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礼品仅从字面上看，似乎没啥意思，但是对大清、这个睁眼瞎政府来讲，每一件礼品都是一扇窗户，每扇窗户之后，是现代文明、现代国家的别样风情。这些礼品的集合差不多是大英把自己的科技博览会开在了大清的眼皮子底下。问题是，大清这个参观者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对这开到自家门口的博览会没啥兴趣。马戛尔尼希望自己的卫队表演欧洲火器操给乾隆最喜欢的福康安将军观看，没想到这位将军不失大国风范地回复道：“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谅来没有什么稀罕”。陪着热气球而来的那位热气球驾驶员，也没蹭上给大清人民表演一把的机会。更跌份的是，英国人在装备这些礼品时，绝对想不到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大清帝国后来为了表示蔑视，干脆把它们“堆放在一间厕所里”。
两辆马车是马戛尔尼自己赠给乾隆的，这两辆马车在伦敦市场上都是罕见的精品。马戛尔尼后来看见了乾隆的马车，发现式样笨重且无弹簧。寻思自己送出的马车，乾隆必定非常喜欢。然而，这位使者同志过分多情了。第一，乾隆平时坐轿；第二，乾隆根本没试坐过特使同志送来的车；第三，乾隆即使有心试坐，那车也没法坐下中国的皇帝。因为这种马车的设计理念明显缺少东方版的等级制意识：共备四座，两座在前为御者之座，略高；两座在后为乘者之位，略低。据使团参赞约翰·巴罗写出的《中国游记》记载，当时这马车就引起了清政府一部分满人和武官的注意，曾围观过它们，并且大加讨论：或谓：此种马车，实为中国前此所未见，但不知皇上将坐于何处？
一武员：此前面之座必为皇帝所坐。
另一武员：否，后面之座，上有轿式之盖，有玻璃之窗，有窗帘，有百叶窗，如果皇帝坐前，后面这么好的位置给谁坐呢？
一武员：皇帝坐于前，后座给皇后娘娘坐。
两人辩论不能自决，领着人问英国人去了，英国人的回答是：前座坐马夫，后座坐皇上。
中国人一听，大哗：皇帝坐后面的好位置理所应当，但是天子之前断不容车夫高坐，更不容有人背向皇帝，此车如果不把马车夫的位置改到后面，则皇帝决不肯坐。
说得对，这劳什子马车，大清帝国无人乘坐。车夫坐到前面，放屁可能是小问题，可是始终给领导一个屁股看，这成何体统啊？总之，大清皇上是绝不会坐这种不但没有尊卑且尊卑完全颠倒的马车的。
英国人一厢情愿地设想，中国人看到这些价值不菲的礼品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尽管马戛尔尼用手指一划点燃一根火柴的动作让围观的大臣们吓了一跳，但是也没吓出啥求知欲和良好的结果来），那么，中国人就会同意与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扩大外贸了。一句话，英国这“秋波”，送得有些吓人，想把大清吓晕呢。
他们想不到，大清帝国特别经吓。乾隆对英国的表扬，在现代化语境的观照下，听起来像是侮辱，说什么“英吉利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11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说得对，绝对是古今未有，所以大清国对乔治三世使团的接待，也很排场。当时负责接待马氏一行的是直隶总督梁肯堂，77岁的老头子给英夷送去的筵席整整四桌，每桌光菜肴和水果就有四十八种，那鱼贯而来的食盒让这些远道而来、没见过世面的日不落大帝国的臣民们目瞪口呆——这仅是一顿饭而已。后面还有七艘大船，送来的食品如下：公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面粉一百六十包，大米一百六十包，馒头四十盒，茶叶十四箱，小米十箱，江米十箱，白米十箱，油烛十箱，西瓜一百枚，甜瓜三千枚，桃脯二十盒，蜜饯二十盒，水果二十盒，蔬菜二十盒，大条黄瓜二十篓，切碎黄瓜一千块，荚豆二十升……马戛尔尼及其随从们高兴坏了，他们从饭菜里看到了希望。他们当然错了，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热情，是把客人当饭桶。
吃好是为了显示我的钞票很足，你吃撑了我才有面子。喂饱了就没事了，抹抹嘴，然后请君上路吧。
