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红队”打出了威风
说起“打狗队”，要回溯一下五卅运动时的情况。五卅运动开始时，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商人罢市（史称“三罢”），爱国的各派各界纷纷参加运动，强烈抗议帝国主义在华暴行。帝国主义惊恐万端，拼命搜罗雇佣工贼流氓，破坏“三罢”，还有组织有计划地重点袭击罢工领导人、工会负责人及其积极分子，绑架、暗杀革命分子事件接连发生，手段极其卑鄙残酷。
俗语道：蝎蛇缠身应解脱，我佛慈悲亦惩恶。
中共中央决定以牙还牙，制裁反动分子。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在当年2月大罢工各厂自发成立的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罢工工人纠察队，作为罢工的护卫队和罢工领导人的警卫员，他们拿起原始武器木棍、铁棒、斧头，对少数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上海怡和纱厂，位于沪东区，创办于1895年，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第一家在华投资百万元以上的外商厂，创办者是靠走私鸦片发家的英国商人查理顿和马地臣。该厂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生意越做越火红，规模越来越大，1921年成立了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近8000名员工。
罢工严重损害了英商的利益，英商对罢工恨之入骨，雇用了一批打手，在厂里到处寻衅闹事，恫吓、迫害罢工领袖和工人积极分子。纱厂里的总管孙富生，包工头“大和尚”气焰十分嚣张。
王根英（后来成为特科的女英雄，时年20岁）是怡和纱厂工会主席，领导和指挥了惩恶行动。
薛家浜是孙富生每日上下班的必经之地。一天晚上，孙富生回家从此地经过，纱厂中共党员吴启杰率领几个工人拦住他的去路，责骂他是连狗都不如的洋奴才。孙富生拔枪企图行凶，有备而来的吴启杰等人，从腰间抽出斧头猛砍过去。
孙富生持枪的右手臂差点儿断掉，身上也被砍了几斧，瘫倒在地，昏死过去。
惩罚“大和尚”的地点就选择在杨树浦纱厂大门前不远。
孙富生被砍事件后，“大和尚”不知好歹，继续为虎作伥。一天清晨，“大和尚”骑着单车，哼着小调，眼看快到厂门，工人们三五一群沿同一方向迈步向前，他恶言恶语地吆喝工人要走快点去上班。突然脑袋猛挨了一棒，“唉哟”一声，人从单车上栽倒下来，接着又是一阵乱棒打来，“大和尚”顾不得浑身疼痛，连滚带爬，跪在地上作揖求饶，发誓以后不敢再与工人作对。
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工人统一行动，其他区域大致也是采取诸如此类的行动，工贼、流氓十分惶恐，反动气焰有所收敛。
但是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推翻了运动中的诺言，对工人领袖、工人积极分子反攻倒算。“秋后算账”之事频频发生，中共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枪的队员，专司镇压流氓、工贼的任务，对这些队员，中共组织没有给予正式命名，当时上海人称之为“打狗队”。“打狗队”这个称呼很好，它把打击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动队最准确不过的概括起来了。
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先礼后兵。他们先是对流氓、工贼提出严正警告。有的流氓、工贼有所收敛；有的则视而不顾，明目张胆地继续为虎作伥，“打狗队”开始“用兵”。他们行动迅速、准确，干掉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工贼、流氓。工人群众知道了欢呼拥护，拍手叫好，市民也支持。
以惩罚流氓、工贼和保护工人生命利益为目的的“打狗队”就是后来中共特科行动科的雏形。
顾顺章以原军委特务科特务股的部分人员为基础，又从原上海工人纠察队中挑选出一些优秀分子充实“打狗队”，扩大队伍，建立了中央特科行动队，自兼队长。特科行动队也称“红队”，即中共领导专门惩罚特务、叛徒、内奸的“红色恐怖队”的简称。行动科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武装营救被捕同志，惩处特务、奸细、叛徒，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人员的安全。
关于“红队”产生的经过，陈养山有个较为详细的介绍：
“红队”的产生，有一个过程。它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逐步形成的。一九二五年“五卅”大罢工爆发后，各工会系统为了维持罢工秩序，防止工贼、流氓的破坏，纷纷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当时一般千人左右的工厂都有一支从几十人到一、二百人的纠察队，队员从工会积极分子和党、团员中挑选。纠察队除维持本工厂、企业的罢工秩序外，还负责调解工人群众内部的纠纷，纠察队是工会的一个重要部门。
一九二五年六月下旬，工人罢工已有二十多天，帝国主义及其各种走狗，加紧了对罢工的破坏。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工人罢工后生活发生困难，挑拨离间，企图分裂工人队伍；同时又利用流氓、工贼，有组织、有计划地袭击罢工的领导人、工会负责人和积极分子。有的同志甚至被他们秘密打死或打成重伤。
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和工会一方面积极设法帮助有困难的工人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同时，对破坏罢工的流氓、工贼，视其情节轻重，或提出公开警告，或给予坚决回击。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不听警告继续作恶的工贼，我们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枪的同志。担负镇压流氓、工贼的工作。我们干掉这些作恶多端的人，工人群众是拥护的，社会上也是同情的，其结果，反击了敌人的阴谋，巩固了罢工斗争。
从“五卅”时期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纠察队是没有枪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时，我们先缴了警察局的部分枪支，后来又缴了军阀部队的一些武器，纠察队就武装起来了。
1927年“四一二”以后，问题更复杂了。不仅流氓、工贼的问题继续存在，又有了要对付国民党特务，党的叛徒、内奸等问题。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叛徒知道我们的活动规律，对我们的威胁更大，跟他们的斗争也更艰巨。特别是六月份，江苏省委机关新成立，在一次省委会议刚刚散会后，就遭国民党特务包围，造成陈延年等同志被捕。此后，又因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叛变，造成赵世炎被捕。陈延年、赵世炎两同志被捕牺牲的血的教训，使我党深感要有一些专门的同志来对付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叛徒的破坏。于是，在原来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由江苏省委选了政治上坚决、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同志，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特务、叛徒、内奸的任务。
在周恩来同志从香港回到上海时，中央机关已陆续从武汉搬到上海。在武汉来的同志中，也有专门做这一方面工作的。这样，上海就有两批同志专做“打狗”的工作，分别属于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
当时由于情报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因此，“打狗队”在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央和江苏省委有两支“打狗队”，不易统一指挥。于是，在1928年下半年把两者合并起来，整顿了队伍，任命刚从苏联回国的谭余保主持这一工作，由中央特科领导。
