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自由抒情特质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豪杰精神的礼赞，决不是凭空虚设的，而是有其强大的历史文化根基。正因为如此，可以把金庸的武侠小说看作是历史小说，自然，金庸小说叙事的因由，主要不是源于现实，而是源于历史，尽管人们从《笑傲江湖》中读出了影射的现实，但主要还是历史。历史与现实的分界，从表层世界而言，是很容易分隔开来的。至于历史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现实是否具有历史意味，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任何文化，只要保持其连续性，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循环往复中。金庸武侠英雄叙述取材于历史，就具有特别的深意，就武侠叙事而言，从历史世界中，更易虚拟出武侠世界。如果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就会受到多重叙事束缚，抒情的心灵无法获得自由。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时空中，金庸自由想象，抒写出独异的中国文化精神，他的小说完全诗化了，因为“在诗的领域中，一如其他各种艺术，总有一股神妙的机趣贯注其中，点化万物，激励人心，促使大家高尚其志，在嗟叹，歌咏，舞之蹈之中充分表露对生命的喜悦之情”。金庸小说的历史取材相当自由，《书剑恩仇录》，有清代统治者与汉民族和回族的历史情感纠葛。
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拟的传奇人物，一同登场，历史中有传奇，传奇中载着历史。《射雕英雄传》，则映射辽、金、宋代的历史，丧国之耻，英雄之志，皇子与贫民，大起大落的历史帷幕掩饰着英雄的心灵激情。《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则叙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时代的历史，个人身世悲患与民族历史苦难的缠结，使叙事本身带有浓郁的悲韵，又洋溢着英雄的豪情。《天龙八部》，写辽、宋、大理三国的宫廷政治斗争和皇子的历史命运，其奇情逸趣，足以震撼人心。《碧雪剑》和《雪山飞孤》，写明代历史，那种历史的苍茫感和英雄的落漠意绪相互映射，是英雄大手笔。《鹿鼎记》，则写活了一部清史，乃至一部中国文化史，此外，像《侠客行》，有唐音悲韵，《笑傲江湖》，可以追溯到中国秦汉思想的遗踪。金庸小说英雄叙述，源于历史而又超越了历史，金庸小说源于历史，这不仅使他的叙事有历史文化的真实依托，而且使他对中国变动转折时代的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在金庸的自由抒情中，中国古代文化史浸染着浓浓的诗情，令人心灵激动斗志昂扬。正是借助于历史，金庸思索中国文化的命运，思索中国人的人性结构，思索中华民族的多元交融过程中血与火的历史。作家必须对历史有深深的眷恋，只不过，有的作家涉及的是活态的历史，即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同步的历史，有的作家则留恋书写的历史，从书写的历史出发，在书写的历史时空中想象体验，使苍莽历史时空有更大的文化跨度。金庸选择的是后者，他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有真正的体验和认识，对于许多作家来说，他们喜欢从近代历史出发，去想象中国的积弱、耻辱，从而通过歌颂仁人志士，去振奋民族精神。还有一些作家，则从中国现代政治斗争和民族的历史出发，去勾勒历史的画面，表现民众的苦难，怀着深深的责任感。苦难使许多作家具有浓重的悲剧意识和政治意识，但也因此而不能真正弘扬中华民族本有的恣意想象的自由精神和雄健刚强的豪杰精神。在表现血与火的历史时，在表现民族危难的时刻，金庸总是高扬英雄的豪杰精神，这就使他的小说有面对悲剧反抗悲剧的生命豪情。
