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2通俗经典的必然要求与民间文化理想的重要性
具体说来，在20世纪后半叶，金庸小说在汉语读者中的影响无与伦比，因为它如此牵动着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读者的心灵，如此令人痴迷和激动，使你不得不相信其小说的生命力。按理说，学院派批评也应关注这一文化现象并做出富有深度的文化阐释，但是，大多数学院派批评家对此仍保持沉默。究其原因，不仅有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也有对通俗文学的误解，不仅涉及对中国民间文化的价值判断失衡，也意味着对文化权利的漠视。因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批评不自觉地以干预生活、介入生活为宗旨，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反省价值，反对回避意识形态问题，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文学批评不自觉地抗拒那些远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这样，金庸小说的价值自然被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种封闭性的文化氛围被打破，人们不再受强制性文化接受的约束，可以自由地阅读文学，重新获得了文化接受的自由权利，在这样的文化条件下，金庸小说的影响力才真正形成。就文学批评而言，金庸小说接受给予的启示是：必须重新认识民间文化的巨大生命力，认真看待大众的文化接受权利。把金庸小说看作民间叙事狂欢化审美形式的自由表现，这有其事实依据，因为金庸热衷于民间文化，沉醉于民间叙事中，自觉接受民间文学叙事的影响，这给予人许多有益的启示。金庸叙事的民间化倾向，与他所受到的民间文化影响以及他那痴迷的民间叙事趣味相关，金庸从小就热衷于民间游戏和娱乐，从小喜爱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这给他的民间叙事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金庸创作思想的形成时期，民间文化虽仍有其巨大生命力，但是，当时青年普遍以西方文学叙事为楷模，少有作家醉心于中国传统叙事形式。金庸与他的同乡穆旦，就选择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穆旦创作新诗，20世纪30年代即已成名，他的叙事形式和抒情形式以西方文学为依归。金庸早年修习国际法，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按理说，应走西方文学叙事之路，但是，他选择了一条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叙事的道路。金庸的创作选择，一开始就与民间文化建立起了密切联系。就民间文学接受者而言，他们不适应西方文学叙事方式，或者说，知解力还不足以进入西方性话语世界，但是，与中国文化叙事却能丝丝入扣。从接受图式而言，这代表的是顺应性接受意向，与之相反的，则是强制性接受意向。在一般文化接受中，这两种接受意向往往同时存在，这是选择的自由与不自由，也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相统一。顺应性接受能够直接构成狂欢化效果，因为创作者与接受者在叙事上达成了热烈的共鸣，金庸小说叙事，显然适应了民间接受中的顺应性意向。金庸相当看重小说叙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深刻地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在中国人的生命想象中，凡有骨气的人皆渴望成为侠义者。在民间想象中，一身武功，一身正气，不畏强权，不受欺侮，万世芳名，这是何等潇洒的人生！在传统小说叙事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皆与侠义崇拜有关。“侠者”，在秦汉之际即已盛行，在盛唐之时达到了高潮，只是在明清小说中，与盗贼合流，大有沦为末流之势，不过，民间对武侠英雄精神的崇尚，又使通俗小说叙事创造了想象的自由。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大多崇尚盖世武功和武侠豪情，反映了人们对英雄的独特理解，是民间英雄主义和喜剧主义精神的体现。英雄主义与喜剧主义的合奏，自然构成了狂欢化人生戏剧，从这样的文化传统过渡到武侠叙事非常自然。武侠英雄叙事本身，有各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金庸叙事的狂欢化就是通过诸多的艺术因素体现的。
