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与神对语：孤独者的超人意志与新人意识的时代意义
孤独者坚信：这个世界不是太冷清，而是太繁杂；这个世界不是太理智，而是太盲目。人们不希望看到这个世界只有声音，也不希望听到太杂乱的声音。现实如何呢？有时是声音，众声附合，众声渲染单色调声音，在这种声音状态中，失却怀疑，便是失却信心，陷入盲目。有时又处于多重声音，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彼此争论不休，却找不到相同的基点，独断者有，随波逐流者有，崇洋者有，崇古者亦有，价值失范，价值失衡，无主题变奏。在声音杂乱的时代，个体的声音实在微不足道，每个人自以为拥有真理，而个人的判断却又暴露出缺陷，因而，人们又陷入新迷茫之中。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振振有词地言说，但每个人又都处于无心状态，谁也无法说服别人，谁也无法使人相信，这种无序状态与单声调状态，同样不利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真正的谐和状态在于：大家有可沟通的话题，有可共建的人性理想，同时具有必要的怀疑精神，这样，既可能打破单声调状态，又可能克服话语无序状态。作为独立的个体，作为孤独者，不应时时刻刻代表小我而发言，必须代表全民族，代表人民的自由意志而发言，这对于诗人来说尤其重要，“真言”与“箴言”，虽音相同，而义不同。真言相对于假言而成立，说真话而不说假话，这是诗人的基本价值立场，但仅有真言是不够的。诗人，作为民族的触角，理应在真言的基础上说出箴言，说出至理名言，说出充满哲理或具有透视精神的话，总之，诗人的人格理想必须蕴涵在诗人的人性理想中。孤独者的人性理想是孤独者的生命期待，是孤独者的人生觉悟，因而，孤独者的先锋意识与反抗精神乃至独特的审美理想在诗歌表达中显得尤其重要。
孤独的诗人与哲人，往往是坚定的信仰论者，他们决不怀疑可以创造新生命，也决不怀疑可以摧毁旧生命，否则，就无法乐观地展望生命的美好前程。他们是批判者，也是幻想家，他们是反现实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坚信自我创造的价值具有伟大的力量，他们坚信自我展望的世界是生命美妙的世界。尼采的人性理想和生命期待，体现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中，据尼采自述：“这部著作的宗旨是永恒轮回的思想，也就是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此前，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382节就对这种新人理想有所展望，他说：“我们是尚未证明过的、未来的早产儿，为了达到新的目的，我们需要新的手段，即新的健康，比以往所见的更强壮、更敏锐、更坚毅、更勇敢、更欢快的健康。”所以，尼采认为他的人性理想超出一般。他在自述中写道：“我根本不打算说服谁去追求它，因为不会把这种权利轻而易举地给予谁的，因为它仅仅是这样人的理想，他们憨直地即不由自主地。由于精力过于充盈和强大而把一向尊为神圣、善良、不可侵犯的东西当成儿戏。”最后，尼采对他的新人理想有所说明：“命令式：你们要坚强些！一切创造都是坚强的，这种起码的信念，就是狄奥尼索斯的本来特征。”由此可见，尼采的新人理想是：人要成为超强的人，唯有成为超强的人，才能充分实现个体的生命意志。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借超人之口，把他的人性理想表述对伪信者、懦弱者、颓废者、庸人、市民的蔑视。
在尼采看来，“超人即大地的意义”，这是尼采给超人所下的定义，但尼采未能就此作进一步的明确阐释。他像诗人一样，在形象的描绘中已充分展示了“超人”的性格和理想，但并未对超人是大地的意义作深刻说明。为什么说“超人是大地的意义”？大地的意义是什么？尼采也未作出说明，陈鼓应作了这样的解释：“往昔，我们的愿望被升高，升高到云层中，在这上面放着彩色的木偶而被称为神。”“创造的超人代替了虚构的上帝，尼采呼吁大家不要相信那些宣说天国希望的人，要对大地守忠实，以此，尼采向世人宣称超人的意义。”“天国的思想支配人心已有几千年之久，结果使人类因懦弱而不能自拔，尼采乃力图扭转这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恶习，晓谕人们别再妄想天国的奇迹而重视大地的开拓，也无需执著空漠的灵魂而肯定实在的肉体。”陈鼓应的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尼采的超人观仍有神话精神作为其内在支撑，因为尼采的超人，很容易使人想起大地之子安泰，他一旦扎根大地，便力量无穷，尼采的超人是扎根大地的人。大地是实实在在的，大地是蕴涵无穷力量的，大地是生生不已的象征的。超人在大地上孤独行走，超人在大地上沉思，超人的力量源于大地，超人即放纵于大地之间，在大地之中体悟生命的快乐。大地就是本原，大地就是生命的根本，大地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前提，大地是与人为性文化性因素相对立的客观实在，这样，尼采超人观的本原象征意义便可以明确。超人不是拯救神的人，而是拯救大地的人，保卫大地的人，这是实在而不是虚幻的人性理想。尼采在人性理想上崇拜力量、狂欢、自由、奔放、坚定、强大，与一切软弱和退缩相对抗，这种人性理想显然具有积极意义。法西斯把残暴、恐怖和超人混杂在一起，恰好忽略了超人是大地的意义；超人是使所有的人坚强勇敢的启示者，而不是践踏和消灭人们的魔鬼。
