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叛逆性，并不意味着缺乏理性，与其说是叛逆性决定了王蒙的小说叙述观念，不如说是理性意识与现代眼光决定了王蒙的先锋派气质。先锋者自有先锋的敏锐和独断，80年代初，王蒙创作的一批具有“意识流”特征的小说，一方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另一方面，则又受到传统写作者的反对。王蒙能够抗拒争议，面对现实，证明他的小说创作和批评的价值，自由独立意识，属于真正的作家和批评家。王蒙从英语文学中发现叙事意识和生命时空重构的意义，从意识流文学中发现了内心经验的原初形态，于是，他开始用他那种独特的“话语流”表达个人内心世界的“意识流”。王蒙所承继的传统中国小说的叙事策略，是定型的，一般说来，或顺叙，或倒叙，或插叙，同说书人一样全知全能，如同唱独角戏，充当并变幻小说中的不同角色。人物的心理，可以说完全被漠视，因为汉语以动作说话，小说中的叙事节奏完全被“动词”所控制，只是偶尔从人物语言中流露出隐秘的心迹。
中国现代小说，基本上仍坚持这种传统，尽管受到西方文学的冲击，但基本格调仍是中国式的。西方的新学说和新观念，在被禁锢了长达二十年之后，如长堤决口的急流涌入干涸的中国土地。王蒙的独创意识，决定了他的小说实验工作，他以创作和批评的双重策略，提倡“意识流”，回避了詹姆斯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背景，不从心理学的方向上去深入理解“意识流”问题，而是从乔伊斯、伍尔芙、普鲁斯特、福克纳入手去理解“意识流”。他突然领悟到，主体的心理时间，根本不是有序的，而是混沌无序的，事件的心理发展过程，绝对不是平板的，而是时空错乱的。往事可以出现在眼前，眼前事件又可以放置到快要遗忘的历史之中，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奇妙遇合，令人困惑不解。潜在的欲望、难忘的经历、恐惧感、焦虑感、责任感、正义感，奇奇怪怪地融合在一起，空间在心理中完全被解构，过去与现在已泯灭了界限。王蒙正是领悟到这种时间空间特性，才创造性地用“话语流”再现和表现了内心经验的原初形态。他发现，人们在公共场合的所说所做具有极大的自欺性，那种隐秘的心理皆被藏匿，这样，原初形态中的非理性、情欲、恶欲、占有欲和一切非法的欲望，无尽地折磨人的理智。那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态，才得到真正的展示，于是，《春之声》、《夜的眼》、《梦的湖》、《风筝飘带》等，才显示出新异的风采。我不同意许子东的说法：王蒙只是学到了“意识流”的技巧，而完全忽视了“意识流”的心理和哲学内涵。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和福克纳等作家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意识，确有差异，或者说，其内在精魂并不一样。他本来就没法与这些意识流小说家的思想相同，因为提供给他创作灵魂的是中国经验；他所处时代的中国经验，还不可能上升到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的境界。应该注意，“意识流”写作具有多重可能性，事实上，王蒙在噩梦时代所作的“噩梦”，具有强烈的“意识流”精神。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人们内心不能说不能表达的精神话语，只能行之于梦；梦的形式，构成了意识流写作的特殊方式。梦，不仅被恐惧所侵占，也为欲望和生存处境所困扰，“饥饿”的人的“意识流”不会是平板简朴的。小说批评，不仅要重视小说批评的本性，而且要重视小说所要承担的文化思想任务。故事形象或故事意旨，既通过具体的文学文本得以呈现，又通过批评的理论言说而得以扩展。作为兼任性角色，王蒙不自觉地在世界文学背景中为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开拓新路。在80年代的新络中，他积极地支持并肯定张承志、王安忆、铁凝、张辛欣、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残雪等的创作，有力地证明了王蒙曾经作为先锋者所具有先锋意识和先锋品格。能够宽容而理解地批评现代青年的小说创作，成为王蒙小说评论和小说叙事学的有力生长点，这就使他的评论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在肯定“意识流”的同时，王蒙对“荒诞”也具有亲和性，直接面对荒诞的事实，这种荒诞事实的戏剧性叙述，在一定程度上，被他特有的冷峻和幽默所冲淡，影响了他的小说的悲剧效果。王蒙发现了“意识流”所具有的小说叙事智慧，化了“荒诞”这个重大主题。