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这种压抑性思维，使他的叙事话语极简单，《孤独者》的开端，便如此奇特。“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送殓始，以送殓终。”在叙述入殓的情景时，鲁迅没有作铺排的民俗学的渲染，只是着力写魏连殳的心情和村民的神情。且看钉棺木一段：“其次是拜；其次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钉好了棺盖。”在长篇小说作家那里，可以进行几页纸铺排的文字，鲁迅就用如此简略地文字浓缩完毕，“他的小说无法再删，再改”，这种看法，据此而言决不虚妄。以鲁迅年轻时的激情作大力铺排并非难事，例如，《摩罗诗力说》，洋洋万言，势不可挡。鲁迅并非不擅长描叙，并非不擅长于抒发，但他却竭力抑制着或隐忍着，仿佛只有这样压抑着，才与无边的黑暗相协调。正因为鲁迅极力压抑着思维，节制着自己的文字，选择他惯有的语言方式，不拖沓，不重复，干脆、利索、果断、掷地有声，于是，他的全部感觉融入这种冷峻的爆炸之中。也许是对语言这种质地的执著追求，鲁迅才如此地推崇木刻画。他的小说语言，就是木刻式语言，愤怒、压抑，正如他叙述的那样，“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鲁迅的小说叙述，与这种情形极其近似，他话语中有爆炸性的东西，刀刻般的语言锋利，显示出内在的愤怒的力量。鲁迅的叙述，锁闭着，压抑着，没有喜色，没有红色，只有沉闷，只有黑色，让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只盼望呼吸清新的空气，这是类似于黑色炸药式的语言。鲁迅，就是以这种话语方式，表达他愤激的情感，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悲剧性体验。
这种简洁的语言包藏着深邃的神秘，由于在句式上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西方话语的影子，因而，他的小说句式，许多地方极接近诗，他的小说语言，总体上是诗的语言，叙述是不连绵的，其中，充满着跳跃性，充满空框。无论是情绪上，还是句法上，《呐喊》、《彷徨》与《野草》有许多可沟通之处。严格说来，鲁迅是将小说当作这种散文诗来处理的，极具感染力，其思想意蕴渗透在叙述过程中，愈易见其深度。鲁迅的这种压抑性思维，在本真意义上，更接近他那种沉郁顿挫、一语一顿、深思默想的言语风格，这其中充满特殊的才智，也充满独有的焦虑，还包容特殊的绝望，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松懈或警惕。一旦恢复精力，他又是那么悲愤，那么压抑，因而，这种散文诗体的小说表达方式，成为鲁迅人格精神的象征，是他深邃冷峻思想的最佳突破口。鲁迅这种独有的压抑性思维，与他的悲剧意识、绝望感相统一，这种压抑性思维，是鲁迅思维探索所达到的深度的外在表征，表现了鲁迅思考的剧烈痛苦和内在紧张感。他那种内在的紧张，通过这种压抑性思维外射，在他的小说叙述中，每到关键时刻，便有一个绝望的智者自发地站出来发言。这是诗的语言，更是浓缩的哲学的语言，这种发言悲旷有力，惊天动地，给予人透心地悲凉，给予人以深刻地警醒。鲁迅始终在“呐喊”，始终在“彷徨”。
在呐喊中，他表达着愤怒，像受伤的狼；他彷徨，像一个绝对的孤独者，看不到希望。鲁迅丝毫不掩饰他的孤独，他的绝望，因为作为书生，无法真正进入战场，无法真正接触到“运行的地火”。他相信，“地火在地下奔突”，但由于不能直接感受到，因而，他的叙事话语不免充满绝望。他最大的勇气，就在于反抗这种绝望，坚持不懈地呐喊和战斗。这种语言叙述的内在紧张，是他思想深处矛盾冲突激烈的外在表现，例如，《伤逝》不时出现这样压抑性的段落，完全是绝望者的内心独白，完全是孤独者的拼命呐喊。“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这是思想的表达，更是诗性的表达，其中充满迷惘，神秘，复杂的意义，这种哲学警语，这种深度体验后的黑色诗篇，与鲁迅的压抑性思维关系密切。压抑，是自我控制和不以压抑这种理性形式作为前提，任何个人，皆可能表现疯狂。表现压抑，就是为了不压抑，不承受那种愚味自欺欺人的精神负担；表现压抑，正视压抑，是自由人格的象征。鲁迅的压抑性体验，一次次把人带到绝望的深渊边缘，呼叫生命的意志，感受生活的窘迫。这种压抑性思维，使鲁迅小说不满足于表面的感性体验，而是深入到生命内部让灵魂自由地呼叫，让生命在黑暗中摸索，寻找路径。这种压抑性思维，既使鲁迅对外部的黑暗体验得深入透辟，又使他对过去的岁月有清醒的透视和洞察。这种压抑性思维，既使鲁迅产生深度的绝望感，又使他对生命有了新的阐释和理解。这种压抑性思维，既使他的典型塑造具有透骨的冷气，又使这些形象具有悲旷的社会意义。这种压抑性思维，是不断渴望自由解放的心迹，也是不断反抗自我、对抗社会、反抗黑暗的痛苦灵魂。鲁迅压抑着自己，中国专制文化压抑着中国人的精神，每一个国民在苦难而悲悯的时代，在无边的黑夜中被压抑着，只是盼望着机会，等待召唤。一旦揭竿而起，中国人便失去了所有的冷漠和奴性，事实上，勃勃蓬蓬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风起云涌，就是对专制文化压迫的反抗，对统治阶级色厉内荏的反抗，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的反抗。
