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拂尘
拂尘是道人用于驱赶蚊蝇的用具，把一团麻线的一头紧拴在一根长约1·5尺细木棒的顶端，其余部分作马尾状垂下。全真道人在使用拂尘挥去身上尘土时，意念里在同时挥出内心深处不符合教规教理的私心杂念，以更加虔诚的信念修道炼性。所以修道出家之人，必须时时把拂尘带在身上，拿在手中。“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才能够“心性本净”，叩开大道之门。
在道教体系里，拂尘是道场中的一种法器，后来又由道人将其又演变成兵器，属软兵器之类。在武当派武功中，有不少奇门兵器，拂尘即是其中一种，俗话说：“手拿拂尘不是凡人”。
人们熟知的太上老君，太乙真人，八仙中的吕洞宾，皆以拂尘壮其神威，仙风道骨油然而生。为中国的道教历史文献增添了无穷的文化魅力。
拂尘的演练风格独特，技法鲜明，软硬兼施，开合紧凑。舞动起来如天马行空，洒脱飘逸，闪展跳跃，灵活多变。拂尘的动作以劈、缠、拉、抖、扫为主，有刀、剑、鞭、镖等器械的动作特点。练习拂尘时要求形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神合，运用时要求自然流畅，绵绵不断，一气呵成。拂尘具有良好的防身之效，倍受人们喜爱。
八仙
关于八仙的说法很多，有汉八仙（淮南八仙）、唐八仙（饮中八仙、蜀中八仙）等几种说法。直至宋元时期才逐渐形成现在的八仙，到明朝时期吴元泰才在《八仙出处东游记》中初步将八仙定形。即汉钟离（汉代钟离昧，也说是唐代钟离权，自称“天下都散汉”）、吕洞宾（唐代人，传说本为李唐皇裔，为避武后追杀遂避祸改姓为吕）、铁拐李（资历最老的仙人，传说曾经与老子同游华山）、何仙姑（武后时期广州增城人何秀姑，为吕洞宾度化成仙）、蓝采和、张果老（唐山西道士张果，曾经受唐玄宗封赐）、韩湘子（韩愈的侄子或者也有人说是侄孙韩湘）、曹国舅（宋仁宗曹皇后弟）。这八仙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美丑善恶等各种形象。
第二节法器的功能及其运用
法器不仅是道教科仪音乐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具体运用中，还有着某种神秘的寓意和特殊的功能。
在道人眼中，鼓的声音被认为具有神通及辟邪的双重作用。钟磬的主要作用是通神，也可以除魔。磬口向上，寓意声音能直上九霄，通达天庭；钟口向下，寓意其声能召唤地府神灵。这是道教给予法器的神奇寓意。抛开这层寓意，法器的使用也确实具有些许奇特的功能。当代生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当某种法器的敲击频率达到一定程度时，确能使人产生一种幻觉，催人进入一种迷蒙的状态。
在道教科仪活动中，法器的运用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韵唱诵的伴奏。唱诵经文时，以击拍数板的铛、镲、手铃、木鱼等为主要的伴奏法器。以道内俗称的“老三板”，即两铛一钗板——“当当请”为基本伴奏音型，偶尔用少许变化节奏，穿插其间。另一种是由纯法器演奏的法器牌子。法器牌子是打击法器演奏的“锣鼓音乐”。法器牌子虽然不多，地位却十分重要。在咏诵韵腔时，笙、管、丝、弦等伴奏乐器可以略去不用，但法器牌子的演奏则是必不可少的。法器牌子的特点非常鲜明，既可单独演奏，又可与韵腔、器乐曲牌相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法器牌子可以分为铙镲牌子和铛镲牌子两大类。
铙镲牌子使用的法器是大铙、小铙、大镲、木鱼、鼓、磬等，常作为各种科仪程序的转换、连接而单独演奏，也可在各类的韵腔、正曲、耍曲的演唱演奏中作为引子、尾声、间奏使用。
铛镲牌子使用的法器为小镲、铛子、手铃、木鱼、鼓、小磬等，常作为韵腔、正曲、耍曲的伴奏用。其中以铛子和小镲的音响最为突出，故不同的板式均以“铛镲”标明。铛镲牌子的名称主要以小镲的奏法为根据，如五镲板、七星板、九镲板等，均是以小镲在全曲中出现的次数而得名。五镲板表示全曲中小镲共敲击五下，七星板则表示全曲中小镲敲击七下，依次类推。
法器在道教音乐中的运用有着不容低估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它颇似传统戏曲中“主胡”的伴奏功能作用。如京剧中的京胡，梆子戏中的梆胡一样，有它的存在，便有特殊的风格和色彩。可以说道教音乐的性格化，就是由法器决定的，甚至可以说，一些原本不属于道家的道曲，就是因为特殊的法器演奏技法的润饰，才产生了特殊的音色、音响，从而具有“道性”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各地道观中如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可以没有管弦、弹拨等乐器，但是决不能没有法器。
除宫观外，散居于民间的伙居道由于工作对象和场合的不同，其在打击法器的选择与使用上，与宫观也有所不同。为了适应民众的好尚习惯与审美情趣，其音乐与民间音乐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伙居道的打击法器演奏灵活多样。演奏人员少则二三人，多则五六人，打击法器的搭配也就随着人数的多少而定。但其中铙、镲、铛子、鼓这四件是必备的法器。
道教四大名山
四川的青城山与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安徽齐云山合称道教四大名山。
第三节乐器
一、管子
魏晋时期，在道教科仪活动中使用的乐器仅仅只有钟、磬、鼓等敲击法器。自唐代起，道教音乐日益繁荣，在科仪音乐中使用的乐器加进了吹管乐器，这一时期道教音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吹管乐器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类乐器，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小笙和竽等乐器名称出现。在周代民歌总集《诗经》中也有笙、萧、管等乐器的记载。在道教音乐使用的诸多吹管乐器中，管子占有重要的地位，古来就有头管之称。
