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英国君主立宪制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双方的发展轨迹绝对是背道而驰的。英国那边，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这边，道路是平坦的，前途是黑暗的。英国是越来越好，中国是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完成于秦，为了巩固自己的大一统成果，皇帝们真是辛苦极了。为了防备家贼，始皇带头大搞中央集权，大搞勤政，搞到深更半夜不敢睡觉的地步。
相形之下，英国那边绝对没有这种滑稽风景。英国的国王，虽然由于大一统而拥有了很多权力，但王权有限：第一，受法律的限制。英吉利人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原始部落的那种朴素的民主意识得以继承下来，长期被公认的习惯法有着深厚久远的影响。随便哪个国王，都没有“朕即法律”的底气，更没有中国皇帝出口成法、金口玉言的气派。他们在一些重大场合，常常得向众人表态，自己要尊重法律什么的。第二，受教会限制。英吉利没有统一的时候，英国教会就先统一了。英国的大主教上受罗马教皇的指派，下可以不受国界的限制而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所以，王权常需借助教权来显示自己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这种借助，导致王权必然受到教权的制约。第三，受贤人会议的控制。贤人会议由国王主持，由贵族参加，职权范围很广：参与国家税收、外交、防务、选举、国王废立等重大活动；行使司法权；为国王提供信息等。这些职权决定了它既是国王的助手，又是国王的制约者，特别是群体表决、多数通过的原则，将英吉利的民主遗风演化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制，构成了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一个亮点。
13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二个亮点——《大宪章》诞生了。当时的国王约翰为了捞钱，把贵族们的兵役免除税提高了十六倍，并提高了封建继承税，城市市民也被课以重税，民众愤怒了。愤怒的结果便是贵族带头叛乱，叛乱的结果是制订了《大宪章》。《大宪章》
共六十三项条款，核心条款有：
第一，国王不可擅自征税。除传统捐税外，任何赋税的征收，都得经过“全国人民的一致同意”，当然所谓的全国，并不意味着英国当时实行了普选，而是经全国人民的代表机构“大会议”的同意。
第二，关于国民的权利。有关国家大事，国民具有被协商权、享受人身自由之权、享有监督国王和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利。为保证上述权利的实行，需要组织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监督工作。若委员会发现政府和国王有违法行为，可以要求其在40天内改正，否则该委员会有权号召全国人民使用一切方式包括武装起义来逼迫国王改过。由此可以看出，英国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的恩情比海深、全体子民必须吃水不忘挖井人之类的扯淡；英国人民有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利，但这种反抗不是改朝换代、杀父弑兄、以暴易暴、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从来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恶性循环，而是不善于破坏旧世界但却能建设出一个崭新的世界、通过逼迫国王改过而达到渐性改良！
英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第三个亮点乃是议会的产生。英国议会的前身乃是“大会议”，而“大会议”的前身，乃是先前所说的“贤人会议”。“大会议”形成于11世纪70年代，其主要职责是：第一，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构，处理王室与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作为议事与立法机构，提出建议，协助国王与王室制定政策与法律；第三，作为行政机构，处理各类事务。
