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整经济结构，加强体制改革
（1）金融体制改革
战后日本的金融体制延续了战前的制度框架，即以政府规则下的严格业务分工、政策指引下的融资重点领域以及政府对经营困难的金融机构大力扶植的“船队护送方式”为特征的金融体制。这一制度在资金供不应求的高速增长时期，通过银行与企业保持密切关系的主银行体制对重化工业的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日本政府针对日益严峻的金融动荡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稳定金融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措施：首先，引入了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早期纠正措施”。1996年6月，国会通过了“金融三法”，即《存款保险法的部分修正法》、《关于金融机构更正手续的法律》和《关于整备确保金融机构经营健全性相关法规的法律》。其次，导入财政资金帮助破产金融机构清算和增加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1997年底，鉴于金融危机的深刻化，日本政府终于冲破政治阻力，决定向金融机构提供财政资金，以帮助困难的金融企业渡过危机。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全面改革或放松金融规制；使日本金融体制从“船队护送方式”的网络型体制向贯彻市场原则的自由体制转变。这种全面体制改革的政策被称为“日本版金融大爆炸”，其基本原则是彻底放松金融规制，建立公正、自由和开放的金融市场。
（2）财政结构改革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财政状况再度恶化，财政赤字逐年扩大。面对如此困境，日本政府开始研究财政改革政策。1997年日本有关财政改革的相关法案在国会得以通过，为财政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法制基础。
（3）规制改革
经济萧条的深刻化使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了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通过规制改革促进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是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重点。早在1993年，细川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经济改革委员会就提出了“废除经济规制”，以“自我责任”为原则将社会规制“限定在最小限度”内的规制改革原则，放松规制逐渐开始成为新的政策支柱。1995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推进放松规制五年计划”，确定了1091个项目，对大部分项目都明确规定了改革时间。1995年经济审议会提出建议，要以高度信息化的产业：通信、物流、金融、土地、雇佣、劳动、医疗、福利等六大领域为重点，不单局限于放松规制，而是要进行全面的结构改革。
从此，规制改革被纳入到经济结构改革之中，成为桥本内阁提出的6大结构改革政策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稳步地推进了以放松规制为核心的经济结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措施遇到了一些阻力，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
三、进入21世纪的日本经济
（一）如何看待新世纪日本的经济实力与地位
1999年4月日本经济走出近10年的停滞开始缓慢回升，年增长率为0.5％。
进入2000年后，日本经济上半年的经济状况不错，但到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减慢。2001年后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2001年日本首次出现了外贸逆差，日元大幅贬值，失业率增高。1997年，森喜朗首相下台，小泉纯一郎上台组阁。1997年5月7日，小泉在国会宣布实行“新世纪维新”的改革，提出：一要在两三年内处理完不良债权；二要建立与21世纪环境相符合的竞争性机制；三要实行财政结构改革，控制国债发行，减少财政支出。目的是“重建经济，建立充满自信和自豪的日本社会”，在世界上“发挥日本的建设性的作用”。在金融改革方面步子较大，2002年4月，日本废除了自1996年以来对银行存款的全额保护政策，改之以存款限额保护政策，政府的存款保险机构只对1000万日元本息的定期存款提供保护，2003年4月1日实施存款限额保护政策的第二步，既取消对活期存款的全额保护政策。在财政改革方面，2002年6月25日，小泉内阁又通过了一项新的预算和税收改革一揽子经济计划，紧缩国家预算，减少巨额国债，全面改革日本的税收制度，降低税收起点，同时减少税率，包括减少约41％的法人税率。
如何看待新世纪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呢？我们认为，尽管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但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实力和地位并没有动摇，况且随着日元的逐渐升值，日本第二大国的经济地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的生活也没受到太大的影响：
（1）经济规模和人均水平仍居世界前列
1990-1999年，日本经济虽然只增长了12.1％，但由于日元升值，GDP按美元计算却增加了46.2％，稳居世界第二。
（2）日本仍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资本输出大国
1998年，日本资本纯输出高达1325亿美元，其中，长期资本纯输出为1177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各发达国家资本纯输出和长期资本纯输出的总和。相比之下，同年美国则是世界最大的资本纯输入国，资本纯输入高达2375亿美元。不过，日本的长期资本输出主要以对外证券投资为主，直接投资从1990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98年仅为246亿美元，只占世界的3.8％。
（3）日本仍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外债权大国
日本海外纯资产1997年达9587亿美元，1998年又突破了1万亿美元，达11529亿美元，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外债权大国。而美国则是世界最大的海外债务大国。1997年美国负债突破了1万亿美元，高达13325亿美元，1998年又高达15375亿美元。2000年底，日本外汇储备达3700亿美元，连续20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海外债权达6000亿美元。
（4）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变化不大
近10年里，用日元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也差不多。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11月15日出版的《世界银行图集》，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高居各大国之首，达32350美元，比第二位的美国（29240美元）高出约10％。
（5）日本国民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变化
10年经济不景气，日本的失业率从没超过5％，工资未降，物价相对稳定。
（二）日本经济的发展潜力
日本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资本、技术和人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日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发达的教育和人才优势
