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4禅悟之道与小品文写作的小智慧及其价值沉沦
幽默与讽刺作为“庄禅者”的傲世之举，在李庆西的散文叙述中似乎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现在，李庆西似乎很少写评论，小说也不多见。除了编务以外，他的全部工作似乎都与“读史悟禅”相关。他的交游圈子内，既有“竹林贤士”，也有“袁氏兄弟”；既有古园老道，又有文坛故旧。上京都，去沪宁，与“文友”同乐，与“老友”同醉，在杭城，只与少数合得来的人交游。他最近几年特别值得重视的作品，就是在报纸上发表的每篇不满百字的古史趣事评点了，他名之为“酌古集”，他的大量精短作品，已被结集成《禅外禅》了，“禅外禅”的命名似有深意。
如何给《禅外禅》之类文字定性？《禅外禅》的文体并无特殊之处，因为看古人的诗话、词话、野史、掌故，就可极熟悉这种文体，可见，李庆西《禅外禅》中的文体并非独创，实属仿制，这里有他的读史崇古情结在。古人的话语方式，确有今人“难到之处”，今天流行的话语方式是“思辨的独白”，文章动辄万言。“思辨之风”把话都说白了，琐细了，更有可能说枝蔓了，总之，把简单古朴的道理说得太“虚玄”，无疑构成了阅读上的障碍，这是白话文运动或欧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时人不似鲁迅和周作人辈，他们都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深得中国古代语言之趣味，因而，其行文，虽白实雅，虽浅实深。现代人不行了，只读时文和欧化句法，与古代话语有内在的隔膜，因而，在话语表达上，繁琐沉重，“虚玄”而不得要领。现代青年崇尚的晦涩欧化文风，更使这种表达不堪重负，民族语言的精华表达已被隔绝太久了，所以，“理重文繁”，让人读了半天还不知所云，因而，一些有识者便试图回返古典话语中去，或者说，返回到“五四”文学话语中去。鲁迅、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林语堂和俞平伯堪称表率，李庆西就是这一路向上的自觉者，因为他的话语得“五四”散文话语之真传。《禅外禅》的话语倾向，似乎更有复古的努力，这既符合他的“言不言，自在言”的话语原则，又符合他读古史的趣味，于是，他制作了“似新而实旧”的文体表述方式：说它是诗话亦可，掌故亦可，笔记亦可。严格说来，是读书随感或读书随想，他的话语，通常用两种字体编排，“述本事”的部分用黑体，“评点和借喻和象征生发”的文字用宋体。前者转述小故事，文字朴拙古貌，后者作些评点，文字浅显，富有禅机，这种短小精悍的“笔记体”散文虽小，但颇有趣味，在“文气繁盛”的作家不屑一顾的事，李庆西做得津津有味。
如何评价李庆西的写作用心？应当说，他不是那种热爱活泼泼的民众生活的人，这是他当作家的大不幸，因为远离活泼的民众生活，你再富于想象力，也枯索无味。这一点，他就不如张炜，你看，张炜居住在胶东半岛，与底层生活血肉相联，与各种人事打交道，也不同于贾平凹舍得花力气去“道听途说”，虽然他也是“古史迷”和“古文迷”。与吴亮也不同，吴亮永远用新奇的眼睛瞪着城市的灯光和五光十色的人群，用轻松的话语拍摄城市生活场景。李庆西怪就怪在：他不与太多的人的价值观念沟通，那么，他到那里去讨生活呢？他的现实选择是：“到古史中去”。与许多学者一样，李庆西近于学者的生命趣味，实远于作家的生命趣味，因为真正的作家往往是敢于尝试各种新生活的人。李庆西的学者性情，妨碍了他成为好小说家，当然，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机智幽默的写作者，因为领悟生活有各种各样的途径。作家写人叙事永远面对活泼的生活与人群，是发现，是智慧，但流于叙事本身，对人生之领悟“失之于浅”。他叙事，让人去品味人生，但并不直接参与人生评价。学者则不同，他叙事，常常直接参与人生评价，所以，既能把古今中外各种智慧加以合成，又能形成顿悟。作家往往有生活的历史感，却没有思想的历史感，学者往往有思想的历史感，却没有生活的历史感。现实说来，作家与学者是需要相互弥补的，做得成功的皆如此，做得不成功的皆与此异趣。
