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文学批评话语的无限膨胀，导致文学批评解释的生命本体论价值的失落。由于封闭与狭隘的阻力，导致中国文学批评取向中先锋与传统间的冲突，在这三大话语系统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话语曾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这种话语方式在如何阐释马克思诗学方面不能适应新思想的挑战，其言说方式日益显得单调重复，因此，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者和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者，试图通过话语的膨胀而构成新的反动，于是，以话语的膨胀代替理论的思考与创造。传统与先锋的冲突构成话语的多元化，这在西方文艺批评学的汉语解释和研究中尤其突出。大多数研究者以翻译为己任，因而，范畴的对译，导致文艺批评学话语的极大膨胀。在特别封闭的时代，在对新话语漠视乃至敌视的时代，新的话语方式往往可以给人们带来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但是，在诗学话语自由的时代，过分重视新话语的传播，实质上，妨碍了思想的真正创造。可以看到，新的话语的巨大渗透力，仍然在当代文艺批评言说中占据着主导趋势，人们以新的话语言说作为理论创新的标志。由于生吞活剥，大多数理论话语缺乏科学的界定，因而，译作的晦涩性导致理论自身出现贫乏，许多新的文学批评话语往往在短暂的狂欢之后，带来的后果是理论话语本身的沉沦。所谓“视界融合”、“历史效果”、“合法的偏见”、“解构”、“言说”、“能指”、“所指”、“后现代主义”、“话语”、“叙事话语”等等，曾经在当代文艺学中带来过极大的影响，先锋者乐于在这种话语膨胀中来对抗旧理论的局限和束缚。
事实上，对于这些批评话语，只是求新求异，并未真正为批评与诗学的重建奠定基础。古典文艺批评学研究，则以另一思想方式来激活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也带来了新的话语膨胀。这种新的话语膨胀，是从古代语言中找出一些不习见的范畴构成的。例如，“现量说”、“解衣盘礴”、“澄怀味象”、“境”、“无”、“禅趣”等，这种话语方式，显示了中国古典文艺批评话语的独特生命力，因而，从话语膨胀而言，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也具有很大的活力。相对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话语，在当下语境中，缺乏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膨胀效果，因为当时的中国文艺批评话语是以古典文艺批评话语为主导。同时，可以预见，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话语的冷寂，可能导致若干年之后的再次膨胀，所以，话语的膨胀与人们的理论视野相关，只有陌生的理论话语才能导致陌生化效果。话语膨胀，并不能视为理论前进的象征，它只能是理论重建的一个前奏，话语膨胀势必导致话语的重复。当前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已使人们对这一理论话语出现了失望，“后”的高度重复，无助于理论的真正进步，因此，话语膨胀，在目前状况下，已预示着理论自身的危机，大多数人正在“返本归原”，试图清理话语自身，从而进入文艺学的深层语境。福科谈到：“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研究这个整体，以至试图在陈述本身以外重新找到说话主体的意图，他的有意识的活动，他想要讲的话，或者还有他情不自禁地在他所说的东西中，或者在他公开表露话语的几乎察觉到缝隙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无意识游戏；总之，这是要重建另一种话语，重新找到那些从内部赋予人们所听到声音以活力的、无声的、悄悄的和无止息的话语；重建细小的和看不到的本文，这种本文贯穿着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把它们搅乱。”看来，“返本归原”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第三，文学批评中的思想盲从与话语重复，显示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原创的深重危机。具体说来，文艺学话语的危机与普遍存在的盲目有很大关系，在人的本性中，对于传统的和已成的理论系统和话语方式有本能的对抗，因而，人们不断地寻求新的理论话语来改变和调整当前的困境。然而，人的思想视野是有局限的，对于一些不解外文的读者而言，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完全是一块飞地，同时，许多文艺理论探索者，由于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中转向，对于古典文论的“真正解读”也存在困难，这就导致许多文艺批评学探索者出现盲从倾向。他们在不自信中盲从西方话语言说者，这是占主导势力的力量，所以，一旦新的话语出笼，随之而来的是普遍地借用和滥用。文学批评者往往很少对之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清理，理论自身的障碍和局限，导致许多研究者在理论探索中缺乏真正的主体性。这不仅导致话语的盲从和重复，而且导致理论命题的盲从和重复，尤其是当前的期刊编辑出版和学者自身的理论偏向及其局限，导致中国文艺学话语和命题的低水平重复和无谓的争辩。可以发现，很少有理论思潮把中国当代文艺学真正引向深入，这种盲目和重复，导致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巨大危机与极端贫乏。理论的盲从有时是不得已的，因为对于接受者而言，人文科学的思想必须经过接受主体的考验才能真正相信。事实上，接受者个人的精神局限，不可能“亲历和参验”批评的每一领域。没有“亲历与参验”，批评的言说失去了真实的依据，而“亲历与参验”又因为个人的局限而缺乏普遍性意义，因而，人文科学的言说者只能在特定的语境范围内进行。个体的局限，必然带来理论的局限，这是文学批评的三大话语方式皆无法真正避免的缺陷。正因为如此，文学批评的交流语境的形成，显得十分重要，因此，人们强烈地呼唤真正的探索者。种种迹象表明，复杂的文艺话语言说系统间的兼容是明智合理的，唯有在冲突中才能进步，但解决冲突，必须对抗话语膨胀危机、话语重复危机和话语创造危机。
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艺批评学话语系统，必定融通或渗透到其他话语的血脉中，它可以在圆通中获得“观照”，同样，真正富于探索性的文艺学话语系统，也不会是封闭狭隘的。冲突必然存在，化解冲突的真正方式，只能是“博识通观”，所以，当代文艺批评学只有在多元互补和博识通观中才能真正走向成熟。“文艺批评学”正处于自由语境中，每一话语系统皆会找到自己的最高规范，找到自身的生长点和生命力，这正是当代文艺批评学的希望所在。我们就是试图在广泛的求索过程中，超越个体的局限，达成诗学话语之间的内在沟通，实际上，现代文学批评的话语危机，与文学批评思潮的时尚性有关。人是一个奇怪的生物，我们不愿意总是重复真理，而是希望有所创新，不断通过新的言说方式给予人以思想的新鲜感，但是，思想自身并没有如此多的新鲜感，所以，新的话语只是构成了思想的刺激方式。真正的文学批评话语活动，必须寻求思想的深刻表达，超越于时尚性表达之上，直面文学批评思潮，在独立而深刻的言说中接近真理，这才是文学批评的价值基础。
2.1.4现代文学批评思潮与现代中国革命思潮的历史关联
