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话》，没有《艺术人生》，没有《鲁豫有约》，也没有《小燕有约》、《康熙来了》、《真情指数》，香港在电视访谈节目上几乎尽交白卷。这使我不能不怀疑，到底是香港人不懂得问，还是不愿意回答。有一次向刚主持完《不一样的对话》的郑裕玲请教“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她说经验告诉她“电视台还是有尺度限制”的问题。即使主持人有问的胆量，来宾也有答的勇气，大机构还是会怕误触地雷而只保留两人的客客气气。所以，我们看到的才会是一场样似对谈的“戏”，而不是言谈之间直见性命。
用到“性命”来形容访谈的质感，未免有点过于耸动。只是大陆、台湾最有代表性的访谈电视，皆以主持人擅长教受访者落泪而驰名，证明“情绪”的流动和变化，才是节目可观性之所在。如果受访对象是艺人，他或她不可能在风光背后没有辛酸或藏垢。换了是普罗大众，那就发掘不平凡的事迹吧，而你和我都知道，最容易被接受的“平凡中见不平凡”，便是和病魔搏斗的经历。
还有一个题目可以让最普通的一张脸忽然耐人寻味，那就是当当事人谈到“爱情”。有段时间每集《百年婚恋》都追着看。节目的整体水平无疑有所参差，但是你不会因为编导的失手而否定主角的情操——有一集追忆越剧名伶傅全香的生死恋，我在演艺学院教课时放给学生看，套句西洋谚语，下课时“没有几双眼睛是干的”。严格来说，《百年婚恋》不属于VISA'-VIS（面对面）的访谈节目——受访者的倾诉对象不是主持人却是观众，也就是说，荧幕的两头无须桥梁，因为感人的故事已直接消弭说者与听者的距离。
然而，不是所有访谈节目都是为了宣泄情感而存在的——也不应该。我在英、法、德等电视上看过的谈话头节目中，许多都是说理多于言情，像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的访问，怎可能一字一泪？又有一位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先生，是著名的现代剧作家，以《会唱歌的侦探》（SINGING DETECTIVES）和《天上掉下的银子》（PENNIES FROM HEAVEN）家传户晓，九十年代初得悉患癌，英国广播公司立刻为他制作一系列访谈节目，与其说是有碗说碗，为了满足戏剧者的好奇心，不如视为“大师最后的一堂课”，立此存照之外，更是暮鼓晨钟。
可见“八卦”未必就是访谈节目的唯一可能（塑）性。而我最想做到（和看到）的，也是介乎知性与软性之间的“智慧访谈”。毕竟，中国文化对“说话”设定不少禁区，“意在言外”、“正话反说”，全是对言语敏感的考验。所谓“智慧”，除了是对语境的控制与拿捏，也是为了体现我们也能做到机灵而不失大方，聪慧却不流于卖弄。英文中的SOPHISTICATED，便是值得访谈节目主持追求的境界。
2005年5月
学问
做电台节目的好处是，像阿拉丁擦两擦神灯般，一般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都会顷刻成真。例如邀请偶像面谈——这种特权我倒算是从小便享受不少，还在中二便穿着校服坐在餐厅里等待温拿五虎降临。还记得访问是在落地大窗旁边的桌前进行，却忘了当时的我可有因过分飘飘然而乱问一通。
中学生做访问节目主持人的意念，为什么没有电视台敢采用呢？想必是怕说话没有分寸得罪人，又或思想未够成熟（广东人说的脑笋未生埋）而抓不到重点。然而《康熙来了》中小S的“随口嗡”又真是深思熟虑、语重心长吗？当然不。问题如“你会一个人上厕所吗？要不要保镖先进去行一圈保证厕所中没有其他人？有别人在你尿尿时站旁边偷看你吗？”，谁说不可以是出自小学生的童言无忌？没有被上述问题难倒的那一位是刘德华先生。没有哈哈大笑几声，也没有扮听不明白，他示范了什么叫平常心，就答“有”和“没有”。
在偶像再没有个人尊严可讲的今天，没有问题是幼稚的、无聊的。就算听起来有分别，也只因语言可以扮演一张花纸，包装不太光鲜亮丽的内容。不过任谁都会知道一个小学生和小S的差别可能在于：前者是对问题的答案由衷感兴趣，后者呢，我猜她单独与刘先生聊天时，大抵不会以类似问答作话题吧。