金庸的每一部长篇英雄叙事，皆能构成一首辉煌的诗篇，这种生命豪情，给读者带来了希望的光芒。从金庸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即使是面对最残酷的历史，他在骨子里仍有着对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深情歌赞，这是金庸对历史的超越。金庸对历史的超越，实际上，是他的自由抒情精神的审美体现。在历史世界与审美世界之间自由驰骋，这使得他的历史叙事框架变得不太重要，具体的历史背景，往往被读者忽略不计，只需要面对的是，他的英雄史诗般的豪情世界。可以看到，在对中国文化的恣意想象中，金庸始终把握住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本质精神。儒家理想也有，道家理想也有，佛家理想也有，金庸力图做到圆通观照。从金庸的全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着力表现隐者、仁者和勇者的综合人格。隐者，超越世俗之念，凝视宇宙大化，眼光投射到人类未来的命运和前途上；仁者，以高度的幻想才情将审美的自由安排在生命的时间之流中；勇者，则立足于现实时空，在现实中发挥生命精神，实践理想，落实于行动，以个体牺牲保全民族大众。中国古典英雄的人格风流，在金庸的作品中得到了形象的体现，通过形象创造，金庸深刻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精义。
金庸的英雄世界，确实具有特殊的感染力，虽然创造英雄世界并不是金庸的独创，但是，他的英雄世界具有特殊的魅力。这不是《三国演义》的谋略英雄世界，也不是《西游记》中的英雄神魔世界，更不是《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世界。金庸的英雄世界，既有豪情万丈，也有柔情似水，这样的英雄，实在特别可爱，那种生死之恋，生死相依的情真意切，在后现代社会文化中，确实具有特别的风采。古典英雄爱情的遗风，成了现代人难以割舍的对久远的历史英雄的景慕。尽管不少人从政治影射性和思想穿透力方面把《笑傲江湖》和《鹿鼎记》视作金庸思想艺术的巅峰之作，但是，我还是愿意称道“射雕三部曲”和《天龙八部》。即使对普遍看好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记》，我还是愿意从金庸的情爱生命观念出发，去赞颂这些作品中的英雄豪情。金庸作品最感动人的，不是计谋、智慧和韬略，不是傲视群雄的武功，而是那种为情可以舍身成仁以及至死不渝的深情，这种人间至爱，足以与天地之爱相当。如果说，《笑傲江湖》中的英雄与美人之爱多少有些俗套，那么，《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英雄与美人之爱，则突破常规，具有特别生命启示意义，甚至可以说，沾染了一点现代爱情色彩观念。郭靖这个忠毅秀质的汉子，虽忠于爱情却并不擅谈爱情，却碰上了秀内慧外、幽默豁达、泼辣刁钻的黄蓉，这对浪漫恋人由少年时代的反差对比，到中年之后的和谐统一，似乎是金庸有意创造的家庭理想模式。他们在少年时代可以为了爱而离开草原大漠，在中年时代可以为了家国荣辱而共同与强敌作战，其情其义，颇合古典英雄爱情的经典模式。当杨过想杀郭靖之际，郭靖仍以父亲般的仁爱善待杨过，而黄蓉为了其夫的生命安全暗自焦急，这一场心理戏，颇见英雄爱情的真义。当然，郭靖黄蓉之爱在中年之后渐趋平淡，缺乏浪漫抒情性，但这符合中国文化中的爱情理想模式，人们更留恋他们青年时代的爱情。
当金庸在描写郭靖黄蓉之爱渐趋冷寂之时，他又创造了杨过和小龙女之爱，《神雕侠侣》创造了叙事奇迹。金庸一任生花妙笔自由驰骋，先铺叙杨过和小龙女的特殊之爱。杨过的粗莽年少、直率勇毅、叛逆冲动与小龙女的冷静沉着、心细如丝、冰清玉洁形成鲜明对照，早已弃绝人间私情的小龙女，却在杨过的感染中重新燃起了生命之爱，引起了对墓外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在古墓中，叙述这场冷寂而热烈的爱情戏，在中外文学史上堪称奇迹，最感动人的，莫过于杨过和小龙女，在生死不相知的情况下，十六年漫长的等待。这种以自我牺牲来忠于至真至纯的爱情，金庸特别欣赏，所以，不惜通过渲染大自然的神妙来再现这一奇迹。当杨过由莽撞的少年成长为担当大仁大义的“独臂英雄”时，在他那奇绝的孤独中始终埋藏着对小龙女的无限思念，思念使他孤独和坚强。