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趋同的时期，被称为反思主义的非主流各派向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挑战也在继续。反思主义包含了许多流派，其共同点在于不承认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理性主义基础，强调理论的诠释性、行为体和结构的互构性、互主意义的重要性。比如反思主义的重要派别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发表论文《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指出，主流理论是解决问题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力图解决的是现有社会和权力关系面临的问题，以保证这些关系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然而，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主流理论所谓的像国家这样的给定因素实际上是历史和社会力量所建构的。以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试图通过解构传统统治阶级设定的分界，强调无规律的、不可控的国际运动和流动，从而破裂稳固的团结和对立，挑战国家主权。‘话语’和‘阐释’被展现为对抗现代主义立场中的刻板制度的有效武器。由此而生的后现代主义分析指向一种差异性全球政治，一种在一个平滑、没有国家边界的僵硬限制的世界中实现不限地域的自由流动的政治。”尽管后现代主义理论过于关注旧的权力形式，这样它很容易跌入新权力张开的臂膀，但是它们表征了一个历史现象：现代主权已经发生了断裂。反思主义无不包含着对现实国际关系的洞见，但是它一直受到主流学派的漠视，影响不大，这种状况成为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建构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最直接动力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流与非主流之争，而现实动力无疑来自于冷战的结束及其后国际政治格局的激剧变化。公民社会和跨国公民社会组织在促成冷战结束的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它们甚至没有预见到这一历史结局，也未能及时对它做出充分的解释，因而其理论合法性受到极大的怀疑，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由此产生了严重的范式危机。其后，随着东西方僵局的破解，越来越多的跨国合作达成，在此过程中，以全球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活动领域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传统的以国家为国际关系中主导行为体的现实进一步变化，“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前提更加动摇。
1992年，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发表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展开了对理性主义所作的国际关系无政府性假设的批判。文章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不是无政府状态创造国家互动和国家利益的可能性和结构性限制，而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创造社会。这种理解奠定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架，即反理性主义和反物质主义的基本原则，前者意味着国际政治的社会结构不仅仅影响行为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后者则指明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不仅仅是物质性建构，它更重要的是社会性（文化和观念）建构。显然，温特关注的是国家的互动对无政府逻辑形成和变化的作用影响，国际制度对国家身份形成与国家利益界定的影响、观念和文化的意义和转化等，民族国家仍然是建构主义分析中的主题，但同样明显的是，温特已经逐渐将理论的焦点由理性的利益领域转向了互动领域。这种理论上的转向对于全球公民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正如戴维·坎德勒（David Chandler）所言，“这种以‘去国家中心化’（de-centering the state）为主要目标的逻辑以及通过互动和观念来为起调节作用的规范排序的做法，奠定了全球公民社会作为国际关系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一地位。（因为）一旦国家行为被看作是在互主体地建构它们的利益和身份，重点就在于建立和内在化这些新规范的跨国和国际网络行为上。”温特的研究虽然还没有给予跨国和国际网络行为直接的关注，但他提出观念结构而非物质结构在建构国家身份和利益过程中的核心意义，实则突出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存在意义，因为离开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国际领域中的互动无法得到充分解释；而关注观念形成的过程，自然不可忽视全球公民社会在促使观念从个体思想转变为共同规范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强有力的角色。
对此，戴维·坎德勒写道，“在今天的全球化的世界中，随着跨国联结的出现，效忠于跨国伦理的运动者们被认为能够改变最主要的国家的身份以及利益。”在对1989事件的实证考察中，建构主义学者里丝（Risse）和诺普（Ropp）谈到公民社会的作用，“作为1989和平革命的可能条件之一的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至少部分地源于这种事实，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自身严重地受到由跨国行为者和组织所传播的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东欧的）和平转变是由受到跨国人权网络赋予和加强其主张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见者带来的。”而凯克（Keck）和辛金克（Sikink）对跨国倡议网络作出的富有影响的研究则恰当地体现了这种相互关系。虽然他们对跨国倡议网络包括国际和国内的非政府研究和倡议组织、地方社会运动、基金会、媒体、教会商会消费者组织和知识，区域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有关部门以及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的有关部门等无比广泛的内容，但是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仍然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倡议网络的形成是“为了提倡某种事业、道德观念和规范，而且它们的参与者中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倡导政策变革，而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很难理解他们所提倡的政策变革与他们的‘利益’之间有什么联系”，这种对道德规范与观念的强调与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结构形成了契合。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认识到全球公民社会的存在并对它进行相应的研究是建构主义在90年代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或者说，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促使国际关系理论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建构主义理论怀疑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理性的利益追求者的身份，同时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上升，其理论建构的过程实际上瓦解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国家主权的观念逐渐丧失了它在国际政治传统中的意义。对此，凯克和辛金克指出，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的观念无法满足对当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分析，引入网络的概念，研究行为体与规范和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助于弄清这些关系的发展脉络，并最终建立起相关的理论。