王蒙能够发现“荒诞”，事实上就是现代感悟，而且与世界文学相沟通了起来。存在主义文学和荒诞派戏剧所产生的持久影响，在王蒙的小说创作和批评中，毕竟获得了一点回响。必须承认，王蒙不是以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精神评价现代文学，而是以理性主义哲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理解并评价文学。王蒙的小说批评智慧，在精神取向上，偏重于创作心理学和审美心理学的统一，力图体现社会学和美学、历史学的统一，这与他的社会使命和社会责任感相关。王蒙小说批评，在世界现代文学背景下探索并评价当代中国小说，直接感应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吁求。王蒙小说评论和小说叙事智慧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他善于从创作出发，对创作经验进行深刻反思，并基于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审美经验评价文学。王蒙总是从创作出发去评价文学，表达对人的理解，他提出“创作就是生命的燃烧”，特别重视生命体验和生命表达。
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他特别欣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对这部中篇小说的评价，既不从哲学出发，也不从历史出发，而是强调文本阅读的最初印象和生命感受。正是从感受出发，他强调审美想象对批评的意义，还强调生活经验、创作经验和审美经验对批评的价值。王蒙的批评，没有先验结构，而是随想式结构，在随想式批评中，表达他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在评价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时，王蒙惊奇于张承志对“河”的发现，因为额尔齐斯河、黄河、永定河等也是他所熟悉的，但不曾被自由表现。
在评价作品时，王蒙特别重视作家的独创性发现，对残雪的《天堂的对话》的批评，就是他小说叙事智慧的体现。“残雪确实是罕有的怪才。她的才能表现为她的文学上的独立特行。”王蒙重视残雪的独创性，但也不是纯粹的欣赏，而是有辩证的眼光。“残雪的执著塑造了她的个性，弄不好，也可能封闭着她的个性”。这里，既有理性的评判，又有感性的分析，当他分析《天堂的对话》时，认识到残雪式的含蓄和象征显得直露。作品中的“我”似乎有了一颗受了惊的心，“我”发现爱情最终是自己欺骗自己，然而，“我”仍然动人地期待着爱。王蒙感到，这已经是真诚的“光明的尾巴”式小说结局，但是，他感到“仍有几分神秘，很自然，也很美。就是说，残雪不会永远是那么矫情。我们看到了残雪式的颂歌。温情、俏皮、体贴入微，有乐府风格。”王蒙的小说批评，从来就不是高头讲章和严肃空谈，他评得很活，强烈地凸现自我；在评论中加进自己的灵感创造，评论语言格外具有亮色和力度。在评价残雪作品时，他是这样结束的：“中国的文学界应该把眼睛睁得更大一些，友善而直率地注视残雪的作品，友善而直率地与她进行独特的对话。”这已经是召唤和呐喊了，具有批评的号召力和感染力。王蒙从未坚持纯粹的艺术观点，他重视艺术上的评价，更重视思想上的探索。
当他感到张辛欣过于悲怆时，吁请张辛欣学些王安忆的“达观”，这种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并重的批评，几乎是真正的“生命阐释”。王蒙极为重视思想上的独创，他的评论总是透彻地表达了他的独创性感受，写得极快，绝没有“躲躲闪闪，东张西望”的批评陋习。他的批评胆识，建立在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探索勇气之上，王蒙一以贯之地重视新思想和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索。无论是批评现代作品，还是古代作品，他总是由艺术探索落实到思想探索上来，并非单纯重视小说叙事学。他在评价廖一鸣的《无尾猪轶事》时，从故事和叙述入手，落实到思想探索上来，他感到“叙述的语调平静极了”，“故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故事是文学也是人生的风景、风光。”“故事本身还会是人生经验的普遍的和凸出的形式，甚至有可能是人生的某种经历和体验的概括、象征和抽象。”“我们读到的是明白晓畅却又糊里糊涂的故事。明白的形式、糊涂的内涵，这就是成了张力和反差。”王蒙的小说批评，渗透了强烈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并以“独创性”为主导。
