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机遇问题的认识
1.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前提的认识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现代化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一个国家要顺利有效地推进其现代化进程，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国家主权的独立和统一，并建立起一个能够享有足够权威的中央政权。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更明确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因为造成中国落后状态的，正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同一历史进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而只是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所以，针对蒋介石的所谓“建国”方针，也针对一些人存有在国民党统治下实现工业化的幻想，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民主革命与工业化的关系。他指出：
“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有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在解放战争进行中，面对蒋介石的“求和”方针，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用革命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而且，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本身就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和中心的现代化运动的发端，所以，要用革命的方法，“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认识到和充分论证了建立统一、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且在实践中将革命与现代化紧密相连，以推动现代化为己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民族复兴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胜利完成，同时又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第二大历史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然而，第一大历史任务的完成为第二大历史的实现准备了前提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最基层有效行使权力的政权。在这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在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后，就提出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成功地实现了对社会各种力量的整合，使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动员，现代化所需要的前提条件终于具备了。
2.对中国现代化价值取向的认识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现代化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明显受外在压力的制约，但早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负效应，如贫富悬殊问题、失业问题、道德问题等等，又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采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同时又指出，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毛泽东的思想深刻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现代化决不能停留在“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方向是社会主义。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除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原因之外，另一重要的原因，便是当时已处在了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新时代。在这样的新时代，要让中国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家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人民也不允许。于是，毛泽东把中国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是采取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以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
为此，他还曾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做过一个深入的说明，“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面，减弱另一方面”。1956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掀起了否定斯大林的浪潮，波兰、匈牙利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社会危机的信号。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毛泽东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强调，“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现代化应当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也应当是具有现代化内容的社会主义。这一结合，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捍卫社会主义方向，是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并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尽管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但这只是力排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而绝不是排斥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吸收。社会主义是源于资本主义，又高于资本主义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关系。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并提倡向外国学习和利用外国资本的问题，既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文化，也要利用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表示，民主革命胜利后，“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在抗战时期，他在与福尔曼、斯坦因、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又多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希望在战后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利用美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中国的经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也谈到吸引外资的问题。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同外国人做生意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49年12月，他在访苏期间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我国实行严密的封锁，我们已不可能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任何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只有苏联一个样板，唯一的路就是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经验，引进其先进的技术设备。由于当时的中国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规模比较狭小而苏联模式又具有运用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资源的能力，“一五”计划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模的扩大，苏联经验的消极作用也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从而解放了思想，开始破除人们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毛泽东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鉴。”于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同时也开始注意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明确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我国的短处就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帝国主义国家的长期掠夺和蹂躏，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和在文学上取得过巨大成就之外，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一“穷”二“白”。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一些适应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是资本主义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它的长处。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但对于如何学习外国的问题，毛泽东反对机械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而主张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的科学态度，把外国的东西变成中国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对工业化问题的认识
工业化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和追求。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之后，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历尽千辛万苦寻找真理，探索富国强民之路。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洪仁玕的“兴器皿技艺”到曾国藩的“自强之道”；从康有为的“定为工国”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然而，这一切最终都失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努力致力于社会革命的事业，而在领导中国人民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同时，又时刻关注着中国未来工业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20世纪40-50年代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特有的工业化视野。
早在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就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中国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工业化的。”此后，他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更明确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革命胜利后党的总任务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他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样有着深深的梦想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