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教育很发达。1997年，日本高中教育普及率已达95％，大学升学率高达49.1％。其中，大学升学率虽然低于英国的67％，但已接近美国的51.4％，明显高于德国的29.9％。因此，日本过去不缺人才，今后也不会缺人才。
（2）日本拥有庞大的科技队伍
1998年，日本全国科技开发人员数为70.5万。1998年4月1日，在企业从业人员中，每万人的科技开发人员数为555人，其中，电气机器工业为1221人，化学工业为1075人，软件开发业为1153人，其比例高，是世界各国企业所没有的。
（3）巨额的科技投入
日本研究开发费占GDP的比例多年来一直是世界最高的，1990年和1997年分别为2.96％和3.08％，均高于德国和美国。在科技资金投入总额方面，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4）科技研究开发成果居世界领先地位
1995年，日本现有专利数681459件，虽不及美国的1110357件，但新申请和新登记的专利数各为388957件和109100件，都超过了美国的235440件和101419件。
（5）继续重视技术引进
尽管日本在科技和研究开发方面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财力，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科技和研究开发成果，但仍须继续重视从外国引进先进的技术。1997年引进的技术为2685件，虽低于1990年的3211件，但技术进口额为11634亿日元，比1990年增加了33.1％。由于日本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潜力，所以，只要通过经济、社会改革，解决好困扰日本经济的严重课题，那么日本经济21世纪将会继续实现新的发展，但日本要再现往日的辉煌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21世纪不会是日本的世纪，但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日本肯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潜力。展望21世纪，日本经济的国际地位虽然会有所下降，但仍将是亚洲和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第三节 面向21世纪的日本对外战略
一、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取向
二战后，世界形成了美苏两霸为首的两极格局。战败国日本选择了与美国结盟，依赖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保卫国家安全的对外战略，发展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日美为基轴展开外交活动。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对外战略取向已有所变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人认为，一个以日本为主导开创一个亚太地区领先地位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已将成为全球性的政治大国。同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下降，其霸主地位将被多强格局取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即确立了政治大国的目标，开始谋求与本国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1985年美国沦为纯债务国，日本则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到1988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累计达2917亿美元，美国的净负债达5325亿美元，均相当于两国当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1％。美日贸易摩擦加剧，双边关系开始走向恶化。美国国内“敲打日本”和日本国内对美国说“不”的呼声均日益高涨。日美两国的同盟关系走向“漂流”。由此，日本在其“政治大国”的目标下，进一步追求外交战略上的“自主性”，更加注重地缘政治，力改“侏儒外交”形象，在世界事务中，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在军事上增加防卫力量，免被美国抛弃。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对“专守防卫”原则进行了调整，提出了“海上击破”的防御方针。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军事基本抛弃了“专守防卫”理论和“综合安全保障”理论，又提出了“全球性安全”理论。日本对外战略的指向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外向取向，大国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外战略因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放弃了对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调整，继续强调美日同盟的基轴地位，借美以坐大。这一时期，美国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并迅速恢复。而日本经济由于受美国美元下调汇率的影响，“泡沫经济”破灭海外投资巨损，日本经济走入衰退。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开始抬头。1994年春朝鲜半岛又发生核危机。在经济与安全困境的双重背景下，日本的对外战略取向开始发生变化，日美关系发生逆转，对美说“不”的政策倾向严重弱化并主动向美国示好以求得同美国合作的新姿态。而美国在冷战后则倾力打造一个美国化的世界新秩序，日本主动向美国示好，美国正好将日本纳入其世界新秩序基本框架内：为此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包括一体的指挥机构和部队（北约和日美安保体制）；建立一个地区性经济合作（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作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协定）优先考虑让民主国家加入的主要联盟组织，一个全球性立宪与司法结构。这一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依靠的正是北约和日美安保体制。90年代后，日美两国展开了六年的安全对话，日美同盟进一步强化，成为日本未来战略取向的真正动因。
对于日本的战略取向，美国阿斯本战略研究所提出了未来日本可能的四种国家战略：第一种是单独大国战略，脱离美国的保护走“军事大国”之路；第二种是地域战略，在东亚地区营造一个以日本为首的多数国家参与的经济集团；第三种是现状维持战略，继续以日美安保体制作为对外关系轴心；第四种是全球性的非军事强国战略，以其强大的民生产业实力在全世界扩大影响。上述四种可能中第一和第四可能性较大。
应该说阿斯平的分析是中肯的，但从现实状况看，日本最有可能的战略取向应是维持现状战略。原因是冷战后的日本在同美国、欧洲三强的竞争中已处于种种不利地位。
一是美国加大了同欧洲、日本竞争的力度，要求日本进一步放开市场。
二是冷战后美国大力削减军费用于民用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国际经济竞争能力。而日本冷战中属于低度军事开支国，冷战后已无多少军事资源用于民用。
三是欧洲和美国在制度、历史、文化、血缘和地缘共同性和主导者战略考虑的基础上，加快了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区域化步伐。日本则受制于东亚地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种族、历史方面差异的影响难于形成一个由其主导的东亚经济圈。
四是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构成了强大挑战。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的对外战略仍将从现实主义出发，维持现状，不会被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思潮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