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情况，历任江苏、福建巡抚的丁日昌说：
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书等，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着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既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曾通饬所属，宣讲《圣谕广训》，并颁发小学各书，饬令认真劝解，俾城乡市民得以目染耳濡，纳身轨物。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粘单扎饬，扎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版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借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并由司通饬外府县，一律严禁。本部府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
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也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
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水浒传》的态度可以看出，无论施耐庵的初衷如何，《水浒传》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着，它在客观上也给诸多农民起义者带来强烈的共鸣与激励。
从明到清，统治者都把《水浒传》归为“诲盗”一类，他们出于“卫道”的本能，自然要对《水浒传》进行大规模的封杀与禁绝。然而，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秉持的“唯物史观”看来，“诲盗”与“卫道”则恰好对应了“进步”与“反动”。
民国存在时间过于短暂，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过于迅速和猛烈，因此民国也没有形成一个从民间推崇暴力反抗，到官方禁绝暴力反抗的世俗文化转型。清朝末年，底层人民反抗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开展武装斗争。这一时期，正是唤起民众反抗意识的黄金时代，《水浒传》这类书籍，与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契合的。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因此，在这样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什么势力集团会对它进行封杀。
到了民国末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策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毛泽东从小就有机会读到《水浒传》这样的文学作品，对于他来说，道统是什么，政治是什么，农民是什么，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到了青年时期，他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农民，或者说底层人民，完全可以通过武装革命，占据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道统之巅。
在共产党员的心目中，井冈山在几代人眼里都是神圣的，因为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但是，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也的确带有很浓重的农民气息，其实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影响。
第二节毛泽东点评梁山众好汉
一、毛泽东对梁山众好汉的独特评价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底层人民起义全过程的长篇小说，有学者认为，它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民间口头传说、艺人讲说演唱的基础上，由施耐庵加工编撰而成。这种说法还有待考证，但《水浒传》确实具有民间文学的鲜明特点，更可贵的是，小说在具有庞大人物系统的同时，又保持了严整的结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是一条贯穿前半部书的主线，但主线中的每一个故事和人物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水浒传》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简单、明快、准确、生动。书中的价值观又与中国世俗的价值观有诸多牵连传承，比如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杀富济贫”等。
此外，《水浒传》中的人物也极为生动，有个性，有生命，栩栩如生，惹人喜爱。梁山泊一百零八个“高级将领”，人人都有职责，有参与决策、运筹帷幄、带兵打仗的，有专办钱粮、酒席宴会的，有刺探情报、招纳英才的，有负责制作衣甲、兵器的，有打造旌旗袍袄的，还有内外科医生、兽医，以及铸炮的、盖房的、屠宰牲口的、酿酒酿醋的，每个英雄都有用武之地，各司其职，面面俱到。
毛泽东曾结合革命实际，比喻水浒英雄。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谈话中，他说：“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个酒店，专门打探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他还说“要有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此外，在不同场合，毛泽东谈到的还有卢俊义、鲁智深、武松、李逵、柴进、三阮、张顺等人物。
毛泽东肯定吴用和三阮的人品，也赞扬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在长征途中，他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超群，“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这是因为他们颇有斗争精神，浑身是胆，才力过人。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到武汉视察，见到了李达。毛泽东和李达同是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字润之，李达字鹤鸣，革命战争年代，两人彼此都以字相称。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两个老战友在武汉见面时，李达想改称毛泽东为“主席”，但一时又不习惯，一连“毛主……”了好几次，“席”字仍然说不出口。毛泽东见李达有些不自在，便替李达解围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李达入座后惭愧地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在梁山好汉这些生龙活虎的英雄人物中，几个重点刻画的人物在几百年的时光里一直都深受读者的喜爱，施耐庵把他们的性格塑造得非常饱满鲜活，不是刻板地描述一个个光芒万丈的无敌英雄，而是刻画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并赋予他们各种各样的优点和缺点，在毛泽东历经几十年的阅读过程中，对他们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评价。
二、要有武松打虎的精神
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武松作为打虎英雄的形象印在了中国人心中，他的打虎精神也为广大民众所赞颂。在中国民间，武松打虎的故事以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几百年不衰，其原因在于：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武松的身上，有一种让人敬佩的英雄豪气。
1954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传》。毛主席问孙勇：“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孙勇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主席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孙勇说：“武松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为人民除了害。西门庆诱奸霸占他嫂子潘金莲，并用毒药害死了他兄长武大郎，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由此可见，武松是一个疾恶如仇、敢做敢当的人。在被判刑发配孟州的路上，两押差看到他一身正气，不敢打骂和怠慢他。后来，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主席听了，说：“你答得不错，给你打九十分吧！”
毛泽东也十分佩服《水浒传》中的打虎英雄武松，赞赏武松大无畏的精神和英雄豪举。但他却更深入地思考这个故事，把武松打虎看作一种英雄气概，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他经常用这个故事启发干部。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应该有一种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夸奖战将许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敢打“国民党这只虎”！他经常称赞英勇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武松那样的打虎英雄。
毛泽东一方面讲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像武松一样敢于打虎，另一方面，他也对武松打的虎进行分析。毛泽东用武松打虎的故事来说明一个革命道理：人民和敌人，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要消灭你。革命者要放弃幻想，不与反动派妥协。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力量势如破竹，向全国进军。这时，有一些声音指责共产党。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这里把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他告诫人们，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他用《水浒传》中武松与虎的关系，讲明这样一个道理：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这个野兽面前，要学习景阳冈上的武松，丢掉怯懦，敢于斗争，决心“把老虎打死”，而绝不能让虎来吃人。他启发共产党的干部们，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关头，发扬武松的“打虎”精神，克服怯懦，放弃一切妥协的幻想，与人民面前这只“虎”，作你死我活的搏斗。
在历来研究或者讨论《水浒传》的人中，在讲述或者赞颂武松打虎这个故事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目光投放在被武松打死的老虎身上，从这个野兽身上发现什么道理。毛泽东以他独到的眼光，对这只老虎作了一番分析。他把这个老虎作为与武松的对立面来看，将其分析活了：它先是要吃武松；在吃人的老虎面前，武松只有打，打死要吃人的老虎，武松才能活，也才能成为英雄。
在这里，毛泽东把老虎这个野兽的本性同反动派的反革命本性联系起来，把武松与人民联系起来，把革命道理讲得生动易懂：老虎是要吃人的，你不打死老虎，自己就要被老虎吃掉；有要吃人的老虎，才有打死老虎的英雄；有反动派的压迫，才有革命人民的反抗；在反抗中，打倒压迫人民的反动派，人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他以此教育干部、战士要坚持斗争，革命到底。
三、要学石秀的拼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注意引导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中，在扞卫国家主权时，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当年中国上下都讲这样一句流行的话：“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这句话反映了那时的时代风貌和人们的精神境界。
毛泽东特别赞赏这句话，他多次讲过，人总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在毛泽东提倡的精神中，就有干事业的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提倡这种精神，并用他所熟悉的《水浒传》中石秀的例子向干部们讲这个道理。
1957年3月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号召全党同志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毛泽东用《水浒传》中石秀的例子，生动形象地向干部们讲了这样的道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要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种干劲，那样一种热情，那样一种拼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永远不懈怠，才能克服有些人在胜利后贪图安逸、停滞不前的现象。
毛泽东还把石秀这种拼命精神，作为共产党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成就伟大事业最高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状态，战争年代可以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时期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