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2年冬，陈独秀和张继、苏曼殊等在日本发起组织“中国青年会”。他们原拟仿照意大利独立前夕的“少年意大利”，取名“少年中国会”，后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乃隐约其词定名为“青年会”，但仍含“少年中国”之意。“青年会”《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该会“以民族至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该会的成立，是继同年3月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后，留日学界趋向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此，可以说这是陈独秀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也是完成他政治思想上的又一次飞跃。
1903年，帝俄在我东北违约不撤兵，陈独秀又参加了黄兴等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决心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战场，但被清政府勒令解散。其时，清政府驻日本的湖北学监姚煜（文甫），“无端缨留学生之逆鳞”，在日本迫害留日学生，有奸私事。陈独秀便约好友邹容、张继、翁浩等人，进入姚寓，痛殴姚煜，并声称欲取其头。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断其发辫，悬于留学生会馆梁上，并在其旁大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以“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姚受辱后，勾结驻日公使吁请日警抓人，“驯致造成交涉大故”，陈独秀等三人被遣送回国。
陈独秀一回到安庆，就组织“励志学社”，举行拒俄会。在会上他发表了“词情慷慨，满座欷嘘”的演说，大声疾呼：“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者皆非丈夫。”当场组织了有126人签名的“爱国会”。陈独秀被公推为该会章程起草人之一。他在章程宗旨中规定：“国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由此又一次遭清政府通缉，陈独秀被迫逃到上海，并创办了《国民日日报》。
1904年，该报受当局干涉停办后，陈独秀又冒着杀头的危险，潜回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这一切为启发民众思想觉醒，促进革命高潮到来，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实际上，陈独秀已经成为安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
1904年前后，全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南方各省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地方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如湖南华兴会、浙江光复会、湖北科学补习所等也纷纷建立。在此革命形势下，陈独秀于1905年参加了吴樾在北京谋刺清朝出洋五大臣活动，同时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光复会。1905年夏，陈独秀与柏文蔚等相约，分赴皖中、皖北各地进行革命联络活动。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的同志”。从此，“与淮上诸同志深相契合，革命思潮遍于乡里”。1905年秋，陈独秀和柏文蔚回芜后，即与安徽公学的学生常恒芳等人，联络芜湖安徽公学和安庆武备新军的革命青年，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半军事性质的革命团体——岳王会。总会在芜湖，陈独秀为总会会长，常恒芳为安庆分会会长，柏文蔚为南京分会会长。“至是江淮间革命之根基益固。”而岳王会隐然成为江淮间革命的重心。1907年，陈独秀第三次东渡日本，岳王会重心也移至安庆。1908年著名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就是由岳王会安庆分会领导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陈独秀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顶峰时期，他为安徽民主革命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辛亥革命前夕，陈独秀已从日本回国，在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教习。浙江陆小是当时革命派通讯联络的机关之一。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同年11月8日，安徽宣告独立，举孙毓筠为安徽都督，在孙“电促”下，陈独秀回皖任都督府秘书。孙因嗜大烟，不大理政，陈独秀实际主持了皖省政务。
1912年4月，陈独秀曾一度辞去都督府秘书，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高等学堂，自任教务主任。1913年3月，柏文蔚继任皖督时，陈独秀再次出任都督府秘书长，在柏赴宁省亲期间，陈又一次“代行民事”，分主皖政。当时武昌起义后独立各省，大多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而陈独秀在皖期间却能大刀阔斧、除旧布新，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发展实业、交通、教育等施政计划，实属难得。
1913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南方各省发动了反袁二次革命，陈独秀积极参加反袁斗争，随柏文蔚返皖讨袁。柏被逐出皖后，在陈独秀的策划主持下，皖省首先宣布独立，不久，“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也因此遭打击，被列为皖省遭通缉的革命党人之首位。陈独秀家中财物遭抄掠一空；陈独秀只好走避上海，一度消沉，闭门著《字义类例》一书，并编译《英语教科书》以糊口。
1914年，陈独秀再次去日本，在痛苦彷徨中进行着新的探索，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当他1915年从日本回到上海，终于已经看到力量之所在。他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不久即以崭新的姿态，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崭新的一页。
3.转折之际，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从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直接参加激烈的行动，转变为从事思想启蒙运动，这被学术界公认为五四前后陈独秀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变。这一转变使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思想界的启明星，光彩耀人。那么，这一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呢？
我们知道，“二次革命”之前，用暴力革命直接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把西方资本主义这个“种子”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受苦受难的中国强盛起来，从而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这一思路对于当时绝大多数革命者而言是没有更多的思考而感到疑虑的余地的，对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言，也是合乎逻辑而顺理成章的。然而，问题是，历史总喜欢走到人们所设想的反面，辛亥革命所推翻的仅仅是清王朝的皇帝和国号，封建势力的根基并未真正触及。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新的封建王朝。中华民国建立后，绝大部分的地方政权只是换换招牌而已，把清政府的“巡抚”改成革命军政府的“都督”，政权仍掌握在封建势力手中。现实走到了革命者原来理想的反面，一大批追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革命者在“共和国”的旗帜下被无情残杀。从谭延闿杀焦达峰、陈作新，袁世凯杀宋教仁到“二次革命”时对革命者进行全国性的大屠杀，辛亥革命没有带来革命者所宣传和企望的西方民主、共和，反而给革命者开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历史“玩笑”。
