班，后来插队，九个人得以走到一起。按照当时的政策，中专毕业生是不用插队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四个中专生从写插队申请，到获得批准，颇费了一番周折。
毛泽东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指示，是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当天，北京建筑机械学校革委会就召开会议学习这一最新指示。我当时是校革委会副主任兼红卫兵委员会主任，参加了这次学习，但并没有明确表态。我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心潮起伏，久久不得平静。要不要主动报名去农村，思想斗争很激烈。”
思想的变化非常迅速。以下我的四天日记摘抄，反映我和同伴们那几天的行为和情感。
1968年12月23日：“学习了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初步决定，到农村去。……给李淑勤、林夕写了信，谈了去农村的想法，并说准备同她们一起在人大附中报名。”
1968年12月24日：“我和黄凤喜、曹景山等人，还有秦亚平，商量了到农村去的事。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志愿，这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1968年12月25日：“今天接到李淑勤、林夕的电话。她们和我们一样，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决心到农村去，为实现伟大革命理想而奋斗。
她们还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同她们一起报名。”
1968年12月26日：“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和黄凤喜、曹景山等去人大附中，与李淑勤、林夕及她们的同学们共同商量去农村的事。我们在人大附中东教学楼作出了决定：马上写申请书。”
随后的三天，我们几个中专生一直在为申请书获得批准而奔忙。先是三番五次地催促驻校工宣队、军宣队的批准，然后冒着刺骨寒风跑到建工部机械施工总公司要求批准，最后又到海淀区安置办公室，请求尽快与朝阳区安置办公室协商批准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