李庆西本质上属于学者，因而，他的智慧主要不是生活的历史智慧，而是思想的历史智慧，这一点决定了他“读史论禅”的意义。李庆西读史的冲动，源于他思想求索的智慧，但读史，并不是随时都有智慧，智慧更不会扑面而来。这就要有读史的眼光，读史的目的，读史的选择，因为有了这些前提，才会有读史的感动，读史的顿悟，读史的意义。李庆西读史，显然有两个目的：一是搜寻古人逸事，二是捕捉人生之禅机。搜寻古人逸事，有助于真正地理解古人，发现不同于时贤的通俗故事或经典故事，许多故事，是李庆西第一次读史中得来的，这就有新异感。历史在读中常有这种新异感，但通常不受重视；捕捉人生之禅机，是李庆西《禅外禅》的努力。“禅外禅”并不在“说禅”本身，“禅”在言外，论禅固然有趣，但毕竟无助于世，无补于世，因为“论禅”必须道出禅之外的东西。这不只是人生机趣，不只是语言智慧，更是现实人生的讽谕，李庆西的话语方式隐蔽了这一目的与个性，切不可忽视。他毕竟不是高僧，不会专论些“言意”问题，也不可能是高僧，禅的话语机锋没有佛教意味。以“读禅”为名，义在“读禅之外”，他推崇的实是“人格的风流”，例如，他“评叙”祝枝山，评叙一些古代风雅人物，表现了人格的风流。这种人格风流的要义，保持做人之本，持守做人之道，不因贫贱委屈自己，不因低微背叛良知，不因显赫而狂想妄为。这样，《禅外禅》实是人生之领悟，是人格自由的精神哲学。“言有尽而意无穷”，李庆西毕竟没有失去学术本色，他的写作用心也就值得推重了。
写作《禅外禅》的李庆西，是否是“遁世者”？应当说，李庆西的话语方式算得上名士风流。写这些小文章，像袁宗道一样，可以稍稍贴补家用，同时，写这些小文章，也不至于“埋没声名”，他自愿写，又找到了合适的发表园地，真可谓一举数得。说起文事，李庆西写作《禅外禅》仍有思想支配，这可能与年龄有关，李庆西不是完全自在逍遥的都市客，因为身处都市，置身文人之间，没于市井声浪中，被灯红酒绿和现世浮华所包围，却有不知“何可为”，不知“何所为”的困惑。在有为与无为之间，他的选择是艰难的：作为社会的人，“无为”是不可能的，要想“无为”，在现实社会中，唯有佛道之路。即使是走向佛道之路，也未必就能无为，无为实际上是为了有所为，排除杂念，专注一心，就能有所为，人彻底无为就不成其为人。李庆西的“无为”，显然是无为而有所为，为闲杂分心，为时尚所挟，红尘滚滚，一腔热泪，这并非他所愿，他之“有所为”，却有成就，这是他的幸福处。如果就“全身”这一意义而言，李庆西可谓功成名就，但是，他未必就不关心世事，其实，他很关心文事，也很关心世事，例如，他常为文事的衰落而“徒感悲哀”，为世事之变动，有其忧愤。道德的、人格的和精神的，自由的问题，无不烦扰他的心灵。
李庆西为世事“所烦所扰”，因此，就不免要“讥”要“刺”，他不会像鲁迅那样怒目金刚，但毕竟会像袁宗道那样悄然愤世，他在《文艺评论》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比《禅外禅》长，也活泼自由些，讥讽世事和文事相当老到深刻，他隐蔽地找到了独特的文体方式来讽世。这是尴尬的处境，因为讽刺要么是快人快语，单刀相向，来得直白，解气，但李庆西不属于这种性格，他喜用隐晦曲折的笔法，轻轻一点，自然上题。问题是，他的讽刺常受到幽默的干扰，“趣史叙事”以幽默为特色，在幽默的一笑中，可能有“怆然感”，但更多的是机智的嘲讽。这类幽默与讽刺，人们常在茶余饭后作为趣谈，而并不在意讽刺的意义，因为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人格，被人一笑，得其乐而失其愤。在作这种“酌古集”时，李庆西未必就特别轻松愉快，见到古史与今事相合，拍手一笑，然后点破题旨，表明现实意义。似乎有些简单了，文人毕竟要更大气些，我断断续续地读过他的《读书灯》之类的随笔，《酌古集》中诸篇什，皆有余趣。我读过他的百余篇小品文，“赏”其智慧，并未有太大的感动。我怀疑李庆西老这么走下去，心灵未免就不悲怆，我是“赏”其逍遥，“乐”其逍遥，亦“憎”其逍遥。像他这样的批评家和小说家，凭其灵性和睿智，本可干些更“使力气”的事。任何写作者，皆有其自由人格精神所在，成亦它，败亦它，此为“自由之尊”。李庆西的生命趣味和写作趣味有其典范意义，作为私人写作是个人的自由，他者无评说的权利，但文章，作为社会文化存在，自当有其评价的必要。现代中国写作者必将贡献出更有良知、更有力量的文化精品，这是一代中国读者的期盼，李庆西的话语方式与生命趣味到底如何判断，这实在很难说，“都市逍遥客，逍遥自逍遥，逍遥不逍遥”，只要有智慧在，这生命的言说就会显示出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