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反封建方面，它们只把斗争矛头对准清王朝中央统治集团中的皇帝，对多数封建地主官僚集团则实行妥协，甚至联合、依靠。在北洋军阀率兵进抵长江之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竟以让出总统和政权为代价换取袁世凯对中华民国的表面承认。在反帝方面，从同盟会纲领到临时政府约法，都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甚至在《告友邦书》中承认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债协议，幻想取得帝国主义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革命之初，虽然也联络会党和争取新军下层共同斗争，但清政府一经垮台，便把这些力量抛到一边。同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敢从根本上摧毁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要求，因而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失去坚强的后盾，最后失败了。
辛亥革命领导集团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以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逼迫清朝宣统皇帝退位为先决条件，同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次日，又决议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置于北洋军阀的控制下。这种变动，预示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的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毕竟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基本任务，也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对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毛泽东概括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时又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毛泽东把洪秀全排在第一位，是有历史根据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就组织幕僚翻译、编纂《四洲志》，开始了解和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和经验。魏源在此基础上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重点在“技”，即西方的技术和器物，目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到了洪秀全，才真正向西方寻求真理，学习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不仅借用西方基督教中平等、互爱等思想，按照农民起义的需要加以改造，创立拜上帝会，向封建统治阶级发动猛烈攻击；而且明确支持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和框架设想。
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在西方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在同时代向西方学习科技、文化、思想、教育的人中，紧紧抓住政治制度这个核心内容，大胆地提出“变法”目标，即改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为此，他亲自写了《俄皇大彼得变政考》及《日本变政考》呈送光绪皇帝，希望“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造就一个既有俄国彼得大帝那样有雄心勇于改革的君主，又有日本那样的议院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
严复是最早在中国系统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经济理论的启蒙思想家。他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之所以成效甚微，是因为没有抓住根本，没有用西方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开“民智”。
因此，他致力于翻译西方着作，如英国约翰·穆勒的《名学》、亚当·斯密的《原富》、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宣传“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政治思想。
他相信，如果这些理论被中国人接受并付诸实行，中国就救亡有术，富强有道了。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鉴于清政府的腐败和顽固，以及维新变法在中国举步维艰，转而学习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共和国。这是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所达到的最高峰。他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孙中山对自己提出的方案是充满信心的。
他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从以上的扼要梳理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是十分热烈、十分认真和十分虔诚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但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既没有使中国争得民族独立，也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幻梦，使各类人物试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希望完全落空。
历史经验证明，在近代中国选择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一方面是外部环境不允许。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殖民地作为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获取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的基地，越来越成为它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帝国主义绝不允许中国通过学习西方走向独立，而使它们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采取各种手段破坏中国的进步和革命。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面对比它强大得多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未能成为一支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这个不成熟的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较大的依赖性和妥协性，而与广大工农群众则存有更大的隔膜和距离。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靠如此软弱的政治力量来治国理政是难以改变社会面貌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旗帜下所进行的种种斗争，围绕资产阶级建国方案进行的种种探索和试验，尽管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是，它揭示了一个真理，即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有待于新兴的阶级力量的壮大，有待于寻找新的指导思想和革命道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朱德等，都曾是同盟会会员或革命党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较年轻的一代也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转变，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这些事实又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指示航向的灯塔，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民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