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的这些理由以外，西湖作为风景旅游湖泊，秀丽的湖光山水也是决定它不能被湮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越到后世，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也显得越突出。特别是从五代吴越国进入到北宋、南宋时，随着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功能———旅游业，被迅速开发为别具一格的风景区。上自官家富豪，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这样一个公共的休憩大公园。事实上，到元明以后，杭州的地下水质已逐渐变好，不再是斥卤之地了，而下游农田的灌溉，也逐渐不再依赖西湖水源了。此后对西湖的疏浚，特别是清朝以后，主要就是为了观景的需要。
西湖作为风景名胜湖泊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古时浙江有三大湖泊———鉴湖、西湖和湘湖。在西湖之前，浙江最负盛名的是鉴湖。据清张岱《西湖梦寻录》卷一《西湖总记·明圣二湖》的记载：“自马臻开鉴湖，而由汉及唐，得名最早；后至北宋，西湖起而夺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鉴湖之澹远，自不及西湖之冶艳矣。至于湘湖，则僻处萧然，舟车罕至，故韵士高人无有齿及之者。”可见，西湖的闻名，是从唐代白居易疏浚以后才逐渐开始的，到北宋时，就取鉴湖之名而代之了。及至南宋统治期间，西湖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游览胜地。杭州此时既是南宋首府，又是商业文化和经济中心，不仅引得国内游客纷至沓来，而且也吸引着遥远的西亚和欧洲的商人、贵族们。因此，对于西湖，只有斥资疏浚整治的理由，却没有任其缩减消亡的道理。
如此，同一地区其他湖泊的湮废，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地方的农业生产；而西湖却因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而独存于世，为今天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资源。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现代化旅游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核心。如今，广大市民的生产、生活早已不再依赖西湖水的供给，但湖山资源在旅游上给与人们的贡献，将超过历史时期对于城市供水的功绩。纵使西湖至今也没有停止过淤积湮塞的进程，但依靠今天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条件，防止西湖沼泽化的发展已不再是难题。
历代对西湖的整治与疏浚，是使西湖今天能成为著名风景湖泊的重要原因。早期疏浚西湖完全出于农田灌溉与杭州人民生活饮用之需，嗣后经历代整治疏浚，始具装点湖光山色之作用。因此，西湖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不断淤积和疏浚的历史，假如没有一次次的疏浚，西湖早已成为平陆。而先人的高明之处还在于，这些疏浚出来的淤泥恰恰被用来造就了西湖的景观。
二、历代西湖治理的主要举措
疏浚西湖，对于杭州和西湖本身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西湖聚环湖“南北诸山之水，汇七十二泉之源”，因此易受季节及气候的影响。“春暖则葑草蔓合，雨骤则沙石冲击”，所以沼泽化的速度相当快，虽屡加开浚，但旋即淤积，只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未加疏浚，葑积的情况就非常严重。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开浚西湖，常常会面临很大的阻力，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而且也非常费工费钱费时，可以说是一件需要任劳任怨的事，甚至还有人因此而间接丢了官，所以前人才有“非有廉毅之才，豁达之度者，不能举也”的感叹。北宋苏轼疏浚西湖时，“既疏利害于朝廷，复具申三省，筹划明悉，无可摘索”，而御史贾易还是弹劾他“科骚部内，以事游逐”。虽然这次弹劾未被采纳，但宰臣仍两次请求罢免他的官职。到了明朝杨孟瑛时，终以锐意行事，清理被圈占的西湖田地而“为豪右所忌”，最终被罢了官。从清末道光年间的疏浚过程看，浚湖的申请程序也非常繁琐，公文往往复复数十道，对于具体的操作方法需要一遍遍地重复确认，非常耗时耗费精力。因此历史上每一次的西湖疏浚，都是一件兴师动众的大事，不仅史书上要大书一笔，而且主持疏浚的官员一般都会青史留名，百姓对他们也会深怀崇敬之情。
