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朝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唐历经289年，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有了前代办学的基础、雕版印刷术的熟练利用、雄厚的经济基础、国家的长久稳定，科举制在这个时代得到发展并完善并不令人吃惊，书院的正式出现也是这一时代应有的产物。
1、科举制的发展与完善。
在唐朝时期特别是唐太宗后，历代统治者对隋代开创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完善。
（1）生源和考试手续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类。常科是固定时间举行的固定科目选士，制举则是皇帝临时根据需要下诏开科选士以招揽非常之才。通常所说的科举指的就是常科。唐代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学校出身，叫生徒；二是由州县考送，叫乡贡。不在学校学习而学有所成的人，向所在县提出书面申请，经本县考试，州又重试合格，由州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由于他们随各州进贡的物品发送，故称乡贡。
考生须填写姓名、履历及具保结，由户部集阅后送礼部考试。
（2）考试的科目
唐代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
常科每年定期举行，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制科有贤良方正等。秀才科注重博学才高，考选较严，宁缺毋滥，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很难考取。太宗贞观以后，此科便名存实亡了。
明法、明书、明算科选的人数量不多。因而学子们热衷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明经，即通晓儒家经典。明经科又有通二经、三经、五经之别。《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考试过程分为帖经、口试和时务策，三试皆及格为及第。
总之，明经科考试比较容易，只要熟读经书就行，对于经义未必真懂，及第也比较容易，故有“三十老明经”的说法，意思是30岁才考上明经，已经是老的了。明经科主要是为官员贵戚子弟提供科举出身的机会。进士科最初主要是向平民出身的才士开放的，及第者即跨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常有“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的美称。永隆二年（681年）加试杂文两篇 ，即一诗一赋。此后，进士科考试便包括帖经、杂文、时务策三场。唐代进士科大约每百人中只能有一两人及第，而明经则每十人就能有一两人及第。因此，进士科的竞争相当激烈，考取也很难，故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说50岁能够考取进士都算是年轻的。
武则天大力提倡科举。她将应举的人集中到洛阳宫殿，亲自出题面试，这就是殿试的开始。武则天还让各州每年选送武艺好的人，进行骑射等项考试，称为武举。这是武则天对科举制的两大创举。
（3）考试方法
在常科的考试中，有帖经，其具体办法是将书上某行贴上几个宇，要被试者将所贴字填写出来；墨义，就是一种简单对经义的回答；还有策问，这一考试办法比帖经、墨义更为重要、高深，具体操作就是设题指事，由被试者做文章作答；口试即口头回答经文意义；诗赋，就是命题创作诗赋，主要考查考生的文化修养和写作水平，非常像今天高考的命题作文。
2、书院的创立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私学就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秦朝曾经采取过禁私学的政策，但是到了汉朝时期，私学又重新得到发展，书馆、经馆林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以家学的方式维系文化传承，著名的《颜氏家训》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每当社会发生动乱、官学无法维持时，私学往往能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成为维系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另外，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唐朝佛教非常兴盛，佛教中的禅宗尤其具有社会影响力。禅宗教徒往往选择风景优美的山林僻静之处禅定修炼、讲经说法，形成了一套很有特点的教育方式，为书院提供了办学方式。科举制的完善成熟直接促进了人们的学习的热情，为书院的出现以及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生源基础。雕版印刷术被发明之后，书籍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书籍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为书院提供了文化基础。官府沿袭汉魏以来聚藏群书的传统，秘书省在负责大量藏书的同时，还要负责编修国史，不堪重负，这直接导致了书院这一全新的文化机构的出现。
开元五年，唐玄宗任命马怀素为修图书史，专门负责国家图书，并且组织了一批文士在乾元殿整理编纂国家藏书，设乾元院，有官员专门管理。随后，乾元院迁至太子正宫丽正殿，名称改为“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与都知丽正殿修书事张说等大臣商讨封禅之事，赐宴于集仙殿，说到高兴处，唐玄宗龙颜大悦，称：“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曰集贤殿，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唐玄宗为此下诏书，并且解释集贤殿的本意是“集天下贤才以济治于当世”。
随后东宫、京师、东都三所丽正书院也改名为集贤书院。后来又创立了华清宫、兴庆宫集贤书院。在当时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集贤书院的出书、藏书等功能在促进大唐文化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的官府书院作为深受皇帝器重的文化机构，成为读书人心目中的向往的圣殿，这里聚集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然而，袁子才在《随园随笔》中这样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可见当时的书院并不是讲学的场所，而是主要负责图书工作，而且具有国家“智囊团”的功能。
丽正、集贤书院有着严密的组织，书院的职事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共同协作以维持书院工作的正常进行。唐代官府书院为大唐的经济、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政府对书院的提倡，民间书院也日渐发展起来，逐渐由聚书活动转向讲学，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拥有藏书、讲学双重功能，最为典型的是龙溪松洲书院，据说它的创立比丽正书院还要早十多年，创办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是开漳圣王陈元光之子陈珦的讲学场所，教授儒家经典与礼仪。湖南攸县光石山书院和陕西蓝田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的张说书院相传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间书院。后世书院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能在这样的文化机构中找到源头。据研究，唐代有40余所民间书院，分布在全国各风景名胜之地。民间书院是读书人自己藏书、读书的场所，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成为儒释道融合的一个结点，他们或把酒吟诗、以文会友，或讲学论文、切磋学术，或讨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针砭时弊，以天下大事为己任。
