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近年大力开发“品牌”，由以业务总经理个人命名的访谈节目开始，该台对市场的概念比任何时代都重视。以往电视台本身不会炒作旗下艺人的绯闻及八卦，但在高举市场第一（而不一定是收视第一）的旗帜下，任何一个无线员工都可以是公司的消费品。你可有留意近一年来大量声浪均来自对司仪接班人的炒作？由王贤志的“下台”到崔健邦、王贻兴、邓健泓的“上位”，是是非非并非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么简单，而是无线“品牌化”的必然动作：除了是节目主持，他们更是一身兼商品与推销员二职。
换句话说，是无线高层藉司仪形象将公司的卖点“拟人化”。这个营销方法本无特别之处——商业电台何尝不是采用相同手法经营业务？
当天真的年轻人以为担任唱片骑师只是放唱片和与歌手聊天，他们的好梦将被残酷现实敲得粉碎——今日的DJ必须身兼CALL客、度桥、营销、联络，提供一条龙式服务。
无线与商台不同之处，是它有经理人制度。在它之下，旗下员工既可批发，亦可零沽。“司仪”之所以受重视，正因为他能透过个人魅力一边零售自己，又可把公司的其他商品以批发方式推销。以往沈殿霞和郑裕玲，或更早之前何守信在TVB的角色，便是类似的“金漆人肉招牌”。
“招牌”在一个没有文化的机构里，他就只是对象冒充活人。但有主见又有文化修养者又如何能在相左的机构政策下发挥应有作用？从这角度看，以四十周年台庆夜的整体表现来看，有哪一样可以看见无线的前瞻性和带领潮流的决心，甚至能力？我只记得在《溏心风暴II之家好月圆》的预告片中，监制先生带着两位编剧编审如叔公和舅公老爷般坐在全体卡士的正中央，再率领大家以拜年口吻“抱拳”齐声对镜头说：“保证观众满意！”
平庸之最，莫过于此。但是你别说，以这种语言和形式进行“品牌”硬销的，并不只有无线。香港几多政党和政治人物，何尝不是经常以大家长式的排场告诉群众他们支持“民主”？而这，正反映出无线高层早已掌握香港人的死穴：内容是什么尚属其次，最重要的是“情怀”（SENTIMENT）。
无线毫无疑问是一具“情怀制造机”。在它的倾力运作下，每个人都将服膺于由它所设定的“温情”与“感动”。所以“可怕”如《溏心风暴》中的大契和唐仁佳——一个披着慈母披肩与祥和面具，另一个整天嬉皮笑脸，装着没有心计其实满腹机关——都可以借“最佳父母”的形象过关。我说“过关”，自是包含暗渡陈仓之意。偷渡的，正是无线如何把对观众的情感操控装扮成苦口婆心与嘘寒问暖。
“家庭”在无线的字典里，永远等同个人为了大局必须“牺牲”。说明无线培养出来的社会情怀，就是对个人性（INDIVIDUALITY）的排斥。但是民主的精神之一，不就是对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自觉与实践？无线这“大家庭”在四十年（或近三十年）灌输给香港人的，恰恰是一种以温情包装的人格分裂：不能太有性格，但又必须确认自己的存在，而最易让人感受到存在的，便是名利。“争产”的大受欢迎，便是出于香港人既恐惧失去自己应有的，又不知道该争取什么的心理投射。
《万千师奶贺台庆》以“师奶”为主角，但真正探讨的，不是“师奶”这个身份，而是“师奶”这种情怀。所以，詹瑞文在剧中并不是“扮”女人，却是透过女人的不同形象把香港人的师奶情怀“演”出来。而又借着一个一个阶层不同，但情怀如一的“师奶”带出值得深思的问题，例如，拥有大学文凭的女人与没有任何学历的女人为什么在一个名牌包包前会变成同一个人？是“女人”的天性使然？抑或是社会影响？又为何智商不同的女性会一样倾倒于充满自怜自虐的剧集，如《金枝欲孽》？
师奶情怀的另一吊诡，是不满于现状但又害怕作出选择，因为选择将有后果承担，造成“师奶”喜欢幻想多于采取行动，渐渐叫人分不清现实与虚幻。说到底我真不希望看见“师奶”情怀愈植愈深在香港人的骨血里——真有那么一天，即使多少人相信民主如何重要，那都有可能只是“情怀”作祟，而令“民主”变成空谈的概念，最终经不起客观现实的考验和冲击。
2007年11月24日
独一皇朝
