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人们首要的和主要的关心对象。人们一般都不会把自己的健康、财富、地位或名誉孤注一掷地押出去，而主要采取的是那些避免遭受损失或危险的方法。关于“友情”或“交往”对幸福的作用，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六卷里有专门论述，并且在第一卷第二篇里还用了第三章、第四章两章的篇幅进行了论述，指出：宽宏、人道、善良、怜悯、相互之间的友谊，所有友好的和仁慈的感情，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会博得旁观者的好感。在朋友之中挑拨离间，把亲切的友爱变成仇恨是一种罪恶。它的罪恶之处，在于扰乱了人们内心的平静，中止了本来存在于人们之间的愉快交往。
这些感情，这种平静，这种交往，不仅是和善、敏感的人，就连普通人也会感到对幸福的重要性。
斯密进一步指出：明智和审慎的行为会指向比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更为伟大和更为高尚的目标：英勇、善行、正义。
在界定个人幸福的基础上，斯密还是对社会幸福指出：任何政治社会中，下层阶段都占最大部分，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的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公正、幸福的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完整地把斯密的“人类幸福”定义为：人们生理的、安全的、交往的、尊重的和美德的、英勇的、善行的或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满足。
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斯密是将幸福的经济手段和道德行为结合起来的。斯密认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是财富，而其中的“财富”就因此既包括了物质财富也包括了非物质财富，其对应具体形式是满足人们各种基本需要的财富（包括人、知识）。
依据斯密的理论，人们生活幸福所信赖的是整体“五需要”的满足。整体“五需要”，也可以分为政治的需要（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社会的需要（安全、友谊、信任、尊重等）、经济的需要（衣、食、住、行等）的整体满足。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需要是整体的或同时被满足的。比如，人们要生存必须满足生理的需要，而且人们一般也不会孤注一掷地冒险地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押出去。我们每餐都要享用多种饭菜；每日要享用多种商品，包括作为满足社交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商品：亲朋好友或社团活动、社会地位或自我表现的机会，以及社会的承认。
需要是主观的。尽管对整体需要中各种需要满足的重要程度因人而异，但是人们一般都会追求对各种需要满足的协调性。我们经常也会说“活动活动、调节调节”。无论如何，单调的生活会影响身心健康并最终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或幸福程度。
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追求生活的幸福和谐，就是追求其需要整体的、协调的、持续的满足。人们也会考虑幸福生活长久和不断延续，这就是人们对“利益和谐”的总体要求。
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发展以及对政府提出的以“和谐利益”为目标的要求，如今，回归古典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根据斯密“合作”生产的观点，作为市场主体的消费之间、厂商之间以及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信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社会性”进行了分析，并分别描绘了相应的帕累托最优的均衡路径。
事实上，即使是个体，如家庭、厂商、政府等，也因为现有财富的稀缺性，以至于现在财富的配置在不同个体的不同用途之间也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性”或“准‘社会性’”。
因此，从形式上看，关于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各自帕累托最优边际条件，实际上是依据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观点进行的进一步分析。
首先，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如何配置各自现有的财富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同用向之间，以实现各自整体利益的“自然和谐”；其次，作为宏观市场主体的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内部成员，如何配置现在财富，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自然和谐”。
18世纪，坎梯隆（Richar Cantillion）和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和谐”观念的雏形。在《国富论》中，虽然“和谐”一词只在第二卷最后的倒数第三段里出现了1处，而且还只是“harmony”同义词“concord”；但是，在《道德情操论》中，表达“和谐”的词即“harmony”，则出现了31处之多，而且有1处直接出现的就是“harmony of the society”（社会和谐）一词。更为重要的是，在斯密的这两部传世著作里，已经出现了“和谐”的思想。
19世纪中叶，“和谐”一词开始出现在著作的名称里。美国经济学凯里（Henry C.Carey）的两部著作，一部是1836年出版的《自然和谐》（The Harmony of the Nature），另一部是1852年出版的《利益和谐》（The Harmony of Interests）。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Frederic Bastiat）1850年出版的《和谐经济论》（Harmomious Economics）。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由于保证经济率与经济公平以及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呼声，“和谐”理论逐步受到了批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哈克（F.A.von Hayek）出版了《自由秩序原理》等对自然秩序进行了重新发现和传播，不过对于推动“经济和谐”思想的当代动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经济和谐的含义：“和谐”（harmony），指的是自然、秩序、相溶、融合、一致、协调等的“利益和谐”。
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幸福和谐”。
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人”及其生活的“幸福和谐”。
新形势下的智慧经济同样离不开“幸福和谐”这个终极目标。
第三节 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再思索
通过研究和观察西方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不难看到一个真理：西方经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经济和科学的相互影响。也可以说西方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试验来筛选具有经济价值的科学发现，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塑造、培育并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
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在科技的支撑下得以发展的同时，又反过来激发起了人们对科技、社会和政治的更高期望。