（二）北宋
宋代是古代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的作用。官学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书院的产生是必然，填补了官学的空白。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从而为书院的各种教学活动及研究活动提供了便利。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另外，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正如宋真宗为读书人所写的《劝学诗》所言：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家不有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种赤裸裸的物质诱惑几百年来被读书人奉为至理名言，成了读书人一生的奋斗目标。北宋立国之初，一方面扩大科举名额，一方面利用唐代以来出现的书院，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召见山长等方式进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学教育的职位而运行。四大书院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相传某日诗人范成大游历到了衡山，参观了石鼓书院，回到家中为其写了一篇 《衡山记》。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列举到山东徂徕书院、江苏金山书院、湖南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为“宋初四大书院”。稍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写信给“东南三贤”之一的理学大师吕祖谦，请他为白鹿洞书院作记，吕祖谦欣然同意，在文章 《白鹿洞书院记》中列举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为“天下四大书院”。此后，有关四大书院的说法一直没有定论。到民国时期，学者戚朗西撰写了《中国书院制度》，在这本书中，他列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茅山书院为“北宋六大书院”。
另一位学者陈登原在六大书院的基础上加上龙门书院和徂徕书院，合称为“八大书院”。1998年4月29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古代书院，邮票1套4枚，所选的书院为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和睢阳书院，这是宋代四大书院在中国最广泛的一次宣传。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书院教育教学功能得到了强化，其声名也彰显天下。与此不同，“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所办的泰山书院、徂徕书院，是以研究、讲求学术并培养学派传人为主的书院。而庆历年间，湖南巴陵士人在青草湖中建石鼓书院，则以游宴吟诗、讲学会文为事。这些又代表着书院的另一种追求。
1、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被认为是天下书院之首，位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岳麓山抱黄洞下，这里山岳舒缓，林泉清幽。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弘的壮阔景象。除建筑文物以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明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岳麓书院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智璇等二僧为士人设置的读书场所。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知州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他既是岳麓书院历史上的首任山长，也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历程中最早的山长之一。周式在岳麓聚集了数百名士人进行讲学活动，这引起了朝廷的重视。真宗皇帝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召见周式，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这对于作为书院山长的周式是一个非常高的礼遇。然而，周式执意回到岳麓书院，真宗大为感动，赐给他对衣鞍马、内府秘籍，还有亲笔御书“岳麓书院”匾额让他回去继续自己的事业。这样，岳麓书院闻名于天下，岳麓书院在全国的特殊地位也完全确立，对湖湘文化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定名为湖南大学。
2、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坐落于庐山五老峰（今属江西九江市）下，在一个山丘环合、树木郁郁的河谷小盆地，秀丽幽静的白鹿洞自然会成为隐居读书的好去处。在唐代贞元年间，白鹿洞书院原为李渤与其兄李涉的隐居读书处。他们在山间驯养了一只白鹿，终日相随，山村乡民视之为神，故称李渤“白鹿先生”或“白鹿山人”。他们隐居的山谷，被人们称为“白鹿洞”。后来李渤就任江州（今九江）刺史，扩建白鹿洞，修建亭台楼阁，疏引山泉，种植花木，使其成为一处游览胜地，这为以后书院的创立准备了条件。五代南唐升元四年（940年），曾在此建立学馆称为“庐山国学”，又被称为“白鹿国学”，这算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宋代初期，将其扩建为书院，并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南宋时期，宋代理学家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省星县）知军时，兴复白鹿洞书院，筹置学田，收集图书，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规条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中国一个重要文化摇篮。
白鹿洞书院的整体环境非常令人称道。书院环境当然不只是院墙周围地带，而是整个3000亩山林所及的范围，那里有山峦、峡谷、悬崖、巨石、溪流、清泉、树林、草丛，还有桥、亭、古道等人文景观。书院环境是书院文化的延伸，也是自然风光中不可或缺的人文因素，这些都是书院文化的一部分。
3、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郑州登封市嵩山南麓，因为坐落于嵩山之阳而得名为嵩阳。嵩阳书院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2006年12月5日，嵩山古建筑群，包括嵩阳书院作为河南省唯一一处独立项目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0年3月9日，嵩山历史建筑群是2010年国务院确定的我国唯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10年8月1日，嵩阳书院作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子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