港剧，其实就是香港无线电视制作的连续剧。与台剧、韩剧、日剧、大陆电视剧最不同处，是港剧乃一家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用的是同一批合约艺员，同一批监制、编剧、导演、美术设计、灯光和配乐……你不会看见杨恭如演了《溏心风暴》中蒙嘉慧的角色，冯宝宝不可能是“大契”，叶德娴也不可能是“细契”，因为作为几近“垄断”全香港收视率的所谓大台，向来不推崇部头制，即是演员的演出机会全由公司调配，一言蔽之，便是中央集权。
没有长期与无线有着良好关系的艺人，即使再适合某部戏的某个角色，大抵也是与他/她无缘的。更何况曾跟无线有过“过节”的？其实也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广东人说“牙齿印”，就算简单如“跳槽”，也可以构成永不录用的罪名。一位曾为无线服务多年的甘草演员告诉我，眼看一位位曾经转投其他电视台的艺人陆续回巢，他却是不得其门而入，后来从一位无线高层口中得到的原因是“邵老板就是不要你回去”。
作为这位老好演员的死忠粉丝，我当然跟他一样，先是晴天霹雳，继而大惑不解：就像吴宇森在《赤壁》记者会中发表对周润发“出尔反尔”的感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学问在于“放过别人便是放过自己”，不要说到是否也有良禽“择”木而栖的权利了，就光因为东家的条件比西家好罢了，艺人也是人，他为何不能先出去多赚一点点再回来呢？
若说艺人因为钱而“变节”是没有人情味，无线这大机构也有很多次被批评对员工苛刻、吝啬、冷酷。台庆发金牌、每月开生日会是形式，而且花费不多，但“一年一骚”地死锁艺员合约才真的反映电视台如何对待人。你要省钱，他要挣钱，理论上从各自的角度看来都是天经地义，是以今天做不成合作伙伴，也毋须记仇到教粉丝们不能在无线剧集里看到好演员演好戏的地步吧？
是真的皇帝不让旧臣回朝去，还是旁边有人猜测他的意思，抑或弄权，恐怕找不着答案了。然面摆在眼前就是，那位艺人如果活在日韩或大陆、台湾，他便不用为怕得罪“一个皇朝”而烦恼了——在多元健康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权东家不打打西家。
2007年5月14日
网与墙
一月一日，不怕妙想天开——你若给我一纸无线电视的经营牌照，我是乐意立即上马的——新年愿望嘛。
不为什么，只因生活已经一寸一寸地在我们周围枯竭了——以看似很多选择，实际没有选择的方式。
我知道我知道，铺天盖地，在所有能够卖广告的地方都已卖了广告的，叫“网”；为人们不断制造财富与欲望的，也叫“网”。以往说的“每次抬头望见一颗星，就有一个婴儿在某处诞生”，现在都要把婴儿换成网站了。但是，我认为电视广播不宜就此被潮流取缔，甚至，我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做一家“公共电视台”。
我也知道，如果说“网”能刺激更多想象（若大家愿意这样相信），“公共”二字，只会叫香港人看见灰蒙蒙的一道墙。墙的意义，不会大过在它上面的两行字：“禁贴街招，如违究治”。
谁叫我们的政府，从不懂得如何推动公民教育？特别是电视媒体，一向不外两种模式，两个极端——又冷又硬者，务求在三十秒的短片内让主角家破人亡锒铛入狱，继而以上帝旨意压顶：问你怕未？软的时候，则把责任半送半卖给商营电视台，不管它们把讯息怎样包装，只要是歌舞升平便好。
在我来说，“公共”绝对与刻板的嘴脸无关。相反，它应该表情多多——没有很多人的生命力，何来公众？没有公众，又何来“公共”？
2000年10月1日
审查制度
预检
“仆街”、“队冧佢”、“你老母”是否是不应该在电视里出现的粗话俗语？血浆是否不适宜太过真实地擦在演员面上，以防有观众会被渲染的暴力吓倒？为保护电视机旁有不同年龄的观众而设立的标准和尺度，到底有没有与时并进？抑或正如媒体报道所说的，“（影视署）遭市民投诉便采取行动，没收到便视若无睹”？
今时今日无线电视可还存在内部的审检部门我不清楚，但当我还在TVB上班的年代，的确是会先由名为“标准与守则”的部门的员工把每集未曾出街的节目先看一遍，为防内容有任何处理上的问题而先行向制作人员示警。说是“闭门一家亲”式的合作关系，但执行劝喻以至真要强制删剪时，“标准与守则”部门和制作部还是会比较谁的牙齿更有力——从后者的角度看来，前者是用管理层赋予的特权来奉行“手指拗出不拗入”。