在创作与批评的同步操作过程中，王蒙把自己置放于大的文化背景中，即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历史境况，逐渐感到了“作家学者化”的重要性，这确实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审美智慧与思想智慧，这一理论取向，给王蒙的批评增添了光彩。由于他试图实践“作家学者化”问题，把自己置身于中国文学的总体历史中，于是，他的创作和批评获得了文化历史参照系。他对《红楼梦》所作的系统深入研究，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规范。王蒙的小说批评实践，明确昭示出：古代与现代不是割裂的，而是共通的。王蒙的《红楼梦》释论，既是他的现代小说批评的延伸，又是他的文学视野的拓展，他对《红楼梦》的评论，显示出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对于批评的重要性。他的红楼梦人物论具有震撼力，最难忘记他的《抄捡大观园》评说，这篇评论，最初发表在《文学遗产》上，与其他论文形成强有力的对比。王蒙的小说批评总是从文本出发，而相对忽视文本之外的作家和生活履历；相反，通常的小说批评完全忽略文本的审美韵味，而致力于文本之外的繁琐的作家生平交游考证和索隐。学院批评的考证和索隐方法，对于科学地认识作家创作的价值显然是有价值的，但这种解释方法决不是唯一的。小说评论正是被后一倾向置于误区，文学批评成了考古学，而不是“文本阐释学”。
王蒙千方百计地恢复文本自身的价值，而切断小说文本与文本之外的臃肿联系，这是他给中国文学批评界所带来的根本性贡献。由于他相当熟悉文本，在文本破译过程中融入相当细腻的审美体验，所以，他的红楼梦批评具有活力。他郑重地提出《红楼梦》的原生性问题，“所谓原生性，就是说当作家用他的眼睛、耳朵、心灵面对世界的时候，不是借助其他的已有的经验和符号系统，而是直接地从宇宙、社会、人生中得到经验。”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他才看到贾宝玉“用非常天真的态度来表示以自我为中心，又表示自己是局外人”。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王蒙的批评语言，活泼而又欢快，信手征引一段，便可知扑面而来的才情和语言的魔力，这正是小说批评成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大观园，荣宁二府，外人是不能随便进来的，随便进来就没有办法保存这里的特殊的情调、特殊的人际关系以及特殊的自我感觉。如果大观园能够随便地出出进进，如果周围的穷人可以带着羊到这里面来吃草，那还让林黛玉怎么葬花呀！”王蒙的小说批评，给当代文坛带来了新的规范，感应了先锋批评家的探索，王蒙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他不是方的，而是圆的，富于变化的。他所提出的批评观念，他所构造的批评文本，他所创造的批评语言，他所展示的批评态度和他所做出的生命启示录，皆显示出80年代文学批评智慧和小说叙事学的魅力。他的文学批评和小说叙事学，由社会学和文化学批评落实到生命阐释上来，成为有意义的价值论批评。我赞同他对文学的看法：“文学像生命本身一样，具有孕育、出生、饥渴、消受、蓄积、活力、生长、发挥、兴奋、抑制、欢欣、痛苦、衰老、死亡的种种因子、种种特性、种种体验”。王蒙的文学批评所昭示的，不正是从社会学、文化学分析回归到小说的生命意识中来吗？在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方面的双向探索，王蒙给现代小说叙事学提供了特殊的智慧，值得深入地探索。
6.1.3小说史视野：经典小说再批评与历史文化价值观的确立
现代中国小说批评，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文体自觉，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自觉，所以，小说批评的丰富性内容皆呈现出对故事形象的特殊关注。
通过叙述性形象理解历史文化生活的意义，关注生命历史的存在价值，在广阔的文化历史视野中，还原民族的历史生活景象或心灵历史记忆。与王蒙相比，杨义是以另一面目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小说批评家。他没有小说创作的丰富经验，以研究者的身份介入到了小说批评中，所以，他的小说评论以学者所特有的文化结构和审美理论进行和完成。杨义的小说批评，以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而为人们广泛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