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受到国民党的真正信任
顾顺章虽然一被捕就叛变，叛变之后不断地出卖一些中共机密，并为国民党出谋献策、培训特务、编写特工教材等，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国民党一直不信任他。他在国民党手中，经历了一个监押、软禁、监视、再逮捕、残忍处死的过程。一句话：顾顺章叛变后，人身几乎没有什么自由，更谈不上得志，最后还被国民党残忍处死。“兔死狗烹”，也许是在那个时代里一切叛徒的共同下场吧！
顾顺章刚叛变时，被国民党从武汉押送到南京，他向国民党特务作了一番供述，见蒋介石又受到了冷遇，之后，就被关押在南京白露洲大院。徐恩曾亲自率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干事顾建中等，根据顾顺章供述的情报，赶赴上海执行大搜捕任务，但不允许顾顺章参加。
顾顺章在关押中，徐恩曾、张冲、顾建中等都多次到狱中对顾进行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促其彻底背叛中共。徐恩曾为了拉拢顾顺章，还三次差使调查科助理干事张文，购买一些食品、水果、扑克牌以及扇子、蚊香等日用品送给顾顺章。徐恩曾还交代张文一个任务：替顾顺章做笔记，要顾口述一些地下工作活动情况，作为中统特务破坏中共地下活动的参考资料。据张文后来说：“当时顾的情绪不宁，说得很少，我所记的也不过3页。”
不久之后，徐恩曾通过在武汉、上海等地根据顾顺章口供进行搜捕实践的检验，证实顾顺章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才解除对他的关押，把他安排到南京双塘巷居住，其实是把他软禁起来。徐恩曾派自己的亲信王思诚做顾的“秘书”，还从蒋孝先宪兵第三团里调来一名叫林金生、外称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调查员，来当顾的“保镖”。这两人声称是为顾顺章服务和保护他“安全”的，实际是来监控他的。与顾顺章在此同居一处的还有叛徒王国栋、胡洪涛、李志远。
生活待遇得到满足
徐恩曾虽然在政治上和使用上对顾顺章不放心，但是考虑到顾顺章“奇货可居”，还是千方百计拉拢他，在生活待遇上尽量满足他。徐恩曾本人就是一个出手阔绰，很懂得挥霍的公子哥，所以对顾顺章在经济上也不吝啬，给他大量的金钱，让他像自己这样花销挥霍。徐恩曾知道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被中共处置后，特地委托王思诚为顾顺章物色一个老婆。
1932年3月16日，顾顺章与张永琴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婚礼。场面颇为热闹，徐恩曾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出席婚宴，徐还代表蒋介石送上了一份礼数颇丰的1000大洋贺礼。
张永琴，原名张琴，出身于一个小业主家庭，时年19岁，正在南京三民中学读高中。由王思诚与张永琴的父母商量好之后，顾顺章这个不速之客亲自到张永琴家里“提亲”。这种方式与那个年代相亲时一般都由双方家长陪同、年轻男女在公园等公共场合见个面是不一样的，使张永琴觉得反常和唐突。但由于是王思诚这种有社会背景的人来说亲，顾顺章又能说会道，人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一对明亮的大眼睛，高鼻梁，比较耐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永琴就默认了。
20世纪90年代初，张永琴接受孙曙采访时对当年的情况有详细的介绍：
我认识顾顺章是在1932年初，那时中统派到顾顺章身边做秘书（实际是监视）的王思成，大概是奉中统局的旨意，打算为顾顺章做媒。王将此意告诉了手下一个勤杂人员吴洪林。吴回家对其婶娘谈起此事，这位吴老太太与我家是近邻，便向我母亲提起此事。当时我在读中学，有时放学回家，碰见他们在谈这事，瞒着我鬼鬼祟祟的样子，我很不高兴。我不知道母亲已将我的照片拿给他们了，我的所有情况也已被他们调查清楚。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后，母亲给我把事情挑明了，并拿了顾的照片给我看。起初，我对这种说媒方式反感，后来因幼稚无知，出于好奇，加上看了顾的照片又无恶感，就答应了见面。
婚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这是一处四开间两层的楼房，在此之前，顾顺章已经把母亲、女儿顾利群、侄子顾益群接到了南京。现一家五口住在一起，有时张长庚也来小住几天。顾顺章新婚宴尔，又不摆老爷的架子，手脚勤快，在家打打扫扫，与张永琴一起料理家务。生活中他爱清洁，讲卫生，像医生那样重视卫生，也懂一些医学。张永琴分娩时，他完全像一个产科医生，照料她吃药、打针，为婴儿包扎脐带、洗澡、打包、喂奶、喂药等，显得十分内行，家中大人小孩生病，包括他自己，都是由他诊治，不去医院。平时他还钻研一些医学书，搞搞魔术把戏，一家人的关系还是融洽和谐的。