用鲜血染成的这一极其残酷的一页，促使新兴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苦闷、失望中思索，在怀疑中探索。他们在探索中深深感到要把西方资本主义这颗“种子”真正移植到中国来，并使其发芽、结果，必须要改造中国人的“土壤”，否则将一事无成。同时，他们在中西政治历史的比较中看到，欧洲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之前，有一个很长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如法国1789年革命前有一个启蒙运动，德国1848年革命之前也有一个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的哲学革命），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也必须先有一个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运动作为先导。
作为当时先进知识界最优秀的人才和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正是在这样的探索和思考中，完成了他历史性的思想转变。他说：“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陈独秀敏锐地看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并进一步阐明非对国民性这块“土壤”进行改造不可，否则“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正是在这种思考中，陈独秀在当时万马齐喑、闷得透不过气的黑暗时代，大胆而率先地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要求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医治和改造中国国民性。他认为改造国民性只有从提高国民觉悟入手，从提高国民的伦理觉悟入手。他这样分析道：“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恍惚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正当陈独秀完成这一历史性的思想转变时，一场猛烈的扫荡一切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应运而生。陈独秀也由此成为这场文化变革运动的旗手和“思想界的明星”。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在《新青年》代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首先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并且认定只有这两面旗帜“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且坚定地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提出了衡量这种“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的六条标准，那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从而表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正在于为造就这种“新青年”——新型的国民，从根本上探求拯救中国之道而奋斗。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变革中，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领袖。首先，陈独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权学说，坚决反对封建专制，批判孔孟之道。在他看来“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他为了追求民主共和，“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以极其坚定的态度和勇气，拿起了武器向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孔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接连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宪法与孔教》、《复辟与尊孔》等文章，对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等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和批判。他指出，儒教乃中国政治、道德、社会堕落之根源，“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救治之法”。他将打倒孔家店与反对封建复辟紧密结合，向着民主政治的道路上迅奔。
其次，陈独秀在运用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同时，又拿起科学这一武器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而“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他反对武断、虚妄、迷信和盲从，要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他运用科学知识批判一切封建迷信和鬼神，认为“一切宗教家所尊重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没有的、骗人的偶像，都应破坏”。在陈独秀那里，科学是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的分界线，是东西方文明的界碑。中国专制横行，迷信遍及各地，“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
他认定中国之世乃“蒙昧之世”，中国之民乃“浅化之民”。只有运用“欧洲近世确有价值的科学”作为“最适当的药品”，才能“根治之”。陈独秀疾呼：“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都应严守科学方法。”他甚至断言，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必以科学为正轨”。陈独秀对科学的提倡，对当时批判封建愚昧和宗教迷信，起到了解放思想、振聋发聩的作用。
再次，陈独秀和胡适一道高举起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文学革命旗帜。当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不模仿古人、不作无病呻吟等文学革命八不主义时，陈独秀紧接着发表了《文字革命论》，更加理直气壮、更具猛烈精神地主张“革命军的三大主义”，那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振臂而呼：“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表现了陈独秀作为一位文学革命者的战斗精神。
纵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可以看到，陈独秀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姿态出现的，其中充满着革命和解放的精神。但有的学者因此认为陈独秀是一个“全面性反传统主义者”，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对这种说法，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