这时的乾隆，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在马戛尔尼的坚持下，他破例允许马戛尔尼在见自己的时候不用三跪九叩。不用三跪九叩，这是乾隆对英使莫大的开恩。马戛尔尼递上了维多利亚她爷爷乔治三世的国书。老皇帝对跟在后面给马戛尔尼拖衣服后摆的英国儿童托马斯·斯当东发生了兴趣。这个孩子也是12岁，恰好与道光同龄。听说在来中国的路上，就这一个孩子学会了中文时，乾隆表现了难得的慈祥。
他把这个“小可怜”叫到跟前，听他说中国话，并亲手解下自己腰间的荷包赐给了这个儿童。除此之外，他还赠给使团大量的礼品，然后大清官员就暗示他们：你们该回了。
马戛尔尼以为事情才开头，没想到主人却宣布结束了。无奈，只好写一个说帖，重申乔治三世派给自己的任务：我们国王的意思，我就不用回去了，要留在北京，作为国王代表，两国间有事，我就代表英王与贵国政府交涉。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派使臣到英国，我们更为欢迎，所有船只，均可由我们代办。还有，希望中英能施行贸易自由，大清给弄个公开的税目，洋人在中国犯法，不要实行株连政策，给一片地供英商停歇等。乾隆一看，呀嗨，原来不是来朝贡的，也不是来给我祝寿的，是来耍鬼主意的。但是老皇上没生气，偏远荒国，野蛮之人，跟他们不值得生气，所以乾隆用难得的耐心，一一回绝了马戛尔尼的“殖民请求”。乾隆可谓是“中国也可以说不”的形象代表了：要求自由通商？不！要求互派公使？不！要求税目公开？
不！马戛尔尼想留到北京不走了？不！要俺打开国门？不……一系列斩钉截铁的“不”，搞得马戛尔尼头大了，当场就站不稳了。他病倒了，感觉自己无颜面对国王乔治三世。
是的，换成谁也感觉无颜。乾隆让马戛尔尼带回了自己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两封信（把它称作“信”，绝对是抬举英国，因为乾隆给乔治三世所谓的信，用的是天朝皇上的“敕谕”形式，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圣旨。一句话，乾隆把英国当作朝鲜那样的藩属国了，把乔治三世当作自己的臣民了），信中除了声明前述诸多“不”之外，还说了诸多牛皮哄哄的话，比如：“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再比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最后要求英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云云。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马戛尔尼使华事件。整个事件花费七万八千五百二十二镑，折合白银约二十万余两。
马戛尔尼意味着近代文明外交，他所带来的，更是人类近代化的曙光。马戛尔尼在自己的使华日记里交代，曾与接待自己的大清权相和珅作过最后的交流，说，互派使臣乃日下欧洲各国国际通行的惯例，如果中英两国互派公使，“则东西两大雄主既可通常往来，复可交换文明，不特两国之私幸，亦世界文明进化之公幸”。奈何他这种说辞，大清帝国不能接受，聪明的和珅，更是絮絮叨叨地只说些吃了没、吃好没、睡得咋样之类的废话，这让马戛尔尼非常地失望。他的失望，正好意味着大清旧式政治的希望啊。与英国外交，天朝体面是一回事，天朝的统治能否继续下去更是一回事。啥叫和平演变？英国这就是和平演变。出于保护天朝统治的本能，乾隆是不会跟英夷外交的，别说平等外交，就是不平等外交，英国天天来朝贡，也不行。这一点，马戛尔尼也看出一些苗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之上，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这次事件，对大英来讲，当然是外交上的大失败，但是对大清的未来来讲，何尝不是更大的失败呢？历史在给大清机会，大英给大清打开了世界的窗户，送来了文明的阳光，但是大清自绝于世界，自绝于现代文明。更严重的是，大清的窗口倒是打开了，中国的国情让英国看了一个透彻。此次出使之后，大量有关大清的图画和书在英国面世。使团参赞约翰·巴罗写出了《中国游记》，并成为《每季评论》杂志中国问题方面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就连那个12岁的见习侍童、当马戛尔尼被大清皇上接见时负责给他手提骑士斗篷下摆的小斯当东也在十七年之后29岁时，翻译出了《大清律例》，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中国通。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实际上是他们的智力和性格的缩影”。