金庸武侠小说叙事，塑造了各种奇异性格的武侠英雄形象，特别能够满足民族文学或通俗文学的经典价值要求。金庸是充满想象力的，他继承民间生活中对英雄的渴望，保留了非自由民主社会文化生活中对武侠英雄的精神崇拜。武侠人生，金庸虽有热切的向往，但毕竟不是武林中人，他不可能真正理解武功秘籍，只是“千古文人侠客梦”。想象毕竟是自由的，金庸试图写出他心目中的武侠，他心目中的武侠，在武艺上卓尔不群，更为重要的是，重情讲义。冷面大侠热心肠，奇异姻缘万世情，“侠”字和“情”字，“义”字和“信”字，构成了他的武侠英雄叙事的基本尺度。《射雕英雄传》中的女侠梅超风这一形象，就相当感人，她与师兄生发恋情，因情逃离师门，学艺未成。毕竟是武侠中人，又离不开武艺，她与丈夫从师傅处偷来半部武功秘籍，在荒郊野岭苦练。一度在江湖上横行，后受挫，最终，在荒原练成九阴白骨爪，全心全意的练功却走向邪门歪道，带有强烈的恐怖主义的气息。郭靖误杀其夫，郭靖师傅又使梅超风眼瞎，此情此景，从阅读意义上说，虽悲恨至极，痛快至极，但金庸依然把这一对作恶者的生离死别，写得荡气回肠，极有英雄气。梅超风外表冷若冰霜，内心被复仇之念充塞，当她最终找到杀夫之人时，见郭靖与黄蓉相爱，碍于师傅之情，不敢加害，这位女侠的大胆、狐疑、可恶性、可怜等等行为心理，金庸作了十分出色的描绘，令人大生同情之心。他之所以如此看待他笔下的英雄豪杰，就在于他写出了英雄的复杂性格，英雄不是平面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苦有难的人。金庸尤其重视武侠人物对立性格之描写，恶者自有柔情，狂者亦有人性，冷若冰霜者也有良知判断，这就使读者产生狂喜而又紧张的接受心情。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这一对性格相异而又情志相投的人，在形象的自由叙述中使整部作品的境界变活。由郭靖、黄蓉、杨康等，串连出洪七公、周伯通、欧阳锋、黄药师等构成的生命世界，或正或邪，或笑或谑，或悲或喜，或怒或诈，整个叙事跌宕起伏，情义相贯，感动人们的心灵。中华文化中的武侠英雄崇拜，既是对社会正义的想象满足方式，又是对等级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不信任，金庸满足了这种文化缺失的正义需要。
在小说叙述中，那些武林中人，或藏而不露，或大智若愚，或心狠手毒，或邪命外道，奇不胜奇，而这武林中人并未遁入无为之境，甚至可以说，武林中的是非，是世间政治冲突和家庭冲突的缩影。道之侠是如此，佛之侠如此，儒之侠亦如此，正因为他们不能超越现世的功名追求，不能容忍强者又总希望成为“武林至尊”，因而战火不断。只有那些超越武林纷争之人，才能结成善果，人生的各种情怨都被虚拟到武侠叙事之中。金庸小说叙事中的武侠英豪，感人至深者，实不外乎三类人：一是至尊者，追求武侠之道，超越名利，以情义行武侠之道，德高武纯；二是至邪者，整个人生被复仇或陷害他人之念头扭曲，以奇门邪术灭伤武林中人，破坏武林行规，最终以悲剧结束；三是亦正亦邪者，这些武侠英雄，因饱经人生创伤，既不以正作为武侠之道，亦不以邪为武侠之道。他们出于个人意志，或正或邪，或讲情重义或忘情灭义，我行我素，独往独来，不受他人控制，但绝少助纣为虐。总体上看，这类武侠英雄，属于可敬可爱，又可憎可恶之辈，给人的情感最为复杂。像郭靖、张三丰、段誉等，以正为生；像杨康、杨过、谢烟客、黄药师等，亦正亦邪；对于这一类人，读者的情感意向相当复杂。金庸就是善于通过各种对立性格的描写，达成狂欢化叙事效果，武侠小说要写出武侠者的武艺，写出武侠者的豪情，写出武侠者的心灵扭曲实属不易。金庸遍观天下奇人，尤重武林中人的想象性刻画，金庸小说叙事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写出了许多形象独异的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复杂命运，对应于现实人生的各种生命选择。金庸小说叙事，直接给读者带来人生启示，让读者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境界，不过，这种文化是民族独有的，是中华文明千年沉淀的结果，是民主自由正义理想缺失的变态想象与精神虚构。金庸小说叙事，对武侠人物的玄妙武功和打斗场面的奇特渲染，不仅使情节跌宕起伏，而且使小说叙事本身具有狂欢化效果。