在关于跨国倡议网络的研究中，他们写道，“环境保护、土著居民、妇女和人权网络向国际活动注入了新的理论，这些理论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冲击着主权观念。首先，‘回飞镖’效应和网络的内在逻辑——即一个国内团体可以通过寻求国际盟友对其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迫使其政府改变其在国内的做法——削弱了绝对主权的主张。其次，通过提供与国家所提供的信息相矛盾的信息，网络可以暗示国家有时也会撒谎。非政府组织经常向国际组织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来源，但是，如果国际组织对这些信息做出了反应，特别是这种反应与国家的立场明确矛盾时，那么，国际制度无疑会以它们作为主权国家组织的基础。如果主权是一套通过实践不断加强的、关于国家权力的共同认识和期望，那么，假如这些实践和认识发生变化，主权也应该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国家承认了国际干涉的合法性并迫于国际压力改变其国内行为，那么，国家、公民和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重组就实现了。”虽然凯克和辛金克认为他们关于跨国倡议网络的研究结果本身并不支持会出现全球公民社会的观点，但是很显然，他们的研究本身建立在全球公民社会不断形成这一现实基础之上。正如他们所发现的，非政府行为体所提供的信息是阿根廷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得到全球关注的关键，非政府行为体在跨国倡议网络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明确接受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而是“更愿意将跨国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斗争的舞台，一种零散的论战空间”，并不妨碍他们准确地捕捉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变化。正因此，从建构主义理论不断系统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得以看到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国家主权观念变化之间的强大关联性。
在国际政治理论自我调整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还没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够从总体上准确地描述、正确地解释以及恰当地预测变动着的全球化体系”，新的理论获得了成长空间。早在80年代，一些学者就开始思考突破以主权国家间关系作为变动着的现实的解释基础的可能性，到90年代中后期，取代“国际政治”的新概念“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已经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可。这种转变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点，即“我们不应该强调国家的变动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变动，而应强调公民社会生活（空间）的变动，即社会关系的变动。这种观点才有可能摧毁混乱／秩序、国际政治／国内政治、政治／经济、国家间关系／超国家关系、权力／人道之类的二分法，并在社会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和复杂的全球社会关系整体的基础上重建这些概念。这种社会变动思想包含着一种必要性，即把国家及国家间关系看作全球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社会现象。通过这种理解，我们将能克服国家中心的变动观念，或以国家间关系为中心的变动观念。这样，就能抓住将社会各个层次互相连的社会变动了。这将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全球性的；社会生活存在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社会生活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换言之，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就是社会的变动。”研究视角的这种转变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转型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修尔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是疆域间的关系，而全球性则是超疆域的关系。国际关系是有距离的跨疆界交往，全球关系是无距离的超疆界交往。因此，全球经济不同于国际经济，全球政治不同于国际政治，以此类推。国际性的基础是疆域性空间，全球性超越了这种空间。”据此，全球政治是一个覆盖面更大、更具根本性的概念，而国际政治作为主要的次体系，指的是全球体系中的国家间体系。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全球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国际政治研究向全球政治研究的转向已经是一个可以预测的、不可避免的进程，只是，当前的全球政治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构架，它最大的成果应该是“全球治理”理论的形成。那么，全球治理理论又是如何超越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来看待这个变动的世界呢？下文将在简要评介全球治理理论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的实践过程及理论建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这一角色之于国家主权的现实和潜在影响。
二、分散的权威：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
全球治理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全球公民社会之于国家主权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平台。这种论断至少可以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而成立：一是全球公民社会是推动全球治理理论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支柱之一；二是全球治理理论虽不必然主张取消国家主权，但它或多或少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形成了挑战，基本上是一个置疑主权地位的理论形态，而这种理论核心的形成离不开对全球公民社会作用的充分认识。
对全球治理的讨论是对治理的讨论的延续。治理始见于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来概括非洲的情形；其后，1992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讨论了“治理与发展”问题；1996年经济合作与开发署的年度报告题目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发表了一份名为“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3期出版了名为“治理”的专号。
其后，联合国有关机构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创办了一份名为《全球治理》的杂志；1999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天涯若比邻》的长篇报告，阐述了公民社会和改善世界经济管理对于全球治理的重要意义；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大会秘书长所作的报告中更是全面阐述了全球治理问题。在新千年的开端，全球治理风靡全球。