鲁迅的压抑性思维，是时代变革的前奏，但这种压抑性思维所造就的独特小说文体，却昭示寻求光明、扬弃奴性的永久的启示。在探讨鲁迅小说时偏重于静态的考察，较少从动态的角度去揭示鲁迅小说创作的特性，去洞悉鲁迅的心灵秘密。思维就是如此奇妙，思维总是关于对象的思维，它受制于外部环境，又受制于主体意志，对于健康的灵魂来说，思维的偏向通常成为他自身人格的某种化身。思维偏向成为作家所扮演的一个特殊角色，是美化时代还是批判时代，是先知代言还是市井狂欢，就取决于创作者的主体性思维偏向。正因为思维偏向具有强烈的主体性价值，所以，作家的思维偏向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鲁迅小说与散文创作的思维偏向，显示出他是真正伟大的人民性作家，是20世纪中国最痛苦的灵魂。他那强烈的民族意识，他那猛烈狙击中国腐朽文化的人格力量和勇气，他那与黑暗对抗永不屈服的硬骨头精神，显示出作家的创作思维偏向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鲁迅的思维偏向，不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个体的抒情，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是为了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整个民族的自强不息，富强伟大。鲁迅的话语如同警钟，始终震撼着中国人的灵魂，因此，现代文学批评必须不断地从鲁迅叙事话语和思想话语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
7.2.4逆向而动：启蒙经典的积极形式与消极形式反思批判
鲁迅有没有爱的启蒙？为什么他爱的启蒙不为人充分重视？具体来说，“启蒙思想”，可以通过顺向激励与逆向刺激来完成，前者是积极形式的思想启蒙，后者是消极形式的思想启蒙。鲁迅为何选择消极形式的启蒙？其意义何在？在现代生活中，鲁迅消极形式的启蒙的局限性何在？鲁迅的小说与散文是否是启蒙的经典？应该说，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活动，确实以“启蒙”为己任。从《摩罗诗力说》来看，他相当重视通过文艺的方式启蒙。在江南水师学堂期间，鲁迅就很重视严复的译著，例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还有一些新思想，他相当重视，但是，从法国启蒙运动意义上说，鲁迅重视从文学艺术入手进行思想启蒙，并不重视从宪政和法律入手进行启蒙，与卢梭相比，鲁迅的启蒙是不全面的，特别是宪政和法律思想相当缺乏。鲁迅作品的启蒙价值就在于，他让人能够真正正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华文化的内在悲剧性，打碎了中国人的千年迷梦，提供了全新的生命价值视野，即人必须作为真正的人而活动。这个真正活动的人，具有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无畏而美丽的人生信仰，这一切皆与专制的社会，不平等的人权，非民主法律的社会，是完全相反的。启蒙的经典，就在于唤醒真正的民主平等的社会人生信仰。
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相比，鲁迅更重视对专制社会的文化生活现实的批判，与之相比，胡适的启蒙，一方面从语言革命入手，另一方面则从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入手，把人权、平等和自由，以及宪政分权等思想进行阐释。胡适相当重视重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主张以新的思想和方法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同时，也重视西方思想，特别是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在传播杜威的思想上给予了巨大的关注，胡适对现代中国的教育与政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与胡适鼓吹的自由主义相对的，则是李大钊等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他具有启蒙思想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在专制与不平等的思想政治前提下，谈论自由主义和宪政自由的思想，是相当不实际的，只有在经济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这样的思想才具有启蒙意义。