从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基本上可以把握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在思想脉动，但是，从文学批评思潮本身的历史发展来看，批评思潮的根本变化，不只是话语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还是文学价值观念的变迁。新的文学批评思潮，适应新的文学创作观念；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则坚守文学创作的古典价值。构成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思潮的根本动力因素，还是文学批评背后的政治思想价值取向。
综合这些因素，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思潮，我们从四个历史阶段出发进行主流形态的文学批评思潮的历史描绘。
一是“五四”以来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中国真正自觉的文学批评思潮，严格说来，自“五四运动”开始，因为古典文学批评往往从创作与欣赏出发，并不关注文学的时代价值与文化命运。“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就不一样，它自觉地担负了民族文学思想启蒙的任务。在陈独秀那里，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文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声。在鲁迅那里，文学创作就是呼应革命者的“遵命文学”，为中国革命鼓与呼，为中国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命存在呐喊，所以，鲁迅对叶紫、萧红、萧军、殷夫、白莽等作家面对中国劳苦大众的文学创作，极力进行革命价值与思想价值的肯定。值得重视的是，周作人在文学批评中肯定文学必须是人的文学。应该看到，“五四”文学批评思潮，是寻求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过程，也是寻求自由与革命的思想过程，所以，许多文学批评家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价值原则，从西方文学批评原则，或者说，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原则出发，对革命文学的创造性贡献进行了充分肯定，同时，对反革命的文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苦难和知识分子的心灵苦难进行了本质而痛苦的抒写，结果，引发了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反省，并从愚昧落后中得以觉醒。如果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指导，“五四”新文学是不可能取得如此重要成就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思潮，从理想意义上说，就是引导人们认识“什么是真正自由的社会生活”，从现实意义上说，则是引导人们认识“传统社会生活的愚昧落后以及反抗这种愚昧落后的革命必要性”。这一批评思潮，是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作为基本价值原则，开启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与革命思想传统，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批评的真正贡献。
二是抗战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批评思潮。“五四”以后，现代中国文学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作家自觉地探索和表现中国劳苦大众的新的命运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待。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苦难，使得中国作家必须担负起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我们的文学创作转向“抗日文学”的思考，同时，我们的文学批评则探索民族救亡的意义以及我们的时代任务；文学批评，一方面要面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则必须具有时代的思想，为民族为人类的自由美好的生活而战斗。中华民族有其伟大光荣的传统，也有屈辱和痛苦的历史。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批评思潮”是清王朝崩溃后中国思想家对民主自由与个性解放和社会革命的最自由呐喊，那么，“抗战文学批评思潮”则直接呼唤中国人必须勇敢面对侵略者并与侵略者决一死战。民族觉醒与民族救亡运动，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思潮的价值方向。从文学运动意义上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抗侵略者，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勇敢战斗，就是文学批评思潮的现实理论要求。
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批评思潮。在中国革命获得了真正的胜利之后，置身于中国革命洪流的作家，在新中国面临着新的思想任务：一方面，革命作家必须探索新时代新的思想新的形象，另一方面，革命作家还必须对苦难的历史中国生活，特别是农民革命的生活进行全方位的表现。也就是说，如何表现翻身农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如何表现翻身得解放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现实，成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新的时代任务。自然，文学批评也必须紧跟这一革命文学思潮，当时，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生活之中，还不能获得相应的合法性地位，因为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皆面临着许多紧迫而巨大的问题，需要我们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一同思考。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批评思潮转向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由于毛泽东直接主导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思潮的思想理论基础，因而，此时的文学批评思潮直接围绕着革命运动而展开，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定位于政治决定文学，“政治第一性，艺术第二性”，所以，文学批评思潮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甚至可以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文学艺术批评中的直接运用，因而，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思想的自由，或者说，思想的开放性与多元性显得不足。结果，文学批评思潮成了政治革命思潮的简单回应，它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立自由发展，甚至是对“五四”新文学批评传统和民族救亡民族自由思想传统的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