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次胜利，两次转折：毛泽东权威地位的最后奠定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的15年中，中国革命经过了两次大失败，进而完成了两次大转折的历史进程，已经日渐展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扎实功底和正确道路，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已初步确立。而此后随着中国革命经过又一个15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两次胜利，中国革命完成了又一个两次大转折。毛泽东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走向了全面辉煌，毛泽东权威地位得到了最后奠定。
1.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战略的全面展示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大发展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一场持续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之所以能走向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有一个成功秘密，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事实正是如此，抗战时期，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谋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全面的展示。
首先，毛泽东针对当时国际形势及战争的根源分析，深刻地提出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相结合的国际战略思想。早在1931年，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国民党一味不抵抗，以为牺牲一些国土便可苟安。
毛泽东严正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英、法、美等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隔岸观火，以图坐收渔翁之利”。毛泽东又一次严正指出，日本的侵略野心是很大的，侵占中国，只是其野心的一部分，其更大的野心是要独占西南太平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形势的发展，完全被毛泽东所言中。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精确判断，为世人所折服。
其次，毛泽东在抗战过程中充分地发挥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略思想，他在《论持久战》中对中日双方的优劣势做了全面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早在1938年，当蒋介石在战场上大溃败之时，毛泽东却从容不迫地指出，中日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并且科学地预见到整个战争的发展进程：“第一个阶段，是敌人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两相对比，显示了毛泽东战略思想之高超。
再次，在具体的战略方针上，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犬牙交错的特殊态势，提出了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坚持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战争的第三阶段，则是战略的反攻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日本侵略者无可奈何地感叹：“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又次，毛泽东的军事谋略不仅表现在科学审视上，而且还表现在巧妙的造势上，即在总体的劣势中，人工地造成局部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牢牢抓住敌人在战略战役指挥上暴露出的“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包围多歼灭少”等错误和弱点，采取了乘敌之隙，创造于我有利之势，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打击敌人的战略；二是针对敌人之特点，在作战形式上，坚持以运动战为主，扬我之长、击敌之短，使敌人防不胜防，由此将劣势转为优势；三是善于灵活运用兵力，每战集中兵力打敌小部，在局部造成以多胜少的优势；四是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极大地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创造战争后备力量的优势。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抗日战争发展的实际过程，在总体上正是和毛泽东的预见完全一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毛泽东光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
2.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中走向成熟
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伟大革命实践同步，作为革命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经过抗日战争也走向了全面辉煌。
毛泽东思想在抗战中获得巨大发展达到成熟，其丰富和发展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建立起了哲学理论。
毛泽东自大革命时期以来写了很多政治论著，其中不少已经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但只是到了抗战时期，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着重从军事路线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先导，进一步从思想路线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哲学概括，才实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发展。《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两论”的创作毫无疑问地确立了他的哲学家地位。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间的第一个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第二，形成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理论。
关于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在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已经从理论上提出并阐发了，到抗战时期，在毛泽东撰写和审定的一系列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的思想；人民军队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思想等。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人民战争。对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继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又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作了淋漓尽致的阐述。
第三，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在政治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同时，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根据对抗日形势下各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从理论和实际政策上将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个部分，进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全民族联盟；二是强调了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三是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个不可分离的环节；四是形成了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策略，包括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法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等。
第四，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从1939年冬至1945年党的七大，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成熟、确立和发展的阶段。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标志着这个理论体系的诞生和确立。在后两篇著作中，毛泽东创造性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概念的科学内涵。这些著作，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并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转变和前途等根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化的工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以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实践为基础，具体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
第五，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使得党的领导人没能从理论上对党的自身建设作更多思考。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抗战之前关于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文献。抗战时期中国革命事业出现新局面，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肩负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也就要求其成为一个全国性、群众性的大党。毛泽东适时地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向全党提出了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的任务。《（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走向成熟的代表作。该文回顾党的历程，提出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的整风报告等更是极大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他强调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正确地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强调加强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以上这一切思想的发展表明，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辉煌的里程碑。
3.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非凡的举动和非凡的影响
在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和领袖风采的展现过程中，赴重庆谈判这一英明之举，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胆识、气魄和领袖素质集中展现的典型范例。毛泽东此举打开了国统区和解放区联系和了解的通道；打开了国统区民众和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以及毛泽东领袖素质和行为风采了解的通道。毛泽东此举征服了广大国统区的民众和民主人士，大大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形象，打破了旧有的对立格局；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原来在国统区民众中所做的一切谎言和骗局；极大地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也极大地改变了当时旧有的政治格局。
要深刻地理解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意义，我们必须从此前的政治格局和国民心态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直以执政党的身份周旋于国际事务间、发令于全国民众中。
抗战的胜利，使它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在中国民众中尤其是在国统区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执政的国民党与日伪合流，仍然是强大而有力的。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逐步成为抗战的中坚，从而扩大了它的国际影响，在中国民众中尤其是解放区民众中扩大了声望。
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不仅中国共产党本身日臻成熟，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亦得到了发展壮大。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20万党员、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大党。因此，国共两党对中国的前途具有同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国民党仍掌握着全国政权，共产党只掌握着一部分解放区政权，但是，正如周恩来说的，此时，“中国的问题，要没有共产党的过问是不行的”。可见，在当时政治格局中，国共关系显得尤其重要。
与此同时，在抗战过程中，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民主势力也得到重大发展。故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三种势力，他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建国主张。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想重新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人民大众的中国共产党坚决要把中国引向光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以民主同盟为首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希望走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是中间势力，虽然没有军事实力，却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有些人甚至幻想取国共两党的地位而代之。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三大势力的三种主张极其明显，但广大民众并不是一开始就认清了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光明前途，也不是一开始即认清了国民党的落后本性，和民主党派的“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这种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的明确性，只能在当时复杂的斗争中方能得以展现，这就要求共产党人施展出高超的战略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