小龙女则在纵身悬崖下的深池中，意外地找到了一处类似古墓的天地，她在深谷底喂养蜜蜂的过程中，在小小的蜜蜂的翅膀上刺上思念的话语，寄托着无边的怀想。正是在这不可能而可能的奇迹般的叙事中，才有了杨过欲以身殉情纵崖而意外团圆的奇迹。金庸小说的这种抒情性与浪漫性，具有童话的特质或爱情神话的特质，有人把金庸小说视作“成人的童话”很有道理。奇迹，虽在事理逻辑上不可信，而在情理逻辑上却能感人至深，这正是金庸自由心灵的抒写形式，此外，像《天龙八部》中的段誉、虚竹、乔峰的爱情故事，皆有极感人之处。金庸在小说叙事时，很少描写单一的爱情，往往在多重情景下，通过不同的爱恋模式来表现人间生死之至情和真意。当然，金庸过于迷恋汉子拥有几个老婆和情人的情爱模式，这多少使他的自由抒情带有文化的自恋情结，透露了中国文化深处男子特有的对情欲放纵的渴望和原欲心理。这种爱情想象方式，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坚贞、信任和忠诚的特殊理解，是对爱情伟大的中华式证明，诠释了古老而伟大的爱情观念所具有的价值，是中华民族古老爱情价值观念，在文学经典中最充分最自由的体现。
7.3.6变异的政治渴望：通俗的经典与精神生活的世俗想象
应该相信，自由抒写的心灵必定会创造自由美好的意境，除此而外，金庸还对中国文化的精微绝艺有着自由的抒写。首先，当然是剑、气等武艺的精微博大，武侠英雄叙事，虽要以写人为本，抒情为本，但必须以武侠为上，否则，就不是武侠小说了。在金庸小说叙事中，武侠英雄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武侠叙事，不仅构筑了武学体系，而且还构筑武侠之道与生命哲学。通过摹写自然山川万物，他能想象武艺的自由至境，中国之武，不外练神、练气、练意、练术，由神、气、意、术最终臻于武道，由武道而悟人道，由人道、武道到道术，由道术、武道、人道到天道，这是金庸圆形思维与整体思维的表现，也是金庸生命哲学的提升步骤。郭靖品行刚毅，所以，拳术、气道与天地人相合；杨过的拳、剑、刀，只有到了人格超升之后，才天地人合一。天地人三个环节，若有环节不相合，容易臻于邪道，或停留在武道之上。金庸并非不知日夜地描写武侠的不食人间烟火气，恰恰在武侠不食人间烟火的行踪中，表现了人世的悲喜与荣辱。他对天地之道的感悟，禀有中国宗教文化精神，金庸着力表现的是中国道教和佛教精义，并以此表达他对人生的独到理解。对道教的领悟，使他对武侠的想象，禀有天地自然宇宙的神秘，他的自由想象精神在此获得最抒情地勃发和喷涌。
此外，他对佛教精义的领悟，使他对武林至尊的理解有深刻的意味，他把中国文化底层的道义观念融入这种武林竞争中，并试图弘扬这种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展现复杂的人性结构，捍卫生命之大道，这种对武侠的自由虚拟，成就了独特的人生哲学。金庸对琴、棋、书、画、卜卦、诗词的出色理解和巧妙运用，使这些精微绝技流光溢彩，闪射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当然，这些精微绝技都服务于武侠叙事，并以武侠为宗，很少游离于叙事本身，所以，这些精微绝技常常成为情节转换的烘托。如下围棋时，运棋子成了内力的较量，对李白诗歌的书法的设想，真是神妙绝伦。可以看到，在金庸小说中，北斗七星月光下的一地投影，琴笛中所传扬出的心声，一幅画中所蕴涵的刀光剑影，皆使金庸小说叙事惊险不已，情节突变。对于自由抒写的心灵来说，中国文化中的一切，仿佛皆具有了特殊的表现意义。历史可以自由抒写，英雄、帝王、弄臣可以自由抒写，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可以自由抒写。由于想象之妙趣，一对家养的大雕，一对人养的红狐，一群翅膀刺字的蜜蜂，在金庸小说中，皆具有特别重大的象征意义。
一切皆为情中物，一切都成了自由心灵的美学表达，金庸小说叙事，正是以此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灵质、慧思、怪诞、情理。金庸小说叙事的自由抒情精神，禀承天地之正气，上接中国文化的清流，下接民间文化的地热，在笔底宣泄、奔突，天然形成一道语言的激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曲自由之声，因此，金庸小说的经典文化意义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