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以为这个说法只是笔者个人的推测而已。诚然，我们确是很难找到直接有效的材料来支持这个判断，但那些所谓的家庭变故说、理想破灭说，甚至于变态遁世说，如此等等，又有哪个是有实实在在的根据的呢？既然都是推测（当然，我们的判断是有一定的逻辑依据的，详说见下），那么，从向上一着的角度进行推测（这个立场提请读者注意），应该是宁信其有，总比随意“打压”来得有意义得多。或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这是随意的拔高。但如果我们从前面所介绍的弘一法师的心路历程作为一贯来考察，他的每一次转向，都是出于一个高尚的目的，是一路向上的。如今突然地“拐头向下”，也总得要有个合理的解释。每一个人的变化发展，表面看有时似乎很突然，但其背后一定是有其内在的逻辑轨迹可循。在弘一法师出家这件事上，既然找不到充足的反面理由，那为什么还一定要违背他人生历程的逻辑一贯，从消极面上来看待这个事件呢？是否有人因为自己缺乏道德意识与相应的自觉行为，也就绝对不承认世界上有道德追求一事；没有贤愚善恶之分，都半斤八两，所谓的伟人，也不过尔尔，大家一样地平庸，自己的道德压力自然减轻了许多。有人说，虚无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者没有道德概念。但确切地讲，不是概念没有，它现成地留存在人类的文化传统中，谁也无法抹去，那些以为没有者，实乃缺乏道德意识与道德自觉而已。
当然，对于弘一法师之选择出家道路的疑问，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在有人的。
想当初，弘一法师的弟子丰子恺先生在一篇《为青年说弘一法师》的文章中就曾代一类青年发问：“李先生为甚么不做教育家，不做艺术家，而做和尚呢？”丰先生的回答干脆简洁，如“用低浅的眼光，从世俗习惯上看，办教育，制作品，实实在在的事业，当然比做和尚有功于世”；但“用高远的眼光，从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伟大，远在教育之上”；“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弘一法师乃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目标选择出家，从“向上一着”的角度揭示其意义，前提当然是有经得起推理（不是推测）的理由，同时也不讳言是出于对前贤所该有的恭敬心。当然，这个恭敬心是建筑在有值得恭敬的基础上的。然而仅仅有这两个原因还不足以非得要寄诸文字的表达，如没有一种对现实人生具有激励提升的意义，那就只是流于一般的学术讨论，或是抒发一下感情罢了。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多花些笔墨对弘一法师出家的问题再议一议的。
还是回到《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上来。在上引那段夏先生与弘一法师对话之前，文章还有一段文字，记录了他们当时一起为如何进一步搞好教育，如何提高自身的修养犯困犯愁，并为寻求突破而努力的详情。文章这样写道：“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感到自己力量不够。可是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不关心的。”一心育人，同时又感到自身力量不足，急迫之情，溢于言表。从夏先生他们接着马上转到“修养”这个问题上的考虑所透露出来的，这个“力量”的不够，显然主要不是指一般教育方法上的事，而是内在道德力量上的问题。至于夏先生所谓的“我们”，是否包括他的好友李叔同先生，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宁唯是，以我的判断，李叔同先生还应该是“我们”中主要的一位。首先，从他们当时交往的细节看，俩人绝对是同道好友。“在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同时，对“少年（时的）名士气息”，也都多有反思，“忏除将尽”；又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工夫”。另一方面，夏先生还觉得李叔同先生在教育等方面比他“实力充足”，“感化力大”，自己“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自叹弗如。所以，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教育及自身修养问题，说李叔同先生是其中的核心，虽不中也一定是不远的。再者，在教育事业上，他们都“感到自己力量不够”。这就是说，不但夏先生有困惑，被学生爱戴着的，即使在旁人眼里在教育事业上已很成功的李叔同先生同样也有不尽完善之感，有更上一层楼的想法。甚至依我看，对自身人格完善的追求，李先生可能比夏先生有更多一份的思考与迫切。那个著名的弘一法师出家“断食”故事即是例证（这件由夏丏尊先生促成的事，才是弘一法师自己所说的成为他出家的“助缘”）。