武侠者的情与义固然有特色，但他们也是人，在情义冲突的选择上，并未出乎接受者意料，他们的选择本身，代表的就是普遍性的伦理原则和生命准则，武侠者的情义恩怨，实际也是普通人情义恩怨的浓缩化形式。武侠叙事本身则不然，对于接受者，武侠之奥妙实属一陌生之域，愈玄妙的武功描写，愈能激活读者的想象力，愈能打动人。金庸不仅通过情义思想冲突，把读者带入狂欢之境，而且通过武侠本身的描绘，把读者带入想象世界。金庸对武侠的想象是奇妙的、智慧的，例如，一部并不存在的秘籍，可以让“它”作为传奇叙述叙事的核心，无以名之的武功绝技，他可以运用诸多的自然比拟法予以象征。他所描绘的武功之境，确实绝妙神奇：在荒漠大野，他可以想象习武者快捷如风的奇功大能；在万仞山巅，他可以想象善轻功者攀岩而上的神态自如；在深谷雾海，他可以想象奇功绝技的神秘莫测。金庸笔下的武功绝技，成了他笔下英雄成功的关键，例如，张三丰的奇功，足以令对手胆寒；韦小宝的逃遁之功，足以使读者忍俊不禁。奇绝的武功与奇绝的环境的渲染，给人带来了一片想象的自由天地。金庸的武侠英雄叙述，不仅写北方大漠，也写草原千里；不仅写江南幽谷，也写北国冰窟；不仅写山中雾瘴，也写海岛奇观；不仅写机关万道的门派圣地，也写连环的武林阴谋诡计。
武侠叙事本身，成了自由的想象方式，也成了生命冒险，读者在这种奇妙的体验中，获得了想象的欢乐，得到了审美的快慰。在可能的世界中，作者渲染武林的奇妙，这种渲染是传奇的、浪漫的，不是求实的。尽管他们总要设想真实的历史背景，但是，其人物大多是虚拟的，甚至不惜改变历史，虚拟事实，造成想象的奇迹。人们在这种超越之境，获得了心灵的满足，达成了对武功绝技和豪侠人生的想象。人们在这种虚拟的叙事中，对人生有了崭新的理解，在神话式体验中，金庸武侠英雄叙述达成了个人意志的自由表现。武侠人生，虽也受到情义恩怨之束缚，但毕竟是超越现实的想象之域，因而，它是纯粹戏剧的体现。想象和虚拟获得了最大自由，对于叙事中的一切，作家用不着承担责任，读者也用不着背上心灵的重负，既不需要焦虑，也不需要反省，因为这只是假想性人生。作家与读者共同创造了叙事奇迹，在狂欢化中，作家和读者消解了人生的苦恼、悲剧和绝望，不过，狂欢化叙事中所虚拟的人物命运和生存形象，却能久久地存留在读者心中，对人生感叹不已。这种通俗经典的英雄意志表现，满足了人们潜在的英雄渴望，满足了人们对社会平等和正义的心理想象。
7.3.3狂欢诗学：通俗经典的叙述学意义与形象创造意义
实事求是地说，金庸小说中动人的武侠形象给予了人们复杂的情感体验，与此同时，还应看到，金庸小说叙事充满了许多精妙的文化智慧，这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文化英雄形象的诗性沉淀。如何认识民族文化？自应从民间文化体验入手，因为以西方文学叙事观念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主题，总有内在的隔膜。只有采取民族文化立场，以静观的态度观照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才有可能形成诗性的沉淀。在金庸的时代，中国文学叙事流行西方叙事模式，这种叙事至今仍作为创作的主导基调。
金庸反其道而行之，他坚信，中国文学叙事有其巨大的生命力，同时，他亦坚信，中国文化有其诗性表现的价值。他一头扎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深处，从民间的道路出发，很自然地选择了对武侠英雄的认识途径。中华民族文化，在武侠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魅力，武侠文化是勇者之文化，智者之文化，侠者之文化，它与世俗的奴性文化无关。武侠文化更重视情义，更重视武功，更重视人道，更重视生命的自由，金庸小说叙事显示出恢弘的气度，与这种武侠英雄精神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