但主持人又真的相信观众喜欢知道明星偶像的日常琐事吗？我想未必。一天吸多少口烟？早上起床先喝水还是茶？遇上卖旗筹款时会投进多少钱？家里订阅什么报纸？平淡如天上浮云，通常吸引不到人们抬头看着它们缓慢挪动和变化。就是在美国大受欢迎的电视剧集《我家有个大明星》，在这里也没有引起像《色欲都市》一样的高谈阔论。香港人对待明星偶像明明是恨多过爱，但却非得把明星最不见得人的一面（又名西洋镜）暴露人前的新闻，解释为不过是有人愿意写，我们才不介意看。
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是明星访谈的主持——只要真的爱他、关注他，每个人都可以提出最具真知灼见的问题，而无须借助饭局或摸着酒杯底。
2006年10月11日
Shall We Bank on郑裕玲？
没有了ABCD的选择，悬空答案的问题顿时考起了大多数的参赛者——我不奇怪《百万富翁》会比《一笔OUT消》更有观众缘，但后者对观众的挑战性正在于此：你会“忍心”看着海军和水兵的对垒吗？
你会忍得住不为每晚的奖金愈开愈少而喝倒采吗？但是在不忿赢家往往只是“好彩”的同时，你又可会自信电视旁的你，表现一定比他好？
没错，《一笔OUT消》已愈来愈像赌气多于常识问答比赛。不过，作为电视节目，它的另一个可观性却也在萌芽之中。
每晚在《一笔OUT消》序幕所见的八名参赛者围坐谈笑的画面，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拍下来的？我可不知道，我只是清楚看见，自他们各就各位于比赛岗位的一刻始，便被严禁公开或私下作任何交谈。就是一个回合的问答比赛录像完了，主持人走进了与工作人员商议的黑帐幕，他们还是不能“破戒”，连上洗手间，也要由场务员陪同；没有需要的，则从站着改为坐在早为他们准备好的灰色塑料圆凳上——依旧不可发言。
播出街那一小时的尔虞我诈，原来是三小时录像的孤军作战——当然，该种心情亦只有汰弱留强的参赛者才能体会。我到电视城作壁上观的那天，下午五时才录完一集，七时半又开工了，中间的时间刚好够郑裕玲不慌不忙吃顿饭。但是对于胸怀赢取百万奖金大志的人们来说，同一段时间该是紧张得多吧。所以当我冷眼旁观他们如何“自食其力”、“背城借一”——他们一直都是背住观众站立，不像《百万富翁》般，可接受观众的打气，甚至求助——心里不由对这些人生起以前未有的“恻隐”。
是的，一些脸孔，当他们出现在屏幕上时，我和你大抵都是以轻蔑态度对待居多。“咁都唔识？”、“有冇搅错？”——当参赛者被不知如何作答的问题弄得目光呆滞、舌头打结、活脱脱便是不自量力，合该被我们嗤之以鼻。然而目睹了比赛的录影过程，我再也不会菲薄他们了——纵然，当晚一位叫阿凤的参赛者，确是想了良久都无法回答以下问题：“以莫须有罪名害死岳飞的是？”
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再不是暗里咒骂她“没常识”，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脚下踏住的一只透明胶箱。仅够一双脚站在上面的方形物体，明显是为使参赛者看上去高度一致而设。几个男的当然用不着它们，较为矮小的女士，如阿月，便不得不更打醒精神，犹如站上擂台上的擂台：梅花桩。
这个例子或许正好说明，屏幕上谈笑用兵或言不及义的参赛者，可能是“有苦自己知”——适应能力较强，或表演欲更旺盛者另作别论。
至此我才真正明白，容或我们把这些其貌不扬的人们当成是“上了镜的家庭观众”，实际上，三小时的录影已把他们训练成以家庭观众身份包装的“艺人”（ENTERTAINER）——不论自觉与否，他们都是在做SHOW。
而且整个训练都是“速成”的：由场务员要求每人以自我介绍“试镜”，到轮流讲BANK“试声”（嗓门不够响亮的，会令全厂的人觉得他“不够专业”）等基本动作以外，还要兼顾“演出”的部分——每当一个回合的问答结束，郑小姐不是要求参赛者写下心目中想他出局的人名吗？“写”的过程，以及按钮揭盅，全是分开逐次补拍，而并非像电视上所见的一气呵成。有时甚至因镜头或“演出”不能配合而必须重拍，亦有因迁就剪接而一再补拍，经过这些“训练”的参赛者，部分已能投入“做戏咁做”——尽管明白自己低首写字只是一种扮演，但也没人因此而欺场。
连被郑小姐说成是“众望所归，冇得留低”的失败者，也要重复两次地走上弯曲的“屈辱大道”——为了让这过程有多点的拍摄角度，每个被OUT出局的人便要连输两次——起码（如果不因意外NG）。