这会让人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通过不断提高技术试验来创造出高经济价值，利用科技创新和不断增长的财富，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也就是：是否单凭科学技术就可以实现幸福和谐的社会经济？
亚当.斯密不愧为是经济学的鼻祖，早在18世纪就为我们给出了答案，他将幸福的经济手段和道德行为结合起来，认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是财富，其中的“财富”既包括了物质财富也包括了非物质财富。
这种非物质财富很大层面上与人们的道德行为紧密相连，不同道德行为背后支撑的往往是不同的道德观。
正如贺金社先生在《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中所言：在回归亚当这一小节的最后，我们以2009年3月16日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主义”为题的文章中一段作为结束：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主义”，而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的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动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经济世界。
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得出一个结论：用科技创新创造物质财富，用道德观创造非物质财富，再以开放性思维的齐心协力来通过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来实现我们人类的和谐幸福。
结合西方经济的学习，再学习《中国管理C模式》一文，笔者更是在“东方哲学”意识指引的基础上，也深深赞同胡星斗教授如是的评语：《中国管理C模式》是“东方的软管理与西方的硬管理”被融为了一体。
这是“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联姻的典范。
《中国管理C模式》是一部指导性著作，不仅仅是管理类书籍，而是一部诠释了“回归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它更是体现了“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融为一体的哲学思想。
从这一哲学思想，我们可以引申出对当今新信息经济研究的思维模式再思考。当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思维模式，什么才是中国新信息经济模型的核心。
答案也显而易见了：现今中国需要“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结合”的新信息经济学研究思维模式。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核心技术创新还比较落后，我们不得不借助于“西方硬技术”。可是，我们还拥有“东方软智慧”所创造的非物质财富。
“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结合”的最终结果：在“东方软智慧”的指引下的“西方硬技术”的学习与应用，最终将导致“东方硬技术”的崛起。
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很自豪地宣布“东方软智慧与东方硬技术”时代的到来了，东方智慧才真正创造了人类的幸福和谐。
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奇迹”，已经被很多人奉为是一种良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成了热门的话题。
可是，根据笔者游历世界的切身感受积累，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中国模式”讨论表现出来的某些思维和对新信息经济的研究方式感到担忧。
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实现了“世界第二”，可是人均GDP还很低，也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严峻挑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还十分薄弱，封建残余思想还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
这些，在我们的当今现实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国人普遍存在着不太注重中长期规划。急功近利现象较为盛行，这点在信息经济研究和信息技术应用研究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老是跟着别人走，最终得利的是别人，且老是牵制着中国人。
我们在研究新信息经济现象不得不看清和重视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不良现象。
我国信息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根本问题——封建经济意识的残留，可以说我们目前的信息经济是建立在封建经济意识上的现代经济。
急功近利的背后就是落后的封建残余思想的支撑，它集中体现在官本位主义。这种官本位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官位子”意识紧密相联，这里的官位意识已经不再是仅仅局限于真正的官场了，而是扩展到了国有大企业的各级“官位”，甚至还传染到了民营企业的一些管理阶层。
官本位主义不仅是体现在处处以官为本，还集中体现在以“位子”为中心的急功近利现象上。
民间流传的官场流行语：“屁股决定脑袋”。现在处在这个官位子（含经营管理的权利位子）上，明天不知道在哪个位子。
因此，能近期出成绩的一定是第一的。
于是，最快最高收益的土地出卖，当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首选；市场好卖的，不论真假、不论生命周期长短的产品，当然成为各企业的首选。
技术创新和技术储备暂往后靠靠，“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东，本大爷眼前正忙着跟风呢，没空！”
这里并不是代表他们不明白中长期规划的重要，不明白急功近利的危害性。
他们心里清楚得很，他们都是我们国家里有知识懂道理的社会精英，在这样的氛围里他们有时也身不由己。
这种氛围的可怕之处已经不仅仅表现在官场，还弥漫在整个社会空间里，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各种经济体的运行。
走进大型国企、走进事业单位、走进写字楼，甚至是走进民营企业，你会感觉到与机关办事的感觉没什么两样，两者的氛围、思维、程序、态度、眼神等都是如此地相近，仅仅是交谈的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一次与某民营的国内大型手机厂商的管理高层与技术高层的座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大型企业几乎无新产品储备和新技术储备，原因非常简单和直白：“没有市场100万台左右的销售把握，我们是不会开发新产品的。”
“我们非常知道新产品、新技术储备对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可是，现实的研发成本没法摊销，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简单原始的市场导向论，加变相的官本位主义影响，在中国的一个以高技术产品为生的集团性高层集体会议上，出现这样的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笔者本人是官本位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但不是市场导向论的反对者。
问题是我们是以市场应用需求发展趋势作为导向，还是以短期利益获取为导向？也就是我们是以市场现实导向？还是以市场需求导向？
我所不赞同的仅仅是：简单的原始市场现实导向论。而是提倡市场需求导向，是市场需求发展趋势的导向论。
看来我们不仅要确保已经取得的成果持续，还得以对现有改革成绩同等的专注，来关注市场需求的演变趋势和经济发展意识，从而关心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当前业务、新建业务和未来可选业务之间保持协调平衡的方法。
由此，我国经济不仅存在着结构问题和运行体制问题，还存在着严重的经济认识上的观念问题。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体系里的官本位主义还盛行，封建经济的痕迹到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