制作部可以“不服”内部的判决，但以我的记忆所及，甚少会出现“拒剪”的情况，因为上头一定要把“会被罚款”的可能性减到最低，加上预检程序会给制作部带来额外的工作压力，譬如赶拍之余还要加班剪接来让“标准与守则”的员工能有充分时间优先观看，于是，检查部门对制作部便有点像廉政公署之于香港警察，意见冲突常有发生。
造成不愉快的另一原因，是“标准与守则”的员工大多是“文官”，制作部则是“武将”，当秀才遇着兵，很多道理便不易说得清楚。
以暴力血腥为例，制作部穷其心思就是要把场面拍得轰烈、火爆，不要说观众看了会有多么欣赏，首先是要创作者自觉有所发挥和过瘾。但当呕心沥血废寝忘餐的画面因“不适合尺度与惯例”被逼删剪时，说要删剪的当然有扼杀创作自由的嫌疑。
我记得当年《上海滩》还未播出，无线内部已就它的可观性和犯规程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地争持不下。背景是冒险家乐园，枪林弹雨在所难免，偏偏为了公司免受投诉和警告，电视编导们便要把热血冷下来接受学术性的一套：从头理解暴力和血腥如何对人构成心理影响。经典例子是许文强自己把手指剁下来，荧幕所见又骇人但又极具煽情效果。一听心血结晶宜剪不宜保留，制作部马上炸起来。
捉鬼
我很清楚当年无线“标准与守则”及制作两个部门偶有龃龉，是因为我在前者打了三年多的工，还是该部门的第一代。当年的主管叫曾广亨，我的顶头上司是梁浓刚。我的同事先有王庆锵，他是现今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节目的负责人。后来有李德能，喜欢看足球的香港观众都知道他目前是有线电视足球节目的台柱主持人。
如今与朋友说起在“标准与守则”部门上班，大家总是来不及地露出羡慕的神色：“什么？返工不用做其他事情，光是看电视？”——他们以为“看电视”等于看走马灯，不过是让风景在眼前转过来转过去，是不用费力的超级美差。
实情当然不是那样。如果说要担要抬叫做费力，那么预检无线电视所有未播出的节目（除了新闻报道和当年每晚都会播映的综合性节目《欢乐今宵》）是否包含过度渲染暴力血腥色情及粗言秽语（黑社会术语也属此类）的内容，便是百分百费神。因为员工必须把平日看惯了荷里活电影的眼睛和心思撤掉，换上对于“只能在银幕上出现（因观众主动买票入场），却不适合家庭观众”的画面、对话，甚至被收藏在背后的含意、隐喻逐一检查。因为相对于戏院，家中的客厅是让每个人都变得被动的观赏场景。“打醒十二分精神”的重要性在于只要不慎错过可能引来麻烦的大小元素，后果也可以是被舆论滚大的雪球。
今天因《秋天的童话》中有几句“仆街”之类的对白惹起轩然大波，娱乐版上大字标题指出“尺度日窄，（编导）慨叹拍剧诸多掣肘”——是的，即使是当年大家看得大呼过瘾的《网中人》中阿灿与人打赌吃下数十个汉堡包的场面，我猜换了今日大抵也难逃被要求更改情节或删减画面。理由？既可以有引导小孩模仿之嫌，或纯粹品位太差，或以夸大方式使食汉堡包变成带有可怕成分的行为，会导致观众不安等等。
当年没有观众作出上述投诉是民风尚算单纯，独立思考还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今日，可能是大家都被动惯了，便相信所见所闻只要先由别人代为过滤消毒，自己便毋须担心精神会受污染。再加上媒体长期鼓吹捕风捉影，难怪稍微有点异动，马上有人高呼捉鬼。
2007年2月10日
周梁淑怡
当无线总经理被讥讽为骑呢怪的今天，我无法不想起周梁淑怡。
如果说饭局的主人错在孜孜不倦于经营“明星”身份，在那不是人人都想当“明星”，或不是只有成为“明星”才能取得发言权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幕后总指挥，周梁的明星魅力不在于外表有多时髦、亮丽，而是来自她的领导才能。
与电视女强人面对面，在我十八岁前有两次——都因为急于加入“无线大家庭”。第一次是挂电话到节目部说要见孙郁标女士。可爱的孙竟真拨冗半小时聆听一名中二学生的痴人说梦——他自称是跳槽丽的的宋豪辉的最佳接班人！ 第二次是谭家明导演带我上富才制作竭见“莎莲娜”周梁淑怡，时维、佳视倒闭之后，港产片正待抬头前的一九七九年，我在谭导的举荐下试着说服周梁某一个喜剧大纲大有可为。
从罗便臣道的富才总部走出来，谭笑问我：“她很好说话的，不是吗？”
是的，虽被谑称为事头婆，她没有半点架子，而且爱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