从前历代对西湖的疏浚，主要着眼于对湖泥的疏挖和修筑堤坝、清理侵占等方面的内容。在张建庭主编的《碧波盈盈———杭州西湖水域的综合保护与整治》（下文简称《碧波盈盈》）一文中，对唐代到民国年间一千多年西湖水域的维护与治理，从方式、方法和手段上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指出历代对西湖的治理，大概可以总计为九方面的举措。这九条总结，基本上涵盖了历代对西湖治理的举措，故引录其原文如下：
1.筑堤捍湖
唐代白居易在西湖东北隅筑堤阻止湖水外溢，依时蓄、泄，维持了湖水蓄量的稳定，确保了西湖水体的长存。
2.人工疏浚
这是历代保护、整治西湖水域的主要方法。规模较大的有北宋苏轼，明代杨孟瑛，清代李卫、王钧等，其余局部疏浚更是不计其数。
3.专一开浚
始于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在位时，即建立常设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对西湖施行浚、治结合的常年维护。历史上凡社会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均有之且成效显著。
4.设置版闸
在西湖溪涧水道口铸造闸门，量度水势加以调节，遏制浮沙及污物入湖。
5.建造滚坝
坝址分别位于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和金沙港，以水势好大的金沙港滚坝为最。清雍正年间（1723—1735）所筑高五尺，阔二丈四尺，两岸有大石块砌墈。坝内开挖贮沙池，深度达十丈，用以积贮流沙，随时清除。坝外另筑闸门调节涧水的流速、流量。
6.严加禁约
自白居易撰《钱塘湖石记》立示湖畔以来，历代有识官吏皆仿效之。这既强化了规章和宣传，又有利于查处违约人事。
7.疏导溪流
西湖水源好坏，直接影响水质，历代凡重视西湖保护者均将水源疏导一并纳入整治。
8.绿化美化
历代治湖，均能顾及西湖水域的环境治理，并且认识到植树、栽花、种草，“岂止饰游观、追啸傲也，所以坚堤堑、翼根基”。
9.引水应急
历史上遭遇大旱而通过人工引水补充西湖蓄水量，如南宋淳祐七年（1247）。
然而，今天的西湖，除了原来的淤泥、葑草等问题外，又面临着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湖水的富营养化问题。湖泊水质的富营养化是一个世界级的治理难题。所谓富营养化，是一种氮、磷等植物营养物质含量过多所引起的水质污染现象。在自然条件下，随着河流夹带冲击物和水生生物残骸在湖底的不断沉降淤积，湖泊会从贫营养湖过渡为富营养湖，进而演变为沼泽和陆地。本来这是一种极为缓慢的过程，但由于在现代化社会中人类的活动，将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农田径流中的植物营养物质排入湖泊中。由于水体当中的氮、磷等指标偏高，在湖水相对静止的状态下，水生生物特别是藻类由于有充足的营养，容易大量繁殖，使湖水中生物的种群种类数量发生改变，破坏了水体的生态平衡。数量众多的水生生物死亡后沉积到湖底，被微生物分解，消耗大量的溶解氧，使水体溶解氧的含量急剧降低，水质恶化，导致水体出现透明度降低、藻类异常繁殖等现象，影响水体的生态环境，以致影响到鱼类的生存。而在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时，由于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往往使水体呈现蓝色、红色、棕色、乳白色等。藻类遮蔽阳光，使湖泊中的底栖植物因光合作用受到阻碍而死去，腐败后放出氮、磷等营养物质，再供藻类利用。这样年深月久，造成了恶性循环，并最终影响湖泊的继续生存。
前些年，由于西湖水质污染不断加剧，富营养化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多次被评为劣V类水质。从1997年到2009年，根据浙江省以及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对西湖水质的评价，基本是处于V类或劣V类的水平，最好的年份也只是Ⅳ类，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水体中总氮和总磷的指标偏高。因此近年来对于西湖的治理，除了疏浚、建坝等措施以外，还有引水、泄水、湖面保洁等一系列综合保护工作，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西湖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以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迹。