从尼采的人性理想出发来看顾城的人性理想，顾城的人性理想显然过于女人气了，同样，从顾城的人性理想来看尼采的人性理想，尼采显然过于残暴了。世界不可能按照某人的生命模式存在，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性理想来构成互补，因此，顾城的人性理想也是值得重视的。顾城从诗人的个体理想出发，把《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人性理想视作生命极致，顾城认为：“女儿性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净，那么干净。”“在《红楼梦》里，人无论好坏，只论清浊，而其中的女儿性恰恰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人性和佛性这种和谐的最高梦想。”“女儿性对于人世来说是个瞬间，一朵朵凋谢的玫瑰；女儿性对于她自身来说，却是无始无终的春天，永远在大地上旅行。”顾城所向往的人性理想，是纯净！真是奇怪，他并不崇拜童心，而崇拜女儿性。顾城所代表的这种人性理想，在东方文化中有很大势力，顾城如此，川端康成如此，泰戈尔如此，徐志摩亦如此，东方人向往的是人性的纯净、温柔、雅洁。这种人性理想的取向，显然有别于尼采式的西方人的人性理想。西方人喜欢在冲突中追求生命的迷狂，东方人希望在和谐中追求生命的完美。西方人以狂野来达成生命的癫狂，他们不惜冒险、追求，甚至通过毁灭来达成这种自由目的，这是西方文化的粗犷精神。东方人则以至情、柔韧、坚定来达成生命的和谐，明月佛禅境界，高山流水意境，花开花落情趣，是东方人所追求的散淡之美和自由之美。现当代东西方文化的错乱和失落在于：西方人追求东方人的人性神韵，东方人则追求西方人的狂欢自由，于是，两重人性理想发生了错位，使东西方人性理想普遍失落。正如有人概括的那样，西方人追求的是日神精神，东方人则追求的是月神精神，虽然共同崇拜酒神精神，但是，随着日神与酒神、月神与酒神的调和，东西方文化精神和人性理想仍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这两种不同精神，大约根源于东西方人的自然性和文化性，以及由这种自然性带来的文化性差异。
因此，不能简单地站在尼采的立场上来评价东西方人性理想，也不能简单地站在顾城的立场上来评价东西方人格精神，相反，应站在本位立场上来看东西方文化差异，又应站在对立立场上看东西方文化的现代冲突。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必将愈演愈烈，在这个世界上，理应从孤独诗人的哲思中受到启示。问题远比设想的要困难，在孤独的诗境中，体验，思绪是否应克服狭窄、片面而走向深度融合，从而真正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呢？尼采未能实现他的人性理想，顾城也未能实现他的人性理想，他们把问题交给了我们，要求现代人在独立运思和接受启示中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给出自由的答案，需要无尽的生命智慧，从历史的智慧、生命的智慧和文化的智慧中去寻求这种救度人生的自由智慧吧！诗人以形象与思想指引世界，哲人以思想与理性指引世界，诗哲则以思想与诗歌指引世界。人类艺术史或人类思想史上最优秀的诗歌，是哲学诗歌，例如《道德经》，同样，最深邃的哲学思想，亦是哲学诗歌。哲学诗歌以哲学为灵魂，以诗歌为动力，以韵律表达思想，以形象展示思想，以思想完善形象。哲学诗歌是浑整伟大的诗歌，亦是深邃神秘的哲学，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思想指引力量。顾城没有成为这样的诗哲，但是，他的歌声纯粹美丽，他的歌声富有童心鬼气，他的诗歌自然神秘，因此，顾城是值得讨论的，这实际上也是批评意义上的“思想指引”。当诗人迷茫于什么是真正的诗歌时，什么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时，我乐观地告诉未来的诗人：哲学诗歌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哲学诗歌是最值得追求的思想境界。从诗哲意义上说，诗歌或哲学的孤独，实质上，是与天地自然的伟大亲和，是对人世间庸俗思想的伟大超越，是对精神创造的最高规定。真正的孤独，是不孤独，因为它要宣扬“伟大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