除了徐恩曾有事交代外出外，顾顺章都待在家里，深居简出。偶尔外出，除了带上“保镖”，他还要特意化装，通常是戴一副眼镜，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一下子就容貎大变了。顾顺章很风趣，没事干时，会化着装逗门卫和妻小玩。他女儿顾利群回忆：
有一次顾顺章从家里后门出去，前门有国民党派来名义上保护他、暗地里监视他的举动的保卫。顾顺章对前门保卫说他“要找顾顺章”。保卫就带他进屋。进屋后，保卫对在客厅的张永琴和顾利群说：“这个客人要找顾顺章。”张永琴回答：“你等一下，叫顾利群去叫她爸爸。”顾利群到里屋去叫顾顺章。顾利群当然找不到顾顺章，出来对客人和保卫说：“我爸爸没有在里面，到啥地方去了？”这时，顾顺章突然把眼镜、假胡子和假牙套拿掉。张永琴和顾利群先是一愣，后哈哈大笑，惊奇地喊道：“怎么是侬呢？”
1933年6月间，经徐恩曾同意，顾顺章去了上海。这是他在护送张国焘去武汉离开上海之后第一次回到上海。上海是他浪迹、奋斗、起家的地方，也是他违背入党誓言、叛变革命而让他的亲属受到牵连而遭到镇压的是非之地，他对此地百感交集，刻骨铭心。曾几何时，他是一位在中共内部受人尊敬和神秘莫测的情报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人，又是一位令国民党特务密探、中共叛徒、内奸谈虎色变的中共“特工王”。如今，他来到上海，虽然有国民党特务前呼后拥，住行有人接待、侍候、关照，但是，他只能偃旗息鼓，秘密潜行，不敢大肆声张，处处小心翼翼，以防遭到他一手创建的中共特科行动队的镇压。
回上海的两个目的
顾顺章此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帮助中统特务调查“史济美被暗杀案”；二是借公干顺便到吴淞乡下扫墓。
史济美是在上海开辟中统“码头”——国民党特工上海“行动区”的首任区长。1932年春，国民党特工总部在南京成立，办事机关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内。随即在各省市、各党部内成立特务室，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秘密“行动区”。史济美，又名吕克勤、马绍武，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毕业后入谷正伦主持的“政治警察训练班”接受培训，1930年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工作，任助理干事。后又受训于顾顺章主持的中统特工人员训练班第一期。1932年5月，史济美到上海。同年11月担任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并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马绍武的名义进行活动。史济美极其狡猾，干特务这一行很有一套办法。他深悟“堡垒往往从内部突破”的道理，收买了共产党员徐阿四、姚长庚，帮助他俩分别夺取中共沪西区委和中共闸北区委的领导权，进而侦查中共上海市委、江苏省委以至中共中央的情报。
史济美确实能干，他的招数很快见效，不到半年，中共在沪的很多机关、组织遭到破坏。1933年3月28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的罗登贤被捕。当时他由满州调沪工作仅三个月就被捕了，8月29日在南京英勇就义。同时被捕的有秘书余文化、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同年5月，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邓中夏被捕，10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牺牲。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诗人应修人，在国民党特务抓走丁玲、潘梓年之后也遭到围捕，他英勇反击。后来他不甘被捕受辱，试图跳窗逃走。不想中途被一利物划破肚皮，右前额着地，脑袋裂开身亡。
史济美在取得这些“成就”之前，还与同伙一起抓获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党团书记卢福坦。
