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李大钊。1918年7月，他就敏锐地指出：同法国大革命预示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也预示世界将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年底，他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再次指出：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此之后，他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同时，他还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引导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这一时期，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发展壮大。至1919年初，全国产业工人增加到200多万人。
这个新兴的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因为他们多由破产的农民转化而来，容易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成为中国革命广泛的社会基础；又因为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在革命中比任何阶级都坚决、都彻底。因此，他们能和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一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投身新的革命风暴。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这种革命的起点。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简称“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会上提出取消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出外国军队和巡警，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尤其是废除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权等要求，均遭拒绝。而日本要求与会国承认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竟然得到美、英、法等国支持。北洋政府的代表在抗争无效后，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喊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要求北洋政府惩办亲日派官僚。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热烈声援和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却在6月3日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镇压。为了抗议北洋政府逮捕爱国学生，支援学生罢课，6月5日，上海工人组织罢工，商界举行罢市。上海的“三罢”行动，得到了天津、南京、武汉、长沙、芜湖、济南等百余座城市的工人声援，斗争的主力军由青年学生转为产业工人。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先后下令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6月28日，北洋政府代表慑于国内民众压力，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一场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是由青年学生、产业工人和其他民众掀起，以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使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姿态和战斗威力。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们深入工人中间，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场运动培育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为后来从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的大革命，充实了全新的因素、全新的意义。因此，五四运动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简单延续，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起点。
三、中国共产党诞生与“重建国家”的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这个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这个革命，又是通过其政党——共产党来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革命党人以革命手段推翻了清王朝。但是，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革命党中许多人认为大功已经告成。“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一时成为流行的说法。这种思想自然使同盟会在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高潮中不能担负领导责任，也很难发挥战斗力。于是，成立新的革命党来领导中国人民斗争，就成为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必然，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新思考和新追求。
恰在这时，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联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获取的领土和一切特权。苏联政府的宣言，为中国赞成十月革命道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使他们坚定地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9年夏秋，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夏，陈独秀也明确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在《谈政治》等文章中指出，资产阶级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不可逃的运命”。同时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第二种，是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先进青年骨干。五四运动时期作为湖南学生运动领袖的毛泽东，在研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着作后，确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就没有动摇过”。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第三种，是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为代表的一些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活动家，他们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逐步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来把握，并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实际，深入工厂与工人打成一片，进行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中国先进分子的议事日程。1920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最先提出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议题并初步进行探讨。
1920年4月，经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苏俄革命及俄共有关情况，并就中国建立共产党问题交换意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它由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筹组，于1920年7、8月间正式成立，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上海创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联络中心的重要作用。同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在北京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先后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3月，李大钊向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呼吁。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代表50多名党员。李大钊、陈独秀因事未能到会。陈独秀委托包惠僧代他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由于会议进行中受到暗探和巡捕的干扰，临近尾声时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结束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大会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归社会公有”。这一奋斗目标表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重建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十分明确。
大会讨论党的具体工作计划时决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强调“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大会选举陈独秀等三人组成中央局，作为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诞生伊始就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有了主心骨，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四、国共两党合作与大革命的兴起与失败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肩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重任，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总部原设上海，后迁往北京。张国焘、邓中夏先后担任主任。总部下设北京、武汉、湖南、广东、上海等地方分部。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组织产业工会，领导工人罢工。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次罢工高潮。这个高潮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前后持续13个月之久，共举行大小罢工180余次，参加者在30万人以上。其中声势和影响大者有1922年9月由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1.7万余人的罢工，同年10月由邓培、彭礼和等领导的开滦煤矿5万余人的罢工，1923年2月由张国焘、罗章龙等领导的京汉铁路3万余人的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武汉工团联合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遇难。在这次惨案中，前后伤亡350多人，被捕入狱40余人，被开除流亡者1000余人。工人运动由此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斗争的威力，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影响。同时也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无产阶级虽然是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单凭一个阶级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重建国家”是很难取得胜利的。要胜利，就必须在斗争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
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理论，指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共产国际的启发和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科学分析，明确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从而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时的主要奋斗目标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统一中国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强调：共产党应当站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又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中占第一位。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它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政权的一步过程。
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其驻华代表马林的提议，也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共产党与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