随着大会议政治性能的扩充，人们越来越多地称它为议会。1236年，“议会”一词见于官方文件。1237年，大会议的全体会议被政界称作为“议会”。与此同时，议会成员也发生了变化，平民代表——乡村骑士和城市平民先后进入了议会，时间是13世纪中叶。平民代表之所以能进入议会，最关键的原因乃是他们代表了先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的人纳税越来越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们就扛着并不高贵的身份“打”进了议会。1258年，英国通过《牛津条例》，提出定期召开议会的原则。英王爱德华一世（1272年~1307年在位）本人直接参加议会，创立了国王在议会里的宪法惯例。从此，“议会至上”原则深入人心。德·洛尔默有一句名言常被人引用，他说：“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和把女人变成男人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四个亮点乃是上下两院制的诞生，它是伴随着议会出现的。因为在议会里，贵族与平民在一块儿议事，大家都感觉别扭。1332年，大家便分院议事了。1342年，分院议事成了定制，意味着两院制终于形成。议会此时的职能是：第一，司法请愿。即代表民众向国王请愿，这种请愿分个人请愿与公共请愿两种。请愿书提交议会后即为议案。第二，决定征税。第三，制定法律。第四，弹劾监督行政官员。所谓的行政官员当然也包括国王本人。
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五个亮点乃是《权利法案》的通过，时间是1689年。《权利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还有，从此开始，英国王室开始领年俸过日子啦。如果中国的老寡妇慈禧同志也是领工资过日子，她还敢大办生日party、大修颐和园，并且挪用海军军费吗？
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六个亮点乃是两党制的产生。1679年，英国议会内部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了大争吵。争吵中，议会形成了两大派别：政府反对派议员和保皇派议员。国王查理二世解散议会，反对派不乐意，向国王请愿，要求召开国会，继续讨论，所以被人称作“请愿派”。保皇派认为是否召开国会乃是国王的特权，他们如此拍国王的马屁，被人称作“嫌恶派”。“嫌恶派”骂“请愿派”为“辉格”（Whig，苏格兰的骂人语，意为“强盗”、“盗马贼”），“请愿派”就回敬对方为“托利”（Tory，英格兰骂爱尔兰人的言语，意为“爱尔兰的歹徒”）。这么对骂间，英国最大的两大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前身——辉格党与托利党就正式诞生了。
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七个亮点乃是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内阁的前身，是英国早期的小议会。内阁形成之初，国王一般指定财政大臣主持内阁会议。乔治二世的财政大臣沃波尔执政时，实行稳健外交，避免卷入战争，辉格党人对此不满，便通过议会给沃波尔施加压力。
沃波尔让步，于1739年宣布对西班牙作战，结果失败。议会借此攻击沃波尔，1742年，遭遇议会多次否决后，沃波尔辞职。沃波尔自动辞职成为责任内阁制形成的标志。所谓的责任内阁，就是内阁仅向议会负责，负不起责，就集体辞职，创造此宪法惯例的，正是沃波尔。
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八个亮点乃是两党制下的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鸦片战争前夕，也就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出现了第一次议会改革，虽然没有实现普选，但选民比例增加，向普选方面迈进了一步。这项改革还有三个附带性的结果：
一是托利党与辉格党分别演变为保守党和自由党（保守党的成立，目前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19世纪中叶罗伯特·皮尔任内阁首相时期，托利党发展成为保守党；另一种认为，托利党是于1833年改称保守党的。至于辉格党，也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19世纪60年代，辉格党中的土地贵族的代表、保守党的罗伯特·皮尔派分子，以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组建了自由党；另一种认为，辉格党是于1839年改称自由党的。我们这里都取第一种说法吧）。
二是一党长期盘踞政府的现象结束，两党开始轮流执政。多数党党魁理所当然地担任内阁首相，有权挑选阁员；内阁一旦失去议会多数的支持，或在大选中失败，则必须集体辞职。
三是英国的虚君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内阁首相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首脑，国王统而不治，只负担仪式性的任务。多数党党魁作为首相，决定了英国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领导必须是最优秀的；统而不治的形式，决定了英国国王即使是个白痴也影响不了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的利益。这样的社会政治秩序虽然不能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却可以说是当时情况下最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皇权政治的路径选择，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其发展可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秦汉时期，中国确立的是君主丞相制的政体。其主要特征是：皇帝排老大，丞相排老二。老大代表法律，老二代表法律的执行者。老大法律一下，老二就得执行，但是能找到理由的话，也可以不执行。除此之外，丞相在仪式上也享受了诸多尊荣。比如：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在朝廷上，丞相甚至有与皇上一起接受百官叩拜的殊荣。皇帝在街上遇见丞相，双方必须下车互相施礼。