而在当时，劳苦大众如何获得平等而自由的权利，是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可能完成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思想，特别是如何解放劳苦大众，具有更为实际的启蒙意义。显然，鲁迅对劳苦大众生活的关注，就是从启蒙思想入手，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有力呼应。事实上，鲁迅与瞿秋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两个批评家，他的启蒙思想指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比宪政自由思想更具现实意义。从当时的历史现实而言，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启蒙思想的最积极的形式，而宪政自由与社会改良运动，则是相对消极的启蒙思想形式。站在当代生活立场上看，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或宪政自由的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富积极意义。鲁迅的启蒙思想，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历史认知转变深化的结果，从思想启蒙意义上说，严复的西学汉译，让鲁迅建立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与革命精神，确立了鲁迅反抗专制的彻底立场，梁启超的新民说，则直接开启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自觉形成。与时代的先锋者一道，鲁迅为国民生活的自由平等价值，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平等理想，建立了时代的自由反抗价值。
鲁迅通过批判专制社会对劳苦大众的压迫，通过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生活重现，深刻地批判了那个吃人的社会，那么，黑暗愚昧落后的旧中国与被侮辱被损害的国民生活，这是谁之罪？中国向何处去？由前一个追问，鲁迅否定了整个专制文化制度，甚至可以说，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最激烈的否定和批判，由后一个追问，鲁迅呼应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激进思想。中国只有摧毁吃人的制度，才能让劳苦大众彻底获得解放；“救救孩子”，才是中国的前途与希望，他没有寄望于政客或商人，而是寄望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经典的时代要求，与经典的文明要求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从政治启蒙意义上说，经典的时代要求就是要寻求新的政治思想信仰，本土政治学是源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具有自己的文化合法性。任何文化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律法，皆是文化传统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民族的文化律法，在政治传统上有着根本性差异，虽然政治活动的目的或政治活动的本质具有内在的相似性，但是，政治制度与文化律法却有着内在的差异。政治学传统或政治学制度，是国民生活或国民意志自由作用的结果，当国民意志向往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并能使权力阶层遵从民主自由政治的律法时，政治生活的法则便以民主自由为传统。不过，也有这样的情况，国民生活具有追求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意志，但是，权力阶层却维护自己的专制意志，结果，社会必然是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的社会。
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价值理想，就是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社会的建立。这样，就形成了文明间的矛盾，现代人认可民族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传统，可是，民族国家本有的政治传统可能维护专制文化传统的有效社会管理方式或等级社会结果。启蒙的经典，就需要在捍卫民主自由平等理想与反抗专制愚昧等级观念之间进行启蒙选择。鲁迅和新文学时期的中国文化经典生成的时代需要，就是对民主政治的要求，显然，西方文明生活中的政治学观念就满足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