行动科一建立就初露锋芒，它的锄奸行动使国民党特务、租界巡捕、侦探、叛徒、奸细闻风丧胆。行动科初期的行动人少枪少。当年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里的巡捕侦探通过对诸多案子的分析，认定共产党的“红队”仅有4条枪。但是，“红队”就是凭借这4条枪，使国民党特务、租界巡捕、叛徒奸细胆战心惊。曾有一段时间，中共在社会上的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巡捕、警察都不敢乱动，不敢像以前那么张牙舞爪，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有时发现有人分发传单，他们也不敢干预，直到中共的活动有人告发，巡捕方敢“破案”。他们出动捕人的时候，不敢惹事，只是吵吵嚷嚷，故弄声势，把人轰走，担心“红队”报复。
这段时间大约是1927年冬至1928年早春。许多中共人士觉得很奇怪，“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处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人员都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喜筵。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中央秘书处邓希贤（邓小平——笔者注）和俄国新回来的张西沅（张锡瑗——笔者注）结婚，席设聚丰园，也是这般铺张。”
当然，出现这种暂时的现象不能全部归功于特科“红队”的威力。实施恐怖政策的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和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这对被讥为“养虎成群”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时先后去职，蒋介石也因内部政敌的攻击而下野，帝国主义也不希望国民党在上海这个大城市搞得太恐怖，也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因素，但这种现象持续时间不长，不久，白色恐怖卷土重来，特别是1928年4月钱大钧担任淞沪警备司令，他的反共态度绝不落后于杨虎和陈群。
初期的“红队”由于缺少情报工作，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后来，特科组织机构逐步健全，于1928年4月建立了特科情报科，职责主要是负责搜集情报，了解敌人情况，陈赓担任科长。1929年，特科的通讯科（也称交通科）建立，其职责主要是负责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各革命根据地及其他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产党的组织联络工作，李强担任科长。
陈赓，1904年生，湖南湘乡县二都人。祖父是曾国藩手下的军官。早年就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毛泽东曾就读过的学校），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参加爱国运动。1922年在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初到广州军政部陆军讲武堂，4月转考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两次东征，后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任连长。1926年9月，与顾顺章、陆留一起到苏联学习特工。1927年7月回国后到武汉唐生智部任特务营营长，担任中共五大的保卫工作。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先是担任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委员，后任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二营营长。在8月30日的会昌之战中陈赓的左腿负重伤，后辗转到上海牛惠霖骨科医院手术治疗。他担任中央情报科长时，受伤的腿尚未彻底痊愈。
李强，1905年生，原名曾培洪，字幼范，化名曾培鸿、曾宗达。江苏常熟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是秀才。中学就读于杭州宗文中学，因思想激进，反对封建礼教被开除。大学就读上海南洋路矿学堂（后改为东华大学）。1924年5月经叶楚伧介绍加入国民党。1925年6月加入共青团，7月在中共曹家渡支部转为中共党员，之后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被罗亦农调入中共上海区委，专事炸药和手榴弹制造，其成品用于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中。1927年2月奉命调回家乡从事中共组织工作，担任中共常熟特别支部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上海随中共中央到武汉，在中央军委特务科工作，任特务股股长，后随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在特科工作。
中共六大后职务的落差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异国他乡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名叫塞列布若耶的别墅举行，与会代表84人。当年，盛忠亮采访参与中共六大筹备工作的秦曼云后写道：“中共六大代表不是通过全体党员选举产生的。有些代表由中央指定。其他均由各级党组织推选，报经中央批准。中央委员只要能离得开工作岗位，有足够时间去出席大会的，就自动具备代表资格。”顾顺章是中共六大当然的代表。他正在上海忙碌于特科工作，脱不了身去莫斯科出席会议，但他却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六大选举出23位中央委员和13位候补中央委员，他们是：中央委员：向忠发、彭湃、苏兆征、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项英、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顾顺章、杨福涛、卢福坦、徐锡根、李源、张金保、关向应、罗登贤、杨殷、李涤生、余茂怀、王藻文；候补中央委员：罗章龙、徐兰芝、王仲一、邓中夏、甘卓棠、周秀珠、王灼、李子芬、夏文法、王凤飞、唐宏经、史文彬、刘予宇。其中有一半以上为工人成分。
在中共历史上，最强调领导阶层中的工人成分莫过于中共六大。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们在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归负和革命途径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斯大林抱怨道：“中共工人分子太少，知识分子太多！”然后，他一锤定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领导中国革命不行，要么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么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唯有工人出身的才行。
六大的决议充斥着“唯工人成分论”，这表现于决议中的如下内容：
“在党内工作方面的任务”，要积极地在工人之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起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
红军中的政工人员尤其政治委员最好是工人或佃农出身的党员才许担任。
选举苏维埃与进行苏维埃工作时，产业工人应有特权，以保证其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
在乡村政权中，工人应有特殊的较多的代表。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缺席八七会议却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因是工人出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共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