丞相生病时，皇帝须到相府探视等。这种政体，其实就是君相之间的扯大锯拉大锯，相当于所谓的“两极格局”：不走这极，就走那极。不是君主专制，就是宰相擅权。所以中国这些时候发生的政治故事，不是昏君与奸相的二人转，就是明君与贤相的二人抬！
第二阶段，隋唐宋元时期，中国政府实行的是君主宰辅制。唐代时，丞相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丞相由原来的一二人、三四人增加到七八人，甚至十来个人。中国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弄出十来个宰相，好歹也算是一种分权吧。
分权后的丞相，表面上看依然很有面子，能与皇帝坐在一起，喝着茶水，讨论着国家时事。这种面子，乃中国士大夫最向往的一种境界：“三公坐而论道”。所谓的三公，乃是秦汉时期形成的一套最高行政官职。一般认为，秦及汉代前期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西汉晚期的丞相、大司马、大司空，以及东汉的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
中国丞相“坐而论道”的自在，让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不舒服，于是他玩了个小把戏。有一天，正跟丞相们说话的时候，他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丞相们不知是计，纷纷起身前去，于是预先安排好的内侍乘机把丞相们的座椅给撤掉了，中国丞相从此就站立起来了，再也没有了坐下来的资格。
站着就站着，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大宋的丞相们依然能跟皇帝顶牛。比如，赵普就敢跟宋太祖拧脖子，赵普要给一个人升官，宋太祖坚决不批，回宫了，赵普就在后面跟着，站在宫门口不走，弄得太祖只好依他。问题是这种故事都得有个前提：丞相们的主子，是个明君！否则魏征啦、赵普啦，小命早就玩完了。这种体制，把政府的稳定与秩序建立在皇帝个人的道德品性之上，很不妙！
第三阶段，明清时期，确立了绝对君主制。始作俑者乃朱元璋。朱元璋一上任就大搞个人崇拜，以擅杀枉法罪杀掉宰相李善长、胡惟庸，并以此为借口废除宰相制。元璋同志自己要亲自处理政事，但总得有助手，于是明代出现内阁制度。这内阁与英国的内阁不可同日而语。明朝的内阁首辅玩得好了，就能把自己玩成实质意义上的权相；玩得不好了，不是被皇帝所玩，就是被皇帝身边的宦官所玩。这种局面依然停留在两极较量的状态，缺少英国国王、内阁、议会、选民之间的次递制衡，社会秩序仍然没有稳定可言。
大清入主中原后，学大明的小样儿，也搞内阁，内阁长官称为大学士，但不设首辅，就是怕出权相。内阁都干什么勾当呢？就是“票拟章疏”和“参与机务”。说穿了，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除此之外，康熙皇上还搞了个“衙门听政”。届时，皇上到乾清门上班，各部院大臣分班跪奏。跪奏完毕后，康熙把内阁大学士等高级干部留下来，君臣秘密议事，搞些“内参”什么的。比内参更邪乎的，是清朝的密折制度，直到如今，这密折制度是谁发明的，还是一个谜，有人认为原创者是顺治，有人认为是康熙。我觉得，还是康熙的嫌疑大些，因为是英明领袖嘛。所谓的密折就是受皇帝指认的官员单独向皇帝密报，由皇帝直接批谕再径发奏报人。起先，密折制度仅在皇帝亲近大臣和内务府官员之间流行，比如曹雪芹他家作为康熙家的包衣奴才，就可以密折言事，康熙甚至准许他们把乡下民谣（相当于现在的手机短信）发给他看。估计是从密折制度里尝到了甜头，到康熙后期，密折制度大大发扬光大，成为官场主旋律。地方将军、督抚、提督、总兵官、大学士、尚书、八旗都统、副都统等，都可以以这种街道婆娘的方式与皇帝咬耳朵了。这样一咬，内阁就被晾在一边了，只能做半拉子秘书。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大清皇帝犹觉不过瘾，于是又整出了个军机处。军机处官员分作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无定额，皇帝愿意弄几个就弄几个，领班者必为满人，比如穆彰阿。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乃军机大臣的下属。小军机无权，大军机也无权，整个军机处只供承旨书谕，而不能稍有赞划于其间。所以，中国的皇权专制发展到清朝，那是一人独上高楼，万臣匍匐其脚下，百姓不如一个毛毛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