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二大之后，人民群众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要求扩大开放的态度更加明确。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984年10月20日，党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展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根据1983年10月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界进行了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进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1986年，根据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新技术的“863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了极大推动。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规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要求全党在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与贯彻。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两个基本点。大会还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现代化建设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从1984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通货膨胀、重复建设和经济过热等问题。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便更好的推进改革和建设。正当治理整顿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之时，1989年春夏，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以及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和部分干部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他们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冲击党政首脑要害部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这场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政治局常委。邓小平郑重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要有意识的维护这个核心。1989年末，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与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的性质产生动摇、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感到疑惑，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新的考验。在这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判断改革与发展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关于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成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转换机制和制度创新阶段。同时，财税、金融、外贸、计划、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也全面推进。广大干部群众热情高涨，中国大地呈现出改革发展的蓬勃景象。
正当全国人民为实现跨世纪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之时，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了。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大会在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规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制定了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思想认识进一步解放和深化。
第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与科学发展观的实施。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和党肩负的新任务，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视察时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这也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以及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为党在新世纪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明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方针和各项具体原则、措施，为党和国家在新世纪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六大选举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再次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替。
建国50多年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众多问题，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2003年11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学发展观成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振兴东北、中原崛起、“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有了新思路和新举措。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发展纲要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使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了现实的依据。
2.全方位多途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及其作用
实行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之路。党的十二大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逐步加大。1983年7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这是一个战略问题。”1984年初，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领导人视察深圳、珠海和厦门，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回到北京后，邓小平谈到：“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开放的地位以及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
1984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同时开放的，还有海南岛。连同原有的四个特区，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到1984年底，全国共有99个对外开放城市，130多个边境贸易站口。1985年2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又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进而形成环渤海开放区。由此，我国便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1988年1月，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海南设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在海南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1990年4月，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目标是把浦东建设成为21世纪现代化上海的象征，成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基地。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对外开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92年3月，国务院批准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4个城市为首批沿边对外开放城市；批准海南建立洋浦开发区；进一步支持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同年8月，中央提出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5个沿江城市。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党的十四大以后，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城市以及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州、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对外开放。在随后的几年中，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内陆县、市。到1997年，我国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达到235个，二类口岸达到350个。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在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中，我国采取了多种途径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