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标志着从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向审美主义文学批评的转变。他们为新的文学观念而欢呼，为新的文学形象而欢呼，为新的人道主义观念而欢呼，这一批评流向，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的新方向，他们总是从历史的、审美的、政治的、道德的、心理的维度入手去评价新的作品和新的文学形象。从他们的批评中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批评话语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艰难努力，他们的批评强调感悟，强调独创性，强调时代性，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和使命感，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评话语多元并存的时代，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自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尤其是雷达的批评，逐渐摆脱了那种就事论事的批评习性。在批评实践中，他注重对作品的历史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感悟和阐发，从而超越了单一性的感悟鉴赏批评模式，使审美的历史的批评与文化的心理的批评在审美精神现象学中获得了创造性整合与统一。
在冯牧、阎纲的批评活动终止之后，雷达能够使这一批评方向得以延伸，又显示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的新的活力，不能不说是可贵的探索。无产阶级的艺术原则还是值得强调的，卢那察尔斯基曾专门阐释过无产阶级的美学原则，这一立场和观点的现代意义可以进行创造性转换。他说：“作品中的集体主义的调子，也许对无产者来说是最为独特的。”“工人诗人就将成为群众的诗人。他们已经开始向群众，为群众和通过群众，歌唱起自己的赞美歌来。”“无产阶级的这种特征的整个独创性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表现出来：当它能够自己建设自己的宫殿和一连串的城市，用壁画来记录下不可计量的城墙，在城市里树立起人的雕像，使这些自己的宫殿响起新的音乐，在自己城市的广场上安排宏伟的场面，使观众和出场人物在一个欢庆的节日中打成一片的时候。那时，无产阶级用资本主义的地狱来培养的个体创作的特征就表现出来了，用无产阶级艺术的所有一切基本特征：热爱科学和技术，对未来的广博的看法，战斗的热情，不留情面的真实，在对世界的集体主义感受和集体创作的底布上描绘时，就获得了前所未闻的规模和难于预感的深度。”这种无产阶级美学原则，在审美历史批评中应该得以发展和坚持。
2.2.5先锋派文学批判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重估
为了深入地理解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对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实践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冯牧的文学批评活动从20世纪50年代即已开始，他有着革命的经历，因而，对于军事题材的艺术相当熟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冯牧开始担任中国文联与作协的有关领导工作，因此，他的批评视野获得了很大的拓展，广泛涉及小说、诗歌、电影、美术等方面的批评，但冯牧在20世纪文学批评史的真正位置，实际上还是在“文学新时期”。他不仅直接担任《中国作家》等大型刊物的主编工作，而且参与新时期文学的许多重要讨论，他的批评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和创作导向意识，这就使他能够对社会主义文艺时期的一些影响比较大的问题保持某种敏锐性。新时期文学批评史，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文学批评，不能不提到冯牧。他相继出版了许多文学批评集，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文学风雨十年路》、《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冯牧文学评论选》，这几部较有影响的批评著作涉及的大都是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历史往往是不堪回忆的，站在世纪末的高度来俯视20世纪70至80年代初的文学活动，如果没有特定历史时代的切身体验，对于这段文学史和批评史，定会有许多隔膜和困惑之处。正因为如此，不能以20世纪90年代的批评眼光来评价冯牧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写作的批评文章。他的批评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面临着艰难的转型，从冯牧的批评文本中，可以看到他探索的勇气和内心的挣扎过程。70年代末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沿用50年代建构起来的文学批评模式，当时，稍有出格的作品，往往会引起批评界的热烈争鸣。可以回想一下，80年代文学批评界对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的态度。
对于这些新锐的作品，老一代批评家极力反对，而新一代批评家则用力支持。探索性的作品，通常是以反对传统写作观念的面目出现的，因而，以50年代的文学批评模式来解释这些探索性作品，往往不知从何说起。对于这样的作品，需要新的批评观念和新的批评策略。冯牧的批评，对于完全新锐的探索性作品较少涉及，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冯牧的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人不可能为了适应新的创作，不断地改变内心建构起的一套文学价值观念。每个人皆有其时代局限性，一味地跟随新潮的批评家，不见得就能说出内心的创造性体验。像冯牧这样的批评，内心始终有一个强大的信念，即批评必须为那些现实主义作品唱赞歌，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必须反映正在变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新的精神风貌。就冯牧个人而言，他十分欢迎那些反映中国农村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精神风貌的作品，坚信社会文艺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文艺精神，这种精神就在于勇敢地面对苦难的历史，积极地参与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建设，在个人道德情感方面，总是以奉献、忍耐、牺牲、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作为支撑。因而，在动乱的岁月结束后，一些作家写出了人民战胜苦难，面对新时代，勇猛向前的作品，冯牧总是深情地为之歌唱。由此，可以看到，冯牧不可能像新潮批评那样，关注叙事文本、叙事策略、叙事变奏等艺术问题，也不可能像新潮批评那样关心审丑、反讽、荒诞等思想主题。冯牧老老实实地以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来衡量作品、评价作品，尽管也呼唤人性，人道主义，但是，他的批评并未超越政治学社会学模式，相反，审美的历史的批评的观念贯彻得很不够。
