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非现场经济的三要素
前面我们谈到了非现场经济的概说和与新社会协作关系，现在让我们跟随着前辈们的哲学观和古典经济学原理的指引，来进一步分析评估这种智慧共享型机制下的非现场经济价值所涉及的一些经济因素变化和经济现象的关系。
非现场经济是随着智慧经济发展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特殊经济现象，它与智慧经济的基础要素紧密相连，智慧经济的基础要素也就成为非现场经济的构成要素。
现在先让我们来观察与分析“非现场经济”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智慧技术、信息本身、劳动成本。
让我们一起来逐一观察和分析这三个对非现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联动情况。通过观察分析我们既可以清楚非现场经济中智慧劳动经济价值变化的内在原因，也可从另一个侧面来反映出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一、智慧技术
智慧技术是人类所有的科学技术系列进步的结果。
我们知道科技革命会给人们带来劳动效率的提升，且这种劳动效率的提升力是随着科技本身的发展程度以及科技成果的应用程度紧密相关的。
在现代工业生产中，人们采用了科学技术，就能改革生产工艺、更新设备、改造现有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能耗和节约成本等。
然而，当社会的发展进入信息化时代，智能化不仅是加深了科技优化生产力的功能，更是突出了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使得智慧技术带来的经济效能急剧膨胀，呈现出了新科技影响力的非等比效应。
显示劳动效率是建立在前面已经存在科技成果的基础上，新科技的效能不是在旧科技作用下的等比增加，而是非等比的叠加式放大。
也就是说：科技的进步会提升劳动效率，且随着每次的科技进步，这种劳动效率的提升，是新技术叠加在已有的旧技术贡献基础之上，呈现出来的新劳动效率却是一次一次科技进步的叠加和倍数级放大的实际效应。
同理，由于智慧技术是由各种新旧技术发展而来的，它是科技发展历史的最新阶段的产物，也会将所有科技成果对劳动效率贡献值叠加地放大。
新时代的科技爆炸，导致了爆炸式的基础倍数级效应，从而导致了智慧劳动的单位经济效益中劳动消耗实现了最小化的历史记录。
确切地说，当今的非现场活动现象是由智慧技术为代表的各种科技成果的结合体而支撑起来的，又通过智慧共享体系实现了智慧劳动效率的最高境界。
因此，非现场经济的高效和高渗透力就有了真实的出处。
二、信息本身
信息本身主要是指信息存在着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
自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获得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先后有多位信息经济学家5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特别是3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Akerlof）、斯彭斯（M.Spence）、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联袂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信息经济学已然成为经济学的“显学”。
信息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要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纷纷将信息的不完全、信息分布的不均衡纳入经济理论的框架，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一系列有关问题，不完全信息与非对称信息研究也成为博弈论研究的重点。
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和戴尔.莫滕森，以及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将分享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三位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做出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信息“搜寻理论”已成为劳动经济学的主流。
在我们已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中，我们的国际先辈们基本上都是将研究重点设置在“信息的不完全、信息分布的不均衡”的经济环境中我们如何认识和如何应对上。
可是笔者则认为：由于智慧经济时代的到来，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的出现，信息获取渠道和获取成本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现象经济学在信息本身方面的研究重点，则是应该放在如何减小“信息的不完全、信息分布的不均衡”现象，并以此作为单位经济效益中劳动消耗降低的成因分析之一。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现象：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中的信息趋于完全或趋于分布均匀，那我们的无效劳动甚至是错误的劳动发生的概率将是大大下降，也就是说我们劳动消耗的有效性将大增。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信息完全性对决策判断的重要性，我们就首先应该尽可能地促使我们获取的信息本身趋于或接近完整，而不是停留在如何对付信息不完整或不对称上。
这种无效劳动减小的实现途径，借助于智慧技术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方法。
曾经阅读过王育琨的《答案永远在现场》一书，强调了第一现场的第一手信息的重要。笔者个人理解为：该书的实质是强调信息准确性的重要，而不是强调物理现场的重要。
假设我们能保证信息的及时和100％的准确，在不在物理现场又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在智慧经济时代，由于在智慧环境下，产生了智慧共享体系，我们将有可能更便捷、更全面、更准确完整地获取各种海量信息。
非现场经济成长于智慧时代，此时人们获取信息的物理现场的重要性在下降，智慧共享平台使得低成本的即时信息获取也就成为现实。
我们可以用一张图示来说明，随着人们各类活动内容的增加，在常规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现象使信息不完整性或信息不对称性增加，因此带来的劳动消耗也增加；而在非现场经济里，却出现了信息不完整性或信息不对称性的减少，带来的劳动消耗也由此而减少。
非现场经济活动中的智慧劳动，首先争取的是信息的完整性和对称性，并以此来降低判断错误和减少无效劳动，实现的目标是削减单位劳动消耗量。
也就是说：智慧技术的快速提升和智慧共享平台的兴起，导致了信息的完全性和对称性的增加，从而更大地降低了单位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消耗。
因此，我们说“信息本身”仍然是非现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仍然影响着非现场经济，却因为其完整性的增加，而逐步转向了正面的积极意义的作用。
非现场经济学则是通过“信息本身”的研究，却不停留在对“信息本身”的研究，而是透过“信息本身”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其最核心的要素——智慧劳动，最终研究的是“智慧劳动”的诞生、发展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
