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与沈从文的风俗人物画，并不一样，他笔下的人物，就是他的父老乡亲，因为他是真正的土生土长者，生长在几十人的山村里，以耕种土地为生，几乎每人都有历史。每个家庭，皆有自己的历史，贾平凹熟悉每一家庭的历史，可气的，可恨的，可爱的。所有的人物，皆可以活在他笔下，这些人物，可以用一系列的细节去勾画，甚至脸谱也是分明的。他不是旁观者，而是真正生活在乡民之间，所以，他笔下的“乡下人”有真正的土味，显得那么真实可信，因为那是他的父老乡亲。当他写这些农民时，如此细致动人，具有如此复杂的心理感受和体验，但是，当他写土匪写流氓时，笔下明显不听使唤，其情节、人物，与看多了、看惯的土匪电影没有什么两样。他真正熟悉的是乡下人，在城里生活了多年后，应该说，写城里人，他写得地道，但是，作为“乡下人”，天然地与城里人有对抗感。当他穿着中山装时，可以把他当作乡下后生，如今，西装革履了，城市文化真正改造他，陶冶了他，但他不可能像沈从文那样逍遥。他身上有“土性”，这种“土性”正逐渐地被他的禅学、他的易学、他的风水、古典诗文修养所改造。
纵观贾平凹的散文，应该说写得最好的仍是“乡下人”，例如，天水和小小、英英、石华三位女性的恋情，写得成功的仍是“天水”，因为他真正熟悉这些人性格的历史。“香香与跛子、三大、工头”，写得最好的是“三大”，“黑氏与小男人、木勺、来顺，”“回回、禾禾、麦绒、烟峰”，“韩立子与王才，甚至狗剩、秃子”，等等，之所以具有如此活生生的气魄，就因为作为乡下人，他熟悉这些人性格成长的历史。他以“爱情故事写男人的自卑和对女人的神驭”，无不是基于那种真正乡下人的体验，贾平凹虽学禅道，但根底里仍是“儒者”，儒家理想和道德原则，深深地浸润着他的灵魂。贾平凹写人更关心的是生活，而沈从文根底里是“道者”，追求生命体验和生命快乐，他更关心“生命”，而不是“生活”。“生命”与生活，在英文里都是“life”，但是，在汉语中，这两者的意思却有不同。道与儒之间的区别，大约也在此，这是沈从文和贾平凹写“人物画”的两种不同姿态，他们的“乡下人”，重点不在修饰的美，而在天然的美。天然美，是他们笔下女性的灵魂，这种灵魂的刻划，只不过是运用清水、镜子和一把梳子而已，不需要任何化妆品。风俗是人的灵魂之外显，沈从文和贾平凹的乡土散文皆没有忽视风俗描写。沈从文最拿手的，是写服饰和民歌，苗民的服装是独特的，沈从文以特别丰富的服装知识，给他的人物着装，确实令人叫绝。
1949年后，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写出了《中国古代服饰史》，应该不是偶然的。他从小就熟悉服装，因为苗民生活的审美情调，体现在服装上，体现在歌声之中，因为县城是服装的展览市场，赶集的日子，就是比服装漂亮的日子。沈从文对苗民的民间文艺特别熟悉，无论是唱情歌，还是敲锣鼓、民间舞蹈，他都作出细致的描绘，但这民间文艺的韵律，情韵，深深地渗透在他的作品中，给他的作品增添了无限美感。贾平凹对乡土文化也相当熟悉，他作品中那复杂而多变的山路，那花草虫鱼的意趣，那历史掌故，婚娶嫁丧风俗，他异常熟悉。生命神秘感，命运不可把握感，自然的可恐怖感，支配着他的乡土文化观念。沈从文从民间文艺里，看到了生命的狂欢和沉醉；贾平凹从乡土文化中，看到了乡下人生活的沉重和压抑。例如，《腊月、正月》里的人物，在勾心斗角中，哪有快适美感可言。沈从文与贾平凹的风情画的差异是明显的，但有其内在一致的地方，他们总是试图以爱情去贯穿这些风情画，而且不断地表现山乡的野蛮，显示乡下人的宽容和爱恋。
5.2.3乡土散文的人性审视与人性生活的美感追求
人伦和性情，涉及生活问题，生命问题，道德问题，社会问题，人性问题，乡村问题，这所有的问题，皆纳入了沈从文与贾平凹的审美视野。他们不是政治家，并不从法律角度去思考问题；他们不是经济家，并不从经济方面考虑问题，但是，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贯穿在他们的人伦与性情的思考之中。如果说，沈从文思考问题的症候是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对比，表现了作家对都市文明的厌恶，以及向乡村文明的回归等基本倾向，那么，贾平凹则着力表现旧的伦理社会规范与新的伦理社会规范之间的价值冲突。沈从文试图从变中去求不变，贾平凹则试图从不变中去求变。沈从文厌恶都市，向乡土回归；贾平凹则并不对抗都市，而顺应时势，认为乡村的前途应该向都市方向发展，只有这样，农民才能真正超越低层次的苦难。沈从文的时代，都市与乡村差异并不太大，贾平凹的时代则差异很大，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不同思考方式。
沈从文开始写散文，是到了大都市北京之后，正如凌宇所云：“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同时跨越了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进入陌生的世界。”他思考是“生活”问题，而不是“生命”问题，都市生活，对他来说是冷酷无情的，远不如乡下自在。“都市多龙虎”，没有一点本领是混不开的，沈从文所想的是读书，学知识。如果以他从军的经验，混迹于黑社会，也许不太艰难，他的思想境界早已超越于此，由于他没有系统的文明科学知识训练，所以，一开始无法步入大学，只能以旁听的资格求学，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异常苦难。乡下人到都市的体验，对他来说，一时还构不成散文的材料，再说，也写不过那些在都市生活多年的人。沈从文从事写作所面临的，不是材料问题，而是文学能力问题以及如何调动关于故乡之记忆的问题。语言是他的最大障碍，他只能在困厄中，贪婪地读新文学作品。也许得益于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对他的影响，他逐渐浸入到文学的灵性之中，至少在语言上亲近这类抒情文学，他们的文学空灵而优美。当然，在题材调动上，应该说得益于废名的乡土散文，他主要写乡土和城市生活感受，船夫、仆役、草头医生、小店主、老板娘、荒村的隐者、小贩子、木匠、工人、猎人、渔夫、土匪、兵士、伙夫、勤务兵、刽子手，等等，皆进入了他的创作视界。也就是说，沈从文一开始写作，便成熟地意识到自己能写什么。这最关键。