三、华信筑堤开治理的先河
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最早对杭州的水利进行治理的人是东汉时的华信。
华信，史籍未详载其生平，今日只能从流传下来的极其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得知他是东汉时人，曾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议曹。在汉代，议曹是地方郡守的属吏，协助郡守进行日常的政务工作。
在东汉时，钱塘县已有一定的发展，经济也比较发达，但是县境南面濒临钱塘江，汹涌澎湃的钱塘江潮来势凶猛，经常侵入城内，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根据南朝刘宋元嘉间（424—453）曾任钱塘县令的刘道真《钱唐记》的记载，当时为了根治这一灾害，守护地方百姓的安宁生活，抵御潮水的冲击，以议曹华信为首的有识之士，开始向县内一些有钱的大户募集筑堤用的资金，然后用这些钱招募百姓运土石到“县东一里许”的钱塘江边，用这些土石在西湖与江海之间修筑起一道捍海塘，用以阻遏潮水的入侵。捍海塘修筑成后，海水再不能进入城中，从此西湖终于与大海完全隔绝，成为一个内湖。据刘道真《钱唐记》的记载：“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即官府在最初招募百姓时，许诺每运土石一担到指定的江边，即给铜钱一千。于是当地百姓纷纷肩挑车推，蜂拥运土石到钱塘江边，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便筑成了一条捍海塘。如此，城市免除了潮水的威胁，原先在灵隐山下的县治也迁移到东部平原地区，使城市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华信所筑捍海塘的具体位置，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清代学者陈文述认为在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而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魏嵩山先生则认为此塘“当沿今中河一线”。也有学者认为，“当在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大致北起西湖东北宝石山脚，南至西南万松岭下，相当于今湖东湖滨路、南山路一线”。更有人认为它是从葛岭东麓往东修建，又拐向南面，作圆弧状延伸，跨过两个沙州，又往西从吴山的北侧插到凤凰山、玉皇山脚下，全长不少于五千米。
在杭州、西湖的发展史上，华信率先开创了治理钱塘江和西湖的先河，可以说是杭州西湖治理的第一人，自从他筑塘以后，西湖（钱唐湖）才最终与钱塘江隔开。而事实上，华信的功劳还不止这些。由于华信筑的堤挡住了钱塘江的潮水，堤内的钱唐湖以东的沼泽地以及其他群山水流流不到的澙湖，反而干涸而变成陆地。而在堤外，潮水带来的沙子，更容易堆集在堤的旁边而扩大了沙洲，使得现在杭州市区的陆地面积也越来越大。这样原先住在钱唐湖西面、武林山麓的商贾和人家，就渐渐地从狭窄的小山沟迁到了钱塘江江岸地区，进一步又迁到了广阔的湖东地区。因此，清人陈文述在《西泠怀古集·钱塘怀华信》中称：“……《元和志》云华信汉时为郡议曹。按杭州本江水沮洳之地，信之所筑，即今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江湖始分，涨沙渐远，白居易筑白堤，崔彦曾开沙河，至钱武肃射潮筑塘而郡始立，则信实杭之第一功臣。”
华信以后，再次对西湖的治理大概要到唐代了。根据现代《西湖志》卷一《西湖·整治疏浚》的梳理来看，自唐至清，西湖曾经历过上百次疏浚，其中较重要的疏浚共有二十三次，其中相隔百年以上有三次，最长时间为一百六十八年；相隔二十年以下有七次，最短时间为八年。宋代三百多年中共疏浚七次，平均约五十多年一次；明代近三百年中为七次，平均四十年一次；而清代自顺治九年（1652）至光绪二年（1876），两百多年中共疏浚了十一次，平均二十年左右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