从政治的社会的批评模式出发，评价作品无疑要以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为主导，事实上，当时，大多数中青年批评也未能超越这一创作模式。写社会，写典型，写变革，而较少涉及个人独特的内心生活，也很少涉及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因而，冯牧的批评非常强调突出文艺的思想性，而较少考虑文艺的艺术性。即使在批评实践活动中，也较少涉及艺术问题，往往只是做出一般性分析，并附带在思想性分析之后。实际上，冯牧没有建构一套关于艺术分析的美学规范，因此，他的艺术分析只能从人们习见的情节、典型、叙事、抒情、议论这些创作观念去判断。这些观念，对于现代艺术的分析只能是浅表的，所以，冯牧的批评尽管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带有一定的创作导向性，但是，从今天的眼光，这些批评文本的可读性往往不高。一旦抽去了当时特定的思想背景，以更系统深入的批评观念来评价作品，冯牧的批评文本往往显得过于政治化，少有艺术的灵性意识和审美意识。可见，批评的时代性并不能代替批评的历史性，批评自身的价值少不了对艺术的真正分析，而不能只就艺术的时代性和思想进步性立论。
与冯牧的批评相比，阎纲的批评似乎对新时期文学的总体把握不够。他立足于对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他的著作也大都是文学批评集，他的《小说论集》、《文坛徜徉录》在80年代初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的批评简短、充满感情，因而，阎纲的批评，在当时就受到了刘再复等人的好评。阎纲的批评是作家式批评，他虽没有写出什么有影响的文学批评本文，但是，对作品的感知和体悟是很本色的。每当碰到一个新作品需要评价，阎纲总能一下就抓住这个作品的独特性，正因为如此，他的批评往往触及作家的创作智慧，他的批评自然也就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欢迎。阎纲的批评主要立足于小说，对于其他文体，例如，诗和报告文学，虽也有涉及，但他的评价本身往往显不出思想光彩。他的一些有见识的批评，还是在于对中短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把握。必须承认，在他那一代批评家中，他是有才气和灵性的，他的一些评价直抒胸臆，自然而又自由地言说。没有深刻的哲学背景，没有玄奥的理论术语和结构分析，他把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从创作的角度给予了充分地言说，因此，读阎纲的一些精粹而又明快的批评，仍能感受到他的批评风采。由于阎纲在哲学、心理学、美学诸方面的训练不够，因而，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学院派批评家相比，阎纲批评的理性色彩相当薄弱。他与作家很熟悉，对作家的创作观念、创作追求以及创作境界把握比较准确，同时，受到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创作理论观念的束缚，阎纲的批评，一方面忠实于个人的直感、直觉，另一方面则自觉地认同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思想准则。
他的批评，一方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主旋律，另一方面又充分表达了个人对作品的独特体验和直观感受。每当他读到作家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新的精神、新的追求的朴素描写，他就禁不住怦然心动，总要热情地歌颂作家所发现的真善美。批评必须相信直觉以及直观的感受，像阎纲这样的批评家，有权讥笑那些未读作品而胡说一通的批评家，这一类批评家可能理论修养较好，但理论修养与具体的艺术判断之间，毕竟有着很大差异。具体的艺术创作有其作家的个人特点，这是不能以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乃至维特根施坦的理论来套用的，有一些批评，动辄即运用《存在与时间》和《存在与虚无》中的一些观念来解读中国作者的作品，自然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大多数中国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对生命的探索是建立在直接而且自觉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很少作家先验地运用哲学观念来建构作品，因而，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真正能与西方哲学家对话的毕竟是少数。用存在主义的观念来分析文学作品显得有些矛盾，相反，从个人直感出发，体会作家特定的时代思想意绪，可能更能准确地把握作品本身。像阎纲这样的批评家，是反对用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来解读作品的，他认为这样解读作品必然文不对题，阎纲坚信，对作品的切身体验和直观把握是文学批评的正道。一个人坚持某种观念，总能有所发现和创造。
事实上，阎纲运用这种直观的方法把握具体的作品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一旦更加深入地系统地宏观的把握文学创作史，阎纲的这一批评策略就显得小家子气了，因而，阎纲从未写出像样的深刻的宏观的文学批评文章。他的思想个性和理论准备，使他不能完成这种大题目，只适合于写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这种批评自身，对于跟踪文学创作实际非常有效，但是，对于文学的总体反思就显得严重不足。必须承认，未来的文学史在评价某一具体作品时，可能还会参考阎纲的评论，但对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乃至80年代文学进行深刻反思，就必须超越阎纲的批评。学院派批评家，往往在整体把握文学作品时比创作式批评家来得系统深刻，而在某一具体作品的评价上就不如作家式批评来得敏锐独特。阎纲的批评实践活动，在80年代后期基本上终止了，这一方面与他的年龄相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对80年代中期以后的探索性作品的陌生有关。对于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本来是作家式批评的专长，但是，探索性作品与探索性观念是一致的，用传统批评观念无法读解探索性作品，这大约是阎纲终止批评的又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