有一次，夏先生在一家日本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因见上面谈到，“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于是向好友李叔同介绍，以为这是充实自己“力量”的好方法，还讲了“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断食来试试’的话”。令夏先生意想不到的是，在他“是说过就算了”，但过了一段时日，李叔同先生“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真可谓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了。在这同一件事上两人不同的反应，充分反映了两个人在性格、意志力上的不同。一个是有想法却疏于实践，这是一般文人通常都有的弱点。而弘一法师则是在想到说到以后，还能做到，身体力行，这是一个真正的儒者更是一位宗教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同时这也折射出，在内心深处，李叔同先生对“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的诉求比夏先生更为迫切，更有道心。
佛教讲心如工画师，俗语有性格决定命运之说。两位好友在动心起念上的微细差别与个性上的不同，其表现最初是反映在行为的抉择上，最终却导致了两人在人生境界上的高低不同（这里的高低都属正面范畴下的程度上的差别），道德影响力的不同，值得我等深思。
总之，在人生的道路上，弘一法师勇于探索，勇于实践，不断向上，是位开拓者，终于找到了一条究竟圆满的理想之道，成就了他伟大的人格，成为一代高僧，并影响当世，泽及后人。
九、道由人弘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所选择的是一条自有特色的学佛之路。有感于数百年来中国佛教之衰退，弘一法师认为关键在于律学不振；目睹僧伽队伍的良莠不齐，滥竽充数者多，师又“尝慨僧界之所以往往为世诟病者，咸以不守戒律故”，于是，一方面弘一法师以弘扬佛教律学为职志；另一方面始终严于律己，勤于修行，以提升、完善自身的人格为前提。“戒是无上菩提本”（《华严经》偈句，一师也常书此偈与学佛者结缘）；“律为三乘所共基”（太虚法师语）。不论是重振律学为目标，抑是注重自律为首务，都是一代高僧的济世情怀与自我道德要求的体现。而在弘一法师，就像当初与夏丏尊先生一起从事教育事业时孜孜以求的一样，既存有一份为教育贡献的责任心，又时时在意于自身力量的充实。所不同的是，这个责任心，现已提升为自利利他的道心；而对自我人格的要求与完善，则更多了一层僧格的内涵。也正是由于在弘一法师身上存在着这样一种一贯性，使他的人格（僧格）内涵更丰蕴，力量更为伟大，意义更深远，再加上整个时代僧纲不举现象的普遍，以至于世人对这位有着传奇般经历的高僧，更视之为稀有。有如此种种之内因外缘，其对世间的影响也就更为广泛，感化力也更加大了。
世无英雄，遂以平庸为尚；士乏道德，虚无主义得以盛行。如真的有像弘一法师这样的高僧大德出现，那自然就会得到缁素共尊，并激发世人生发慕道崇高之心，引领社会不断向上向善的。如文化人士曹聚仁自称他“素来讨厌所谓‘出家人’的，而一切厌世的消极态度，也不敢苟同；但对于弘一法师，仍是‘高山仰止’‘吾无间然’”。虽然曹聚仁先生是弘一法师在浙江一师时的学生，但他似乎对佛教并不太尊重，即使在其师出家后，仍然多存偏见。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由他的用词“讨厌”与对出家者笼统地归之为“厌世的消极态度”这一判断可证。虽说这种以偏概全及带情绪化的态度乃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的文人常有的一种门户之见，或是一种仅看到教界中有一类说大乘理，履小乘行者（取印顺法师意）而发出的以偏概全之论，但恰恰是这种文人的固执，反过来则更能反衬出弘一法师人（僧）格的独特影响力。
如果说曹聚仁先生所述的事还只是带有情感上的隐形化的变化外，那么，以下所举的事例，则能使我们感受到何谓人格魅力，何谓道德的力量与价值。
民国十六年，浙江时局动荡，时有年少新贵者，锐气张扬，激进用事，动议毁寺驱僧，勒令僧尼相配，灭佛之声甚嚣尘上。时弘一法师正好在杭州常寂光寺闭关，得闻此事，决定出关，并通过旧友堵申甫先生约见其中“倒佛声”最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