不过，真正需要戏剧细胞来应付的，还不是该等指定动作——它们并不提供任何的话题性、趣味性、娱乐性——而是当郑小姐与她们开展“对话”的时刻，亦即是在场务员口中的CHITCHAT环节。
未曾观看现场录像前，我曾以为这部分是由百分百即兴的谈话剪辑而成——也是基于这个“以为”，我对郑小姐表示想看一次录像：想看她如何与普通人互动。实际情况则是：郑小姐在每个回合录完小休的片刻，都会回到后台与工作人员商议CHITCHAT的内容，待她重新上场已是有备而战。相对来说，参赛者却只能见招拆招。之前我曾为了他们屡屡答非所问而皱眉，如今经过亲眼见证，才知道参赛者的表现不光决定于应对能力的高低，更重要是知不知道自己有与主持人“交戏”的义务——它已从正襟危坐的常识问答比赛蜕变成另类的真人SHOW。我的意思是，当《百万富翁》把节目时间大量用在由主持人读出屏幕上一目了然的ABCD时，《一笔OUT消》里的郑裕玲却可以借认识参赛者之名来——主要是——调侃、揶揄、试探他们的“生活”，令普通人和小市民——也就是香港人的心态和价值观得以曝光。这又令我想起十年前当郑小姐从加拿大回流香港首次主持访谈节目《星夜倾情》时，我曾建议她大胆放弃访问“名人”，而去和“凡人”聊天，十年后看着《一笔OUT消》又重提旧事，她对我说：“是做这个节目让我放下不少在镜头前与人闲谈的包袱。”
身为主持人，郑裕玲是否可以在一百零四集全部播毕之前（明年一月）成功地将《一笔OUT消》转化成更地道，让民间智慧更得以发挥的GAME SHOW？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由于它始终是“全球一体化”的产物，BBC明显不会让它自由发展。郑告诉我：“听说今天又收到了电邮，叫不要再提议观众即场唱歌，也不要即兴地在画面上KEY（宋承宪的）相片……”
谁叫《一笔OUT消》不是由香港人自己所创？
2001年10月
最令人不安的台庆
形容今年的《万千星辉贺台庆》是“历年以来最盛大隆重的”的台词，在节目开始不久便由沈殿霞说出。那一刻的沈殿霞，一定没有想到今年台庆夜竟也因为她而开创纪录：由开心果担纲演出的“美人鱼舞”令广管局接获多宗观众投诉，理由是看了令人“不安”。
对于“不安”的理解，可以是言人人殊，但既云“不安”，则一定跟心理状况有关。虽然普遍意见皆会认同投诉只是“欣宜效应”的余波，肥姐不过是“代罪羔羊”，但若以这理由解释事情的始末，则明显低估了“美人鱼舞”在设计和演出效果上给观众带来的心理反应。因为由六位窈窕的无线花旦充当小鱼，烘托出沈殿霞的“大鱼”的助兴项目，不折不扣是个“奇观”（SPECTACLE）。水平孰优孰劣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它承袭了传统——由跳给昏君看的御前表演到荷里活大型歌舞片，我们不会不知道载歌载舞的最大目的，乃是以千变万化的场面调度使人叹为观止。
然而“美人鱼舞”唯一叫人有“奇观”之感的，却是夹在六位S字身型的红当当大小阿姐之间，时而摆动双手，时而扭动观众要用想象力才看得见的腰肢的沈殿霞。把旗下艺员当作“奇观”来搏观众一粲，本来是台庆夜的必备环节，只是以往的做法与今次大相径庭。以著名的杨盼盼为例，过去不单会在《欢乐今宵》不断预告表演的高危和难度，在演出期间还加上肉紧的旁述——那才是沈殿霞的专长和表演空间！
反观当肥姐变成“美”的奇观，一来是在没有预警下登场（煲不起观众的期待情绪），沈殿霞的“造型”确实杀观众个措手不及；二来是从表演者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放过我吧！”很难不令我们心生恻隐：连她都无法相信自己是美人鱼，却要扭罢前面扭后面。表演者尴尬，观众也尴尬。若当事人在表演中用自嘲来解嘲还可以为观众减少一点“不安”，但眼前的表演却要求我们通过她来赞叹“美”的伟大——实际是用她们的“瘦”来突显她的“肥”！可见“不安”不一定来自看见“丑陋”的东西，而是在面对虚伪和虚假之际。
如果我说“虚”和“假”是无线台庆夜的主题，不知有多少人赞成或反对？观众对于无线大型节目内的表演者唱歌不对嘴型、跳舞不夹舞步，早已司空见惯。甚至在被标榜为当晚重头戏的《隆重一叮》，也是试图以同样方式应付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