一般人皆缺乏这种自觉，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永远写不好作品。鲁迅与周作人的乡土散文正大受欢迎，沈从文便开始创作乡土散文，写自己的故乡，不过，他对故乡的态度，不是顺从鲁迅的批判者的姿态，而采取的是周作人的抒情姿态。沈从文迫不及待地以散文化方式，讲述湘西的人物和景致，他往往不会深入地体验山川草木，不把自己的情感置于自然描绘之中，而是全景式扫描。村庄有五户人家，他就一户也不少地写下来，也就是毫不选择地写，所以，他早期的作品根本谈不上选择性，即有东西写就好。记起什么就写什么，非常随意，这样，就缺乏中心，缺乏组合，有时，散文或小说甚至根本没有故事，只有人物活动的速记和素描，几乎没有什么情景和场面不能被纳入散文与小说之中。无论是相关，还是不相关的，沈从文一生的创作几乎大多是如此，所以，像《边城》那样，故事那么紧凑，那么富于冲突性，人物那么集中，情节推展那么有力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边城》，是沈从文写得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是那么成熟，而沈从文的其余作品，如果让一位语言学家或一位批评家加以删节，去掉无关的话语，一定精粹、优美得多。但是，沈从文就是沈从文，他一向不大在意散文的结构，而在意散文的语言与句式的美，在于人性的美，生命的美，他看重的是：作品是否表达出乡土文明那种独特的生命意蕴？这说明在创作散文时，他把人伦和情感放在乡土散文抒写的第一位。
沈从文追求的是怎样的人伦呢？那是古朴、善良、温和、富有灵心、友爱、自然的人伦。沈从文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创面对照看看，就可明白我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反动阶级的爱憎，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更能说明这种人伦观念的，是《边城》中的说明：“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思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便呆着打发这一段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地传定远远的。尤其是妇人感情真挚，无可形象。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希望船拢了岸，人摇摇荡荡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心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那个男子在枕上向另一方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性格强一点儿的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他们生活虽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自得与欢乐，在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命里时，也便同年轻生命相似，全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这大段的议论里，已表明了沈从文的人伦观。人性是何等的善，其中有神性的光辉，这是他的湘西生活图卷，让人很难猜出沈从文这种人伦观形成的感情和生活基础。确实，深山老林的乡音，一两户人家相依为命，很自然，但沈从文不只写这一两户人家，而是写沅水两岸的人。山里人对妓女的设想，哪里是妓女，分明是情人，是夫妻，这种特殊准则是存在的，问题是，沈从文将之扩展为普遍人伦观。在沈从文的创作动机里，应该有两重内涵：首先，出于反抗都市的需要，因为都市人把他看作“乡下人”。
乡下人仿佛是微不足道的人，谁也不会多投给他两眼，尤其是那些女人们，那些教授们天然地蔑视他，即使是在大学教书，沈从文也常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那些古典学究，那些只会读些死文字的学者，还有那些留洋回来的人，瞧不起你，沈从文有内在的不满，他必须反抗，这种反抗，不能以公开的形式，因为这种教授集团太强大，你斗不过他们，他们认为新文学不算学问。于是，这种反抗，这种人性仇恨，只能转化为对乡土人伦的赞美。人与人之间是多么平等，人与人之间是多么友善，而那些大学者们，他们可以用你字读音不准，嘲笑你的无知，可以利用注疏一本书得一些俸禄，戴上所有天才的光环。沈从文这种乡下人的处境，并未因郁达夫、徐志摩等的提携而稍许减轻，他面对的是钻在故纸堆里整理诗词典赋、编历史语言年表、训诂考证的学者们。这种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比较普遍，古文派瞧不起今文派，闻一多、陈梦家、沈从文等转向学术研究，虽有兴趣驱动，但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对乡土人伦的向往，正是对都市人伦的反抗。其次，源于创作题材与情感记忆的优势。当鲁迅等乡土散文的批判倾向达到效果之后，人们已逐渐有些满足了，因为任何作品，皆不能绝对占据主导的地位。沈从文所发展的这种乡土抒情传统，这种审美取向，与徐志摩、郁达夫、废名、周作人、朱光潜、梁实秋等海外归来的文学创新者取得了一致。他从这种人伦出发，虽然人物类同性很多，翠翠与来头何等相似，老船夫和老水手，夭夭与长顺，但是，这些人物全部都是沈从文的人伦观演化出来的。夭夭和长顺，只许人们吃橘子，不许买橘子，因为橘子是不卖的，是送人吃的，一切都服从人伦美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