说得对，那时的英国上下，特别喜欢根据法律文件来判定全球各民族文明的高低。英国国内的报刊，一会儿说大清是个野蛮国度，一会儿说大清与土耳其人一个水准，一会儿又说大清处于文明与野蛮的中间地带，不能说不受这本《大清律例》的影响。马戛尔尼也写出了大量的日记，对中国的法律，他说，“在他们的法庭里，众所周知钱是伟大的行动指南”，并认定所有的东方国家都有这种习惯，认为它长期以来是这些国家衰败和覆灭的重要原因，其在中国未来的灾难中也将扮演类似的角色。对中国的国运，他说：“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他断言，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被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但是马戛尔尼不主张对中国发动战争，认为那样将会影响英国的商贸收入。他预言，如果中英发生冲突，中国的西藏将出现麻烦，台湾与朝鲜将脱离中国政府，俄国也会出兵侵占中国领土，中国国内将会发生暴乱。
这个洋鬼子，看大清看得这么透，预言得又这么准，真是气人没商量！
马戛尔尼使华这一年，道光12岁，尽管作为皇孙，他与其他阿哥乘放学的当口跑过去观看过几次，马戛尔尼也知道他们是皇孙，还看到太监撵着他们去读书。但整个事件，几乎没在道光心里留下任何印象。正应了诗人所说的：鸟在天空中飞过，却并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对英国的礼品，乾隆表现出了相当的大国风范，一句话，看不起。他指着这些礼品笑着对他的大臣们说：“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历史不能假设，如果乾隆把这些礼品，给他当时12岁的孙儿道光做玩具，那么鸦片战争会不会发生，倒是值得打个问号。即使会发生，道光后来可能不会表现得那么无知，竟然会问出“新疆与英国有无陆路可通”、“英国与大清国相距七万里所经者几国”等弱智问题了。
壮哉大清！成功地阻挡了来自大英帝国的演变！尽管这种胜利是短暂的，但站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胜利是没有价值的，天朝这艘破船，得以继续走在它的老航道上。
问题是英国不甘心，道光的父亲嘉庆在位时，英国鬼子第二次来到了大清的门口，送来了最后一轮“秋波”。这是历史第二次给大清机会了。大清呢，还是让小鸟飞过天空吗？
威尔士亲王对嘉庆皇上：最后一轮“秋波”英王乔治三世虽然精神病发作了，但是摄政的大儿子，也就是维多利亚她大爷、威尔士亲王、未来的乔治四世不愿闲着，他也派人出使中国了。时间是1816年，这年道光35岁，正做皇太子呢，大清这时的值班人乃是道光的父皇嘉庆帝。
嘉庆1795年做皇上，1830年驾崩，做皇上的前四年，基本上是个摆设，乾隆虽然退了位，但作为太上皇仍然掌握着实权。这一点，他与威尔士亲王正好相反，威尔士亲王是因为父王的神经病于1811年第二次发作，他正第二次摄政呢。
据史书记载，嘉庆天性迟钝。但是这种迟钝也仅是与其父皇乾隆相比较而言，事实上，嘉庆也不算无能的主子。
嘉庆做皇上最得意的一笔是，扳倒了父皇的红人和珅，使和珅家产尽数落入自己的腰包，典型的黑吃黑。嘉庆的另一笔功劳是镇压白莲教大起义。动用十六省的兵力，历时九年，耗银两亿两，总算OK了。嘉庆超过父皇的地方，是卖官收入略高。乾隆时，每年卖官收入三百万两白银，嘉庆时则达到四百万两，也算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吧。
乔治三世呢？神经错乱到没法理政的地步，正痛苦着呢。这时实际治国的乃是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在位时间1820~1830年）。乔治四世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放荡，纵欲过度。在社会生活方面最大的贡献据说是带头把靴子分了左右脚。当然，乔治四世与大清关系上最大的贡献，还是做摄政王时期搞的这场中英外交。
这次使团，阵容也较豪华，上下六百人，其中汉语水平很高的有六人。正使，阿美士德勋爵，英王侍从官；副使小斯当东，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大清律例》的翻译者——托马斯·斯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