管子，古称筚篥、觱篥、笳管。古代曾有一种称为“管”的吹奏乐器。《诗经·周颂·有瞽》：“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尔雅·释乐》：“大管谓之簥”。《说文解字》：“管如箎，六孔”。《宋书·乐志》：“……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长尺围寸，有孔无底’。其器今亡”。此种管久已失传。现代管子原为古龟兹乐器，西汉时期流行于新疆库车一带，大约在公元四世纪传入内地。北魏以来开凿的云岗石窟中就有吹管形象。《旧唐书·音乐志》：“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隋朝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左右）在宫廷乐队中使用，后在隋唐九、十部乐中应用颇广，有大筚篥、小筚篥、双筚篥、桃皮筚篥等形制。管子在宋代教坊大乐中自成一部，有头管之称。早期管为竹制。唐代李颀《听安万善吹筚篥歌》：“南山截竹为筚篥”。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筚篥歌》：“剪削乾芦插寒竹”。宋代《乐书》：“觱篥，……以竹为管，以芦为首”。《元史·礼乐志》：“燕乐之器，头管制，以竹为管，卷芦叶为首，七窍”。至明代，管身改用木制，《明会典·大乐制度》：“头管，以木为之……，两末以牙管束，以芦为哨”。木制管的音色更为淳厚。明清两代，管子广泛流行于民间。
现代管子由哨、侵子和管身组成。小管哨用芦苇制作，一端用细钢丝扎住，另一端烙扁，直接插入管身上端，发音较高；大管哨用芦竹制作，插入侵子里。侵子铜制、锥形，插入管身上端。管身用长茎竹或红木制作，呈圆柱形，上开八孔（前七后一）或九孔（后二孔），外表涂漆侵腊，两端套金属圈，以防止断裂。
管子有大、中、小三种。管身长18—24厘米，内径0.9—1.2厘米。小管又称高音管，是乐队中有特色的领奏乐器。中管比小管低八度。大管又称低音管，比中管低八度，在乐队中担任低音或作节奏型强拍演奏。在演奏时，一般情况下，如慢板和中段板，主要用管子吹奏，有时也换用低音大管，以造成音色的对比和庄严、淡雅的气氛。当音乐进入高潮时，则用几种管子轮番对奏，其气氛高雅而热烈。
二、笙
笙，是中国汉族古老的吹奏乐器，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并且对西洋乐器的发展曾经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1978年，中国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2400多年前的几支匏笙，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笙。春秋战国时期，笙就已经非常流行，它与竽并存，在当时不仅是为声乐伴奏的主要乐器，而且也有合奏、独奏的形式。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竽、笙仍并存应用，但竽一般只用于雅乐，逐渐失去在历史上的重经作用，而笙却在隋唐的燕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清乐、西凉乐、高丽乐、龟兹乐中均被采用。当时笙的形制主要有十九簧、十七簧、十三簧。唐代又有了十七簧的义管笙，在十七簧之外，另备两根义管，需要时，再把它临时装上去。早期的笙为竹制，后来改为铜制。明清时期，民间流传的笙有方、圆、大、小各种不同的笙的形制。
目前所知的笙的最早实物是曾侯乙笙，共出土6个，笙管数不尽相同，有12、14、18管三种。簧片用竹制，瓠身涂有黑漆，并且绘有精美纹饰，距今已2400多年。笙与竽属同类乐器，竽的管数相对比笙多，为22～36根。汉以前，笙和竽在宫廷中占居重要地位，而竽相对更受重用。
笙斗用葫芦制作，吹嘴由木头制成，十几根长短不等的竹管呈马蹄形状，排列在笙斗上面。唐代以后，演奏家们把笙斗改为木制，后来经过流传，又用铜斗取代了木斗，同时簧片也从竹制改为铜制。
由于笙流传的年代久远，所以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式样的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乐器制造者和音乐工作者，对笙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先后试制出扩音笙、加键笙等多种新品种，克服了音域不宽、不能转调和快速演奏不便等缺点，给笙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笙的音色明亮甜美，高音清脆透明，中音柔和丰满，低音浑厚低沉，音量较大。而且在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也是唯一能够吹出和声的乐器。在和其它乐器合奏的时候，能起到调和乐队音色、丰富乐队音响的作用。在大型的民族管弦乐队里，笙有时还要用到高音、中音和低音三种笙。
道教四大天师
四大天师在道教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四大天师，即张天师张道陵，许天师许逊，萨天师萨守坚，葛天师葛玄。
张天师即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又称“降魔护道天尊”，“高明大帝”，“正一真人”，“祖天师”。他在东汉末年创建五斗米道，后被道教奉为创教者。正一真人是太上老君授予他的称号。许天师，为晋代道人许逊，字敬之，南昌（今江西）人，又称“许真君”。萨天师，又称萨真人，崇恩真君。相传为宋代著名道士萨守坚，号全阳子。天师姓葛，名玄，字孝先，三国时的方士。相传他在江西阁皂山修道，常辟谷服饵，擅符咒诸法。道教尊其为“葛仙公”，又称“太级左仙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