卢福坦，又名专翼、李燕谋、李长有、外号“老山东”，山东泰安人，1891年1月生，文化程度为私塾三年。当过学徒、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9月在酝酿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时，在沪的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明将要离沪，卢福坦表示想继向忠发之后当党的总书记，因王明反对，卢没有当成。王明等人却推举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负总责。1932年9月，由于工作中的错误，卢被停止参加中共中央常务会议，并在全国总工会的会议上作了检查。同年12月，卢去铁路总工会检查工作时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旋被引渡并押解至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工总部。卢福坦随后叛变投敌，供出中共中央许多重大秘密，致使中共干部多人被捕。1933年3月，卢在报上发表《告共产党全体同志书》，公开叛党。之后，他成为中统特务骨干，大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捕杀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
1951年5月，卢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依法处决。有一种说法是卢福坦掌握了康生在30年代初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卢福坦被中共逮捕曾交代过此事，“文革”又旧事重提，康生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史济美肯动脑筋，他把自己到上海来破坏中共组织的方法和经验总结为三点：
第一，“撒播黑色种子”。采取优厚的物质条件诱惑中共队伍中意志薄弱者，使他们叛变中共，被捕后诱惑与尚未被捕诱惑，双管齐下。然后利用叛徒作为“黑色种子”，让他们带路指认或在马路大街上守候盯梢，有的甚至连续盯梢几个月，待掌握了中共的全部活动情况之后才下手逮捕。
第二，“设置老鼠笼”。破坏中共某一机关后，派人守候在那里，一发现中共不知情的后来者，即马上逮捕。
第三，“放长线钓大鱼”。破坏中共的组织以后，故意保存其中一个已经发现的机关，让中共继续活动，派人在那里监视并跟踪吊线，过一段时间，找到更多的线索以后，再进行一次新的大破坏。
史济美自鸣得意，称他的三条经验为侦破共党组织的“三点论”。
史济美，这个善于镇压共产党人的老手，尽管秉性狡黠，行踪诡秘，防守严密，但是并没有逃脱特科的惩罚。
1933年6月间，中国火炉之一的南京骄阳似火，炎热异常，史济美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到南京国民党特工总部汇报工作。事毕，特工总部设计委员顾建中有意让他翌日在一起小酌叙谈，而史济美却执意要在当夜返沪。原来史济美已预定14日晚在上海福州路小花园一家叫“甜心”的妓院请客，捕房探长、翻译都在应邀之列。他是要炫耀自己“剿共”有方，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也有犒劳这群“剿共”帮凶的意思。
史济美为了表现他身为男子汉“一诺千金，说话算数”的气度，婉言谢绝了顾建中的盛情，急如星火地于当天晚上赶回上海。
史济美的双手沾满革命烈士的鲜血，恶贯满盈，“红队”队员对他无比愤恨，上下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地寻找战机。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细致耐心的追踪侦察，终于搞得到了史济美确切行踪的情报。
提供这一重要线索的是李菊村。李菊村（有书称，李菊村是一个中共变节分子的化名，李菊村是李士群的化名，待考——笔者注）原为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后动摇变节，但他后悔了，在随国民党特务抓捕应修人时，他出其不意反击国民党特务，逃离虎口，署名“蔡飞”，投书揭露国民党特务捕杀革命志士的内幕，并向特科提供了史济美的行踪、习惯。
6月14日晚，“甜心”妓院，灯红酒绿，老远就可以听见的缠绵悱恻的色情曲调，令人感到肉麻恶心。妓院正门附近时有几个涂脂抹粉、花枝招展的青楼女子正与路过的男人调情说爱或纠缠拉扯。正门右侧不远的拐角有一条布置雅致的花园里弄，那些表面一副“正人君子、修养高雅”的达官贵人，经常通过这里从后门进妓院去摘取“路边野花”。
史济美比客人提前来到这里。他下了小汽车即往弄堂走，脚刚踏进弄口，就觉得有不祥之兆。他想，平时“下三流”的人是不会在这里走动的。当他警惕地握着枪柄时，枪声已经大作，他还来不及还手即身中五弹：耳下、上唇和胸部各中一弹，头顶命中两弹。史济美虽拼死挣扎到“甜心”门口，终因流血过多，一命呜呼。原来，这些“下三流”打扮的是化装的“红队”队员，领头的是“红队”队长邝惠安。他们已在这里埋伏多时，当他们看到远处的史济美乘坐的4223号小汽车往这里开来时便纷纷闪入里弄。击毙史济美后，“红队”队员还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一份上海地区“待捕共产党嫌疑犯”的名单，这位反共顽特至死之前还念念不忘捉拿捕杀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