三、劳动成本
劳动具有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不同时代的不同单位经济效益中的劳动消耗量。
劳动成本的构成变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紧密相连，科技的进步使得每个阶段的劳动单体的单纯体力成本降低。
在智慧经济时代，人类的劳动发展到了特有的智慧劳动阶段，使得单位经济效益中的劳动消耗量也达到了最低。
智慧劳动的成本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是因为智慧劳动不仅受到了最新科技的叠加效应的支撑，还出现了智慧劳动新的边际效应。
此时，智慧劳动出现的新边际成本（参见后续章节）呈现出来了由U形线向直线性下降发展的态势，这种新边际特征再叠加了直接的科技应用提高的劳动效率功能，导致了非现场经济里“单位经济效益中的劳动消耗”的急剧下降。
智慧劳动成本的构成变化和“单位经济效益中的劳动消耗”的急剧下降，还与社会的进步相关，是一个社会总成本的相对性指标。
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使得每个阶段的劳动单体的单纯体力成本降低；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却使得整个社会的综合劳动总成本在上升。
也就是我们在看到科技使得单体劳动成本下降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运行总成本的提高，导致了实际的劳动力综合成本的上升。
特别是在当今的都市经济发展模式中，人们面临的都市生活成本、都市办公成本、都市交易和物流成本和生产劳动力成本等构成向两极归集：时间成本和场地成本。
这种主要由场地成本和时间成本构成的社会生活成本，最终都转嫁到了劳动力的综合成本之中。场地成本主要是指社会居住场地成本、办公场地成本或生产经营场地的离奇增高，终将转嫁到劳动成本的跃升；时间成本上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城市生活的“两难”状况（行车难、停车难）呈恶化的趋势，单位时间里人们的劳动消耗的有效占比大幅度下降。
城市化的进程，使得人们在适应环境时付出的实际劳动的成本摊销在提升。
工业社会带来的劳动场地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攀升，抵消了科技成果带来的劳动成本下降，特定的时段还将会出现实际劳动消耗下降的负增长，劳动力的雇用者必须承担起这个增加值。
然而，智慧经济时代的共享型智慧劳动的新特征有望缓解这一矛盾。
智慧经济的到来，使得科技力量降低劳动成本的表现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仅仅提高单体劳动效率这个层面了。
这种智慧科技的整合，特别表现出了新的智慧共享特征，人们可以在非现场的状态下，以极其低廉的代价和极其便捷的途径在共享型的智慧网络体系中获取各种新科技的更新和应用。
共享型智慧网络体系为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劳动带来了更高的劳动效率，这种高效率的智慧劳动一方面是借助于新的智慧技术和智慧共享而降低劳动成本；另一方面也是相对于同时代下其他成本上升的作用，智慧劳动可以通过智慧共享体系而消除由场地成本和时间成本带来的劳动总成本的攀升。
智慧劳动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实现的是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的解放，从而弱化了场地成本和时间成本变化带来的影响。
我们知道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价格调整可以改变供求平衡，或者说供需矛盾也决定了价格波动状况。
这样，按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我们劳动力的价格也是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相挂钩，也就是劳动力价格主要是相对于劳动效益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与劳动的成本直接挂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科技进步使得劳动成本的降低，劳动价格却不降反而升的道理。
因为此时，借助于科技的生产力作用，劳动成本的降低反而使得劳动效益激增，也就是说劳动实际效果、单位劳动的作用得到了提升，在劳动力市场平稳的假设前提下，随之的劳动价格提升也就具有合理性。
可是，由于劳动力的类别是各有不同的，属于很难统一标准地量化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当劳动力价格偏离了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时，就会出现一些失业人员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而许多公司也发现会有许多工作空缺。
此时就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的搜寻冲突，因为劳动的买者和卖者之间在搜寻互相需求时，他们彼此之间均需要时间和精力，也需要搜寻成本。
这种冲突的出现，就意味着雇用工人需要更加合理，也就需要市场合理产出，在招聘人员和需求工作应该提供合理的机制。
于是，DMP模型出现了，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了。
智慧经济时代的来临，导致了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加剧，使得单位劳动成本急剧下降，劳动市场的合理产出和劳动形态均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共享型智慧体系的应用扩大，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的弱化导致了隐性就业、隐性劳动供给等现象的加大，劳动市场的合理机制中缺失的那部分会被日益放大。
这样，原有的DMP模型中漏失的现象，也将被日益地显现出来。
笔者则认为：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经济现象里，出现了很多与新型劳动相关的问题，DMP模型存在着一些缺陷。
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经济的来临，是将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场所的劳动向自由时间和自由场所解放。不仅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更是把人们从部分固定的劳动时间和固定的劳动场所中解放出来，实现的是单位经济效益中的劳动消耗最小化效果。
劳动消耗的最小化却产生了效益的最大化，这就是智慧劳动的特有属性。伴随着这种劳动的再解放和这个智慧劳动属性的新出现，非现场经济开始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经济各个层面的变迁，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
首先是非现场经济是增加了就业还是扩大失业大军；其次是非现场经济改变了搜寻成本，是否需要更新市场机制；再者是智慧劳动形态的出现，劳动从被动转向了主动，甚至开始主导经济（关于智慧劳动开始与资本一起主导经济的新现场分析参见后续章节），引发了就业理论和就